《东方学》作者是爱德华·赛义德于2003年9月24日下午在纽约逝世了。
现在我们写起这位阿拉伯移民智慧之星时，必须这样记叙他68年（1935——2003）的人生历程：他不仅是阿拉伯移民的智慧之星，也是东方与西方文明交往智慧融汇的智慧之星。他的名著《东方学》（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三联书店）、《知识分子》（2002年三联书店）、《文化与帝国主义》（2003年三联书店）。这些著作，尤其是《东方学》值得文科学生一读。它会给人们不仅仅是认识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和帝国殖民权力关系的新视角，而且是认识不同文明之间交往问题的关键所在。自从1492年哥伦布开拓新航路的世界海路大通以来，文明交往的迁徙性在人口流动方面，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1492——1945年，全球人口流动长期趋势是欧洲人口向世界各地的殖民过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出现的人口从殖民地向原宗主国的反方向流动。在这个移民流动群中，产生了殖民地知识分子移民群。爱德华·赛义德的经历，就是东方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交往中新移民潮中的佼佼者。他1935年出生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三教共同圣城的耶路撒冷。他出身于阿拉伯家庭。1947年联合国关于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建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国家）的决议公布，以色列宣布立国后，他举家迁往开罗，以后又移居美国，在普林斯顿（1957年获学士）和哈佛大学（1960年获硕士，1964年获博士）读书。196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开始了他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书路生涯，后担任该校终身教授。一般人认为他是文学研究、文化批评家，是后殖民文艺理论的代表人物。这是对的，但还不够全面，他应当是一位寓文史哲于一炉的阿拉伯文明传统的传承者，应当是一位学贯东西方比较文学家、世界史学家和文化哲学家，应当是巴勒斯坦和伊斯兰的政治家和跨越人类学、地理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甚至教育学和音乐学学者。他积极投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从1977——1991年的14年间，他一直是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独立议员。他的《言说伊斯兰》、《剥夺的政治》（1994），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一书，是他献身巴勒斯坦事业的代表作。
爱德华·赛义德是阿拉伯在美国移民作家群中的佼佼者。我在《阿拉伯国家史》中，有一节的题目是：《阿拉伯侨民文化：文明交往涌动的清新人文潮流》开篇写道：“在20世纪阿拉伯世界与外部的文明交往中，有一股文学、史学和哲学的人文科学的清新潮流，为古老的阿拉伯文明带来了勃勃生机。”在这里，我首先提到的是爱德华·赛义德，我认为：“他用自己深刻的《东方学》著作澄清了欧美式的东方主义描述，端正了人们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理解”。的确，他关于如何看待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关于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等问题上，在后殖民理论家群中可谓独树一帜。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观点，也以运动的参加者和批判者双重角色的独特风格而鹤立鸡群。他和其他后殖民理论家不同，不轻易否定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作用，不把发达国家压迫性的民族主义和不发达国家反压迫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而是看到了处于强势一方的跨资本与政治权力，在新条件下采取了新形式剥削压迫处于弱势一方不发达国家。他也和其他巴勒斯坦同事不同，不是无条件地反对西方和无条件为伊斯兰辩护，他在《东方学》重申了他“对于存在于民族主义中的偏执的本土主义和好斗的军国主义倾向的怀疑”，而主张“对阿拉伯人的生活环境、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现实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从而得出了令人佩服的结论：“只有和平对话的方式才能缓解无休止的战争给阿拉伯和犹太这两大民族所带来的苦难”。
爱德华·萨义德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国家的媒体，以至在伊斯兰世界媒体的报道中，大都认为他是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在美国的代言人，而且还称之为“最雄辩的代言人”。此言不假，他是享有全球声誉的，以学术与政治相统一的阿拉伯人。1969年开始他不仅参加巴勒斯坦政治活动，在美国发表文章，为巴勒斯坦人的正义发言，并与人合作创办和编辑《阿拉伯研究》季刊。1986年，他出版了与瑞士籍摄影师Jean Monr合作的《最后一片云天：巴勒斯坦众生相》的图文并茂的书，在他执笔解释文字中，怀着强烈的巴勒斯坦认同、展现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和带有自传性特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是一位学术上有个性、政治有主见的人。他总是掌握自己的价值尺度，从不走极端：对巴勒斯坦事业，他既坚定支持，又批评阿拉法特政府腐败、专制、不称职而且排斥贤能；他最早提出关于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国的问题，也最早批判恐怖活动，指出它的不道德和无结果性，并建议巴勒斯坦进行非暴力抵抗，学习曼德拉的榜样。他说：“我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不光是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也反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对难民营的轰炸”。他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和压迫，但又认为除军事力对比悬殊以外，以色列在欧洲，特别是在美国的舆论组织工作方面，远远压倒了巴勒斯坦。由于以色列有条不紊的宣传工作，博得了同情，而“巴勒斯坦”在普遍美国人心目中成为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在晚年，他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政治前途，提出了建立一个巴以和平共存的单一世俗政权设想。这是他长期反对巴以分治思想的理想化归宿。
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除了出版关于中东政治问题《剥夺政治》（1994）和《和平进程》（1994）两本著作之外，重点转移到总结一生的综合性论述。其中有：1991年出版了有关音乐的文集、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4年出版的《剥夺的政治》、《和平进程的终结》、《知识分子》和1999年出版的《格格不入》、2000年出版的《流亡反思及其他》、2001——2003年出版的《权力、政治和文化》和最后的著作《弗洛伊德和非欧洲人》。
在这些著作中有两个最重要的思想倾向值得从文明交往的角度加以审视：
第一，是文化霸权主义问题。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Cultural hegemony）和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分析了近两百年来的西方对伊斯兰与中东研究的思想史。他的独到之处，是把这期间的代表性著作和作者，放在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殖民侵略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力支配关系背景之下，加以系统考察，理清了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东方学》中，他主要是从学术和政治论著中分析文化霸权主义，而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他着重从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中探索被隐没其中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在他的解剖刀下，即使像简·奥斯汀这样的非政治作家的作品中，也有霸权主义的影子，至于吉卜林这样为英帝国唱颂歌的作家，就更其露骨了。他在分析西方帝国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关系问题时，把文化、意识形态的精神层面和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层联系为一个整体，作对立式分析。他以19、20世纪的小说叙事为分析对象，审视了以艾略特、康拉德到叶芝、阿契比、鲁西迪等作家的作品，从他们所处的政治文化具体脉络中，勾画了西方帝国主义野心与其文化之间的戏剧性的联系，两者互为作用。《文化与帝国主义》扩展了《东方学》的主题，使之延伸到东方对西方霸权的抵抗，并且强调了后殖民主义知识分子的反权力话语史。
第二，是世界主义问题。在《东方学》中，他的解构主义表述方式，是外部的不提供在场与真实的观察，其实这是他对这个时代的焦虑和苦难的思维方式。一个是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思考。1993年他在BBC英国广播公司讲演文集的《知识分子论》文集中，把知识分子看成反对民族主义和国家权力、是世界主义而非民族主义的人。他强调知识分子的不妥协的批判意识和不屈从于权力和权威，而摆脱专业性，成为超脱权力束缚的业余者。他提倡知识分子关心公共问题，敢于向权势说真话。1999年他出版的《格格不入》（Cut of Place，又译《乡关何处》），是一部回忆自己早年生活和家庭的文集。在这里，最明显表露了他是一个在那里都格格不入的永远的局外人和流亡者，一个受阿拉伯和西方两种文化影响，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的人。他少年时代离开了巴勒斯坦，后来他在哪儿都格格不入。他对流亡的强调，实际上是在把知识分子定位于现实的批判者，在两种文化的边境游离，从而超越两种文化，在边缘的立足点上通过比较，而较少受到限制地看清事物的来源、历史真相和现状。
以上情况反映了东西方文明在全球化交往中出现的个性化矛盾现象：他既极力谴责西方殖民主义者，又用西方人道主义和民主概念批判中东伊斯兰专制政权，既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解放事业，又反对极端民族主义而坚持世界主义。
爱德华·赛义德的晚年活动中，表现了他生平活动的一贯独特个性。“9·11”事件后，美国校园中曾掀起了一场文化大论战。他的立场是明确的：反恐战争其实隐含了美国的“帝国设想”，这项设想使美国把控制海湾石油扩展到北方产油国。他并不否认百年来阿拉伯人民族运动具有忽视民主政治与人权等缺点和弱点，但他认为阿拉伯人心目中的美国是“权力傲慢”的同义语。他强调说，阿拉伯人反对美国不是反对现代化和嫉恨科技，而是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和经济封锁伊拉克使无数老幼妇孺遭殃。在他去世前目睹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他一如既往地反对用武力解决争端而谴责此次战争为“肮脏的战争”。他从这一事件中敏锐地察觉到美国新保守主义、基督教极右势力和五角大楼鹰派三股势力合流汇成了新帝国的政治军事潮流。他在90年代的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就提出，帝国并没有成为遥远的过去，但他没有料到事情来得这样快，帝国原则在几年之后竟成为这个潮流的推动力。
爱德华·赛义德与世长辞了。他所清算的“东方主义”，这些殖民主义的遗产所积累的庞大文化知识、表象和叙事，是一种厚重的历史政治意识，是死而不僵的。它是政治的潜意识，会因时代变化而成为有意识。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如殖民时代，不消灭这些差异，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压迫剥削及形形色色现象仍然存在。他给后来者提出了美国文明演变的新课题。在美国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之间、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间，在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之间，仍然象帝国殖民主义时代的显著差异。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人们在欢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之时，应当认识到这个胜利是很不彻底的。发达的资本主国家对不发达的民族独立国家的控制和支配，只不过是改变了策略和方式而已。经济和文化上批判新殖民主义，后殖民理论的批判和清算，已进行了二十多年，但仍留下了许多有待深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最后，我们不能忘记这位移民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化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是公认的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批判知识分子代表。他在文化批评、比较文学与英国古典文学等领域研究的贡献颇大，而其特征在于跨学科的影响。香港《亚洲周刊》2003年12月21日刊登童靖峰的追悼台湾科技家温世仁的文章中，对这位英业达集团副董事长的浓郁“中国情”高度赞扬。作者引用了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的话说，温世仁的“中华情”所反映的就是赛义德所说的“宽广的人道关怀”。温世仁在2000年成立“千乡万才”科技公司，以5000万美元资金帮助大陆1000个乡网络化。他称：“网络是上帝带给中国的礼物”。赛义德的“人道关怀”具体为两岸的人文情怀。于此可见历史认同、文化向往、文明交往的广泛和深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