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明了史料的意义
有了材料之后，应当明白这些材料的意义，因为有许多书籍——尤其是古书——往往意义晦涩，不易了解。这一步工作可分作“意”和“义”两层来讲：
（一）字义的注释 文字的意义常随时代而变化，所以有许多地方，我们不一定可用现在的意义，去解释古代书籍中的文字。这凡是读过古书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又有许多文字的意义随地不同，如扬雄《方言》上所说的“不过”是一例；便是现在，也还有这种现象。有时候两个着作家对于同一个字的意义各抱不同的解释。又如古书里所用的同是一个字，亦往往因为上下文的关系，在同书各篇中各具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研究古书的时候应该知道：文字的意义常因时代和地域而不同；又因着书人的运用而不同。在同一书里又因文章的结构不同而不同。这都是训诂学上的问题，其中详细情形，一言难尽，此地不能多说了。
（二）真意的领会 文字意义明白之后，我们还要领会着作的真意，这就是研究着作者做这部书的时候有没有变态的心理和欺骗读者的动机。什么叫作变态的心理，我们后面再讲。至于欺骗的动机，大致有六种：
（甲）自私自利：对于有利本人，或本团体的事情，加意地夸大；官样文章、宣传作品，都是着例。
（乙）为势所逼：有种事情，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说，但为情势所逼，所以不得不如此。
（丙）心有好恶：论人论事，都凭着一己的爱憎。
（丁）心慕虚荣：本来不是自己做的事，偏说是自己做的；譬如近来张作霖的被炸，当时有好几部分人争先通电自命为凶手，以表自己对于革命的有功，几乎闹出代日本人受过的大笑话，就是一例。
（戊）取悦流俗：一般人的心理，往往为迎合群众起见，公然说出“昧心之谈”，其例不胜枚举。
（己）自炫文采：这是一般文学家的通病。《文心雕龙·夸饰篇》说得很透辟，此地可以不赘了。
总之我们要明白历史材料的意义，除字义的训诂以外，对于着作者有无欺骗后人的动机和变态的心理，都应当加以探索。史料意义明白以后，我们才可以去决定史料价值的高低。
六 断定历史的事实
我们既然知道供给历史材料的是什么一种人，同时并辨明材料的真假，了解着作的意义，我们就该将这种材料集在一处作第三步综合的功夫。综合功夫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事实的断定。关于事实的断定，大概以二个很简单的原理做根据：
第一个原理就是断定事实，应以这件事实的可能与否为基础。这是一个极简单的前提。在我们断定事实之前应该先研究这件事实，就我们经验上所知道的和现代科学上所发明的而论，究竟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我们当然可以假定它是容有。否则虽然人言凿凿，我们亦不能相信它。
例如中国的私家笔记里，往往充满了鬼怪狐狸种种荒诞不经的记载，甚至在《易经》里亦有“河出图，洛出书”这一类奇谈。这种事实断没有存在的可能，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不过我们同时亦要明白可能的事实，不一定就是容有的或曾有的事实。现在我国人在学术上的讨论，往往以为可能的事就是容有的事，或者甚至以为就是曾有的事。这是武断，不是科学的论证。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证实一件事实的曾有，不能不用第二个原理来做根据。
第二个原理就是断定事实，至少应有两种以上的记载之暗合。我们所有材料中间，往往有种种不同的或矛盾的报告；所以要断定事实的有无和真假，看来好像很难。但是我们所根据的原理却非常简单；就是可能的事实，我们要证明它的曾有，至少非有两种以上暗的证据不可。因为假使一件事实有两种以上的材料能够不谋而合、不约而同地来证明它的曾有，那么它的真确自然无可再疑的了。
不过此地亦有一点应该注意，这就是在古今中外的人类里面，总不免有一类人，不问他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普通人，不知不觉地怀有一种因错觉或因幻觉的变态的心理，喜欢虚构事实，妄言欺人。知识幼稚的人听了，亦往往转辗相传，以为真有其事。从前笔记中所记的和现在愚人口中所传的神怪，都是由这种心理发生出来。我们对于这种史料，不但有两个以上的证明不能相信；便是有一百个一千个以上的证明，我们亦应该根据上面那个原理根本上去排斥它。中国正史里的五行志以及各种笔记里的鬼怪狐狸，尤其是唐代以来的百家杂记，都是很显着的实例，我们在断定事实的时候，至少应该抱王充的态度，加以科学的或常识的衡量，不要受欺才好。
现在我们究竟怎样着手去断定事实？我以为第一步要博览群书，搜求必要的材料，并随时加以上面所述的分析功夫。第二步当读书的时候，应该勤事札记。依照材料的性质分别笔记下来，以类相从，以备比较同断定之用。读书笔记之后，可以得到下列三个不同的结果：
（一）所得各种证据不约而同：这种事实当然可信的了。
（二）所得各种证据言人人殊：这种事实，就比较的难以断定；有时在若有若无之间，那只好阙疑了。
（三）我们所得仅有一个孤证：这种事实，我们至多只能说它“容或有之”，不能凭一个人的证明就断定它确有其事。
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人，一面欢喜武断，一面又不肯怀疑。这个习惯，恐怕是从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因为当时的读书人，对于孔子的话，同朱子的注，不管它们合理与否，总得认为天经地义，丝毫不敢违反。这种不合科学态度的旧习，我们应该打破它。对于古书中所记的事实都应该抱“鉴空衡平”的态度去侦查讯问，然后再下断语。
程颐所说的“读书先要会疑”，真是科学上的格言。我因此常常回想到我们中国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史部的书籍，如果用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它们，它们的地位实在有根本动摇的危险，中国向来一班正史的作家我们虽然知道他们决不会虚构事实，但是他们不但不肯说明他们断定事实的理由，而且并不愿宣布他们材料的来历。这种深闭固拒的态度，极易使后人误会他们的工作是闭门造车。
衡以现代科学的标准，最多是“一面之词”罢了。所以我们要整理中国史，对于史料还要先做一番“探源”的功夫才行。我们因此更不能不佩服司马光了。他能够将他撰述《资治通鉴》时断定事实的经过在《考异》中宣布出来。
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比较其他偷窃掩饰的着作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七 比辑历史的事实
我们既然断定了事实的真确与否，就该把它们编成有系统的着作。着手编纂的时候，有两点应该注意：就是编辑前应该考虑的问题，和编辑时所用方法的问题。现在大略地加以讨论。
编辑前应该考虑的问题，我的意思有六个：
（一）定主题（topic）的界限：这就是确定我们研究题目的范围。使它可以概括我们所要说的话。
（二）定史事的时期：对于我们所要编纂的史事，定下一个发生和结束的时期。
（三）定史事的去取：在已经断定的事实当中，决定哪几件应该取用，哪几件应该割爱。
（四）明陈迹的变化：各件事实集合之后，我们应该细细去考察它们相互之间有没有因果的关系，每类事实变化的经过同变化的情形究竟怎样？
（五）定史事的重轻：在许多事实中，应该辨别它们的地位在这个主题里究竟孰轻孰重，以便笔述的时候没有详略失宜、轻重失当的毛病。
（六）定烘托材料的多寡：一篇叙事文要使它有声有色，那非有相当的烘托材料不可。究竟这种材料的分量，应该多少，宜加熟虑。
我们对于上述的六个问题加以考虑之后，方可着手编比。所谓编比的方法就是将上述六个问题使之具体化；换句话说，就是想出实际办法来。关于这一层，我的意思大致可以分为五点来讲：
（一）分成段落以类相从：例如关于经济的事实，归入经济一类；关于政治的事实，归入政治一类。此外如教育、宗教、艺术等等，也各归其类地排比起来。再依时代的先后和事实本身的重轻，一一加以叙述。其余和主题没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一概割爱。
（二）求各段间之连锁：各段落中各类事实之间当然不能绝对分开，必须使它们相互间发生极密切的关系。要使它们发生极密切的关系，就是要注意而且叙明人类过去活动上五个不同的方面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的地方（这是因果关系，不是因果律），把它们揉成一个整个的浑沦。
这样我们才可不致再把所谓通史编成一种类纂式的书本。
近来我国有人主张用分类法来编中国文化史，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一点的缘故。
（三）注意特异的变化：历史上的活动，普通可以分成三个步骤：(甲）原状，(乙）改造原状的运动，（丙）改造运动的结果。我们编辑历史，对于改造的运动应该特别注意。我们中国人编纂历史向来只是偏重原状和结果，对于极重要的改造运动，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绝不提起。
我们随便找一本历史的着作，都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它们对于秦代的官制怎么样，汉代、唐代的官制又是怎么样，都能够罗列得非常详尽。可是秦代的官制为什么而且怎样会变成汉代的官制？汉代的官制又为什么而且怎样会变成唐代的官制？这中间经过的情形总是难得有人注意。我们在前面说中国从前的历史着作，是死的不是活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将来编辑中国史，应该竭力矫正上述的毛病。对于中国人过去五个方面的活动，处处要注意它们变化——亦称演化——的经过；换句话说，就是要着眼在改革的运动。那么我们研究的结果才可以称为活的不是死的历史。
（四）表明事实的轻重：人类五种活动在历史上地位的轻重当然不同，就是在一类里面各件事实的轻重亦当然各不相同。我们编纂历史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表示出来？我们中国从前的着作家要表示事实的重要时，往往用许多不合理的形容词来赞美或攻击一个人或一件事。
在现在科学发达的时代，就一句话，用一个字，都有一定的分寸；这种不负责任、信口雌黄的办法当然绝对不能再用。换句话说，就是要用文学的手段来应付历史的叙述，在现在科学上是不容许的了。在历史着作里面要表示事实的轻重，方法非常简单：就是遇到重要的事实，记得详细一点，使它多占一点篇幅；遇到不重要的事实，记得简单一点；那就够了。这样做法，读者自能于不知不觉之间感到各件事实的地位究竟怎样。我们正不必虚费时间和脑力去做舞文弄墨的功夫。
（五）烘托材料之运用：历史文章要使得它能够“情挚气昌”，烘托的材料当然不可缺少。例如描写一个人的品格或一件事实的重要，都不妨用一些寻常的琐事去陪衬出来。至于这种烘托的材料究竟应该用多少，那却可由着作家自由去决定。这一点要看着作家的识见如何。具有别识心裁的人应用烘托的材料，一定能够恰如其分，不致闹出画蛇添足的笑话。良史的才、学、识“三长”里面所以以识为最是难能可贵，这亦是一个理由。
以上五个方法看来很是简单；但是要运用得宜还是要靠学力和经验。
八 勒成专门着作
上述的工作做完之后，研究的事业还不算成功。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步，就是着作。这一步工作亦很繁重。我们着手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亦有六点：
（一）文史要分别清楚：文学同历史完全是两种东西，我们对于它们的界限，应该绝对划清；我们断不可用文学的手段去做历史的工作。因为历史的根据是固有的事实，文学的根据是作者的神思——就是所谓想象力。神思是可以冯虚御空的，事实是不能由我们自由去颠倒或虚构的。简单地讲，就是陆士衡所说的“文翻空而易奇，事征实而难巧”两句话。历史的文章处处要受史科——或者不如说事实的真相——的限制，绝对没有自由行动的余地。
一旦有了自由，那就是文学的作品，不是历史的作品。
（二）着作要一线贯串：当我们着作的时候，要能够明定范围，揭示纲领，才能使读者有振衣得领、张网挈纲的乐趣。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要靠我们的卓识和真实的功夫。历史着作上所谓一线贯串，和文学作品上所谓一气呵成，原是一样。不过我们要知道历史着作上的所谓一贯，是以校勘、训诂等等的考订功夫做基础的。
（三）着作者要有反省功夫：我们要希望自己的着作有一贯的精神，应该多用一番反省的功夫。这就是着作完成之后切不可急求名利仓促出版，以致闹成笑话。当我们的着作未出版以前，自己先要再三阅读，细察内容有无失检或谬误的地方，以便随时加以修正。如能请相知的和相当的学者代我们自己再去校阅一番，那就更好。中国向来有名的着作家大半都是如此。我们的作品，不必问人家懂不懂，先要问自己懂不懂；不要让人家来批评，先要自己去批评。我们要知道：研究学问最高尚的目的，在于利人。假使退一步说，我们所抱的目的在于营利，那么我们亦应该以相当良好的商品去取得他人的代价。倘使以恶劣的商品去骗他人的金钱，这在商业道德上已是说不过去，何况关系学术的事业？
（四）叙事要恰如其分：叙述史事的时候，下笔要特别慎重。史文和史料，必须表里相符，史文应该绝对反照事实的真相，丝毫不得增减。可疑的应直言其可疑，可信的应直言其可信。是非虚实，秉笔直书，才算是正当的办法。学术上最可贵的美德就是“忠实”两个字。章学诚所说的“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就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