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公元约658—748年），字伯高，吴郡（今苏州吴县）人。官至左率府金吾长史，故后人称张长史。唐代整个的开元、天宝年间，是他的主要活动期。他师从智永、虞世南、陆柬之等一脉相承的“王家笔法”。其楷书《郎官石柱记》，规矩至极。宋曾巩评其曰“精劲严重，出于自然”；黄庭坚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坚实的楷书是他创造狂草的基础。张旭嗜酒，《国史补》中说：“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癫。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赞美“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张旭是狂草的真正创造者。在唐代书法革新的浪潮中，他率先揭竿而起，矛头直指占据“霸主”地位的钟繇和王羲之。张旭把钟王，主要是王羲之的草书，叫做“律”，把自己创造的草书，叫做“狂”，一个“狂”字代表了张旭的审美理念，也代表了他的创作纲领。“狂”的含意，一是“率意”，二是“奇怪”，三是“可畏”。唯其此，才能“顿挫郁屈，气踏欧虞”（董其昌语）。张旭的“狂”不是佯狂，他于雄浑深沉的大自然中，仰观俯察得到大彻大悟的。他自己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得奇怪焉。”又说：“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因此，张旭创造了不同于前人的崭新的旋律美。
《中国书学》里说：“中国各类艺术中，最自由的、最写意的，莫过于狂草了。”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里说张旭，凡宇宙间一切的“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由此可见张旭草书的“感情”“味道”“观象”是多么的丰富。又说，凡“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这才是，“义理（即哲理）之会归”，宇宙之奇观，最自由的大写意。旭草，真正代表了喷薄的、飞舞的盛唐博大气象！
盛唐充实的国力，开放的政策，创作的自由，是张旭狂草赖以出现的有利条件。但传统“律法”的制约，又使他被时人称之为“颠”，然而张旭的狂草，不但以他的惊绝才艺震动了当时，而且也流芳于后世。
《唐书本传》称：“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文宗时，诏以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唐吕总《续书评》云：“张旭草书，立性颠逸，超绝古今。”宋《海岳评书》曰：“张旭如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苏轼说：“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
《宣和书谱》称：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癫不颠者也。
《东观余论》曰：“观张旭所书千文，雄隐轩举，槎枿丝缕，千状万变，虽左驰右骛，而不离绳矩之内。”明宋濂说：“殆类鬼神雷电不可测度，其真所谓草圣者也。”明项穆讲：“伯高世目为颠，然其见担夫争道，闻鼓吹，观舞剑，而知笔意，固非常人也。”
张旭的遗墨，在宋明间还有《郎官石柱记》《奇怪帖》《贺八清鉴帖》《酒德颂》《宛陵帖》《春草帖》《肚痛帖》《断千文》《古诗四帖》等传世。然而今天墨迹全无，仅有《郎官石柱记》《肚痛帖》《断千文》的拓本及尚有争议的《古诗四帖》流传。
《古诗四帖》，明丰道生题跋：“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
董其昌题跋：“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
张旭遗迹虽少，但弥足珍贵，它使今人有幸看到盛唐狂草的真迹。
《肚痛帖》
【释文】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 致欲服大黄汤， 冷热俱有益， 如何为计， 非冷哉 。
此帖为唐张旭书。草书6行，共30字。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测。”此《肚痛帖》仅30 字，写来洋洋洒洒一气贯之。从刻帖中可以看出，写此幅字时是蘸饱一笔一次写数字至墨竭为止，再蘸一笔。这样做可以保持字与字之间的连贯，还可以控制笔的粗细轻重变化，使整幅作品气韵生成，产生“神虬出霄汉，夏云出嵩华”的气势。
《终年帖》
唐蔡希综《法书论》云：“（ 张旭 ） 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象自由，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由此可见，他的草书迥异于“不激不厉”的大王书风，而取法于“纵逸不羁”的王献之。其骇目惊心的壁书和屏书，今已荡然无存，草书作品《终年帖》等尚可从摹刻本中看到。 张旭的作品是公认的，如此难得的墨迹，留给后世的是那如骏马奔驰，倏忽千里，如云烟缭绕，变幻多姿的艺术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