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闻，严蕊并不以为意，当她成为一名歌妓的那天起，她就已经告诉自己以后的日子无论面对什么都要做到淡定释然。
而严蕊却不知道，传闻之后等待她的却是更大更凛冽的风雪，是那个冰冷的严刑，是阴森的牢狱。而这一切的发难者就是朱熹。
朱熹，号晦庵，南宋思想家，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对于他的主张，生性风流不羁的唐仲友是不以为意的，酒席宴会的言辞中就免不了会有些许的不尊与轻视，于是，他与朱熹间就有了点嫌隙与不快。那一年，朱熹受皇帝特命巡视浙江，他到了天台后就听说了唐仲友与严蕊间的种种传闻，于是，于公于私，朱熹决定惩办唐仲友。就这样，朱熹以“官府不得宿妓”定唐仲友的罪，找来严蕊要她承认二人有染。朱熹以为，一个弱质女子，想来吃不得刑拷逼问的，况且，欢场女子，也不会拿男女间的情爱当回事，只要刑拷一上，想来不论有无，都自然会认了的。到那时，他就有了切实证据指控唐仲友了。但是朱熹却没想到，任凭百般痛打，严蕊就是不承认自己和唐仲友有染。于是，朱熹将严蕊关在狱，想以此迫其承认，但严蕊的口供一如当初，朱熹从严蕊口中得不到切实证据，无奈中，只好以“蛊惑上官”为名将她发配到绍兴，让下级官员继续逼供。
绍兴的知州也是道学之士，在他眼里，自认为“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所以，他最容不得的便是风月颜色，轻柔妩媚。于是，严蕊天生的娇颜与柔弱，竟然成了他拷问的理由，对严蕊又是一番刑拷打。在严刑与酷打下，严蕊依旧不肯招半个字。就这样，严蕊又被关入大牢。这时候，监狱里的看守见此情形都好言相劝：“上司加你刑罚，不过要你招认。女人家犯淫，极重不过是杖罪。况且你现在也已经被杖刑过了，如今说了，也就不用受这等牢狱之苦了。”而严蕊，虽被打得伤痕累累，精神委顿，却依然凭着纤纤傲骨，以金石之声掷地：“身为贱伎，纵是与太守为好，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这样的节气与傲骨，纵然是身为男儿也为其敬，也为其叹！
这一场风月案，终于还是因为唐仲友的不服而告到了孝宗皇帝那里。唐仲友指责朱熹“酷逼娼流，妄污职官。公道难泯，力不能使贱妇诬服”，在唐仲友的状子里，他只说朱熹的“酷逼”与“妄污”，却只字未提严蕊的冤枉与无辜，不仅如此，对于严蕊，他一直以“娼流”与“贱妇”相称。所谓的权贵与娼流，谁比谁更凉薄！这一场争论，于孝宗看来，也只不过是“秀才争闲气耳”，于是，就把唐仲友与朱熹两下平调结束了争端。
严蕊坚不改口，而朱熹又被调走，绍兴知州觉得关着严蕊已没了意义，就将她放了出来。而此时的严蕊，却已是“委顿几死，奄奄一息”。纵然如此，自始至终，她都坚持了那句：“循分供唱，吟诗侑酒是有的，并无一毫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