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是世界性的，而瓷器则独属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瓷器的发明和发展，是对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一个绝妙象征物的感性追摹；以至于其本身，也成了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一个象征体。那个被追摹的绝妙象征物就是玉，或准确些说是“玉的精神”，即比附于玉的感性品质的社会意识和文化理想。黄绿色或青绿色的人工釉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出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时期玉器十分发达。从沟通天地的神圣法器到代表人间权威的高贵礼器，玉的奇光异质使整个社会崇仰它。以至于人们有可能对那些色泽与玉比较接近的釉陶器，加以赞许和更多的关注，也有可能激发出“仿玉”的创造意向。这种创造意向，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日益鲜明地表露出来。相信，这不是纯粹的推测：“仿玉”是推动中国瓷器走向成熟并达至巅峰的一种原始而重要的人文因素。综观青瓷的发展，其不断趋向青翠澄净之色、莹润蕴藉之泽的迹象，正是人们努力追摹玉色玉泽的结果。
（第三节）瓷的发展
关于瓷器的起源，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白陶（如大汶口文化的白陶），就是“原始素烧瓷器”；商代创造了青釉，发展成“原始青瓷”。另一种观点认为成熟的、真正的瓷器出现在东汉，即浙江上虞等地东汉窑址出土的青瓷器，而以前的带釉器是“高温釉陶”。两种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是“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科学的瓷器定义”。其实，凡事都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两种观点不难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原始白陶是一定瓷器因素的确切端倪（如高岭土作胎，火候在1000℃以上），而东汉青瓷则是瓷器因素的全面实现。
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江浙一带始终是青釉器（或说原始青瓷）的主要产地。悠久的传统，于东汉的浙江上虞等地孕育出了成熟的瓷器。汉代的北方特别流行挂低温铅釉的釉陶，釉的熔点低（700℃～800℃），质地软，呈黄绿色。与铅釉陶比较，南方早期青瓷的釉色，更显青绿光润。这种釉色效果与烧还原焰直接相关，而前者多为氧化焰烧成。
魏晋南北朝的中国，进入了瓷器时代。在北方，瓷窑发现虽不多，但出土的瓷器却不少。河北景县出土的莲花尊，已有很高的技艺水平。然而南北青瓷的风格差异却十分明显，业已形成两大生产体系。就釉色而言，北方青瓷青中泛黄，而南方青瓷则更加青翠。
这一时期的浙江青瓷生产，有越窑、瓯窑、婺窑和德清窑四个窑系。
其中德清窑还以出产黑釉瓷著称。黑釉与青釉属同一化学成分，只是铁含量较高。对青瓷工艺来说，铁含量的把握很重要，美丽的青翠色得之于1％～3％的比量，超过此量而逐级增加会由黄褐而深褐而终至黑色。黑釉的出现，为后来的铁锈花和乌金釉等奠定了基础。
有“诸窑之冠”美称的越窑，在唐代创造了中国青瓷艺术的高峰境界。陆龟蒙曾诗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所谓“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瓷青翠莹润之釉色特点的诗意写照。由于长石釉的使用、配料和烧造气氛的卓越把握，越窑窑工终于在烧造上达到了理想的类玉效果。这正是——“越泥似玉之瓯”。美丽的越窑器深得宫廷赏识，以至设官督造，并以“秘色瓷”相称。以后历代皆效此法，出现了官窑、御器厂等专为宫廷生产精美瓷器贡品的窑业机构。
隋代，中国窑工烧成了白瓷。这项伟大的成就，改变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南青北白”的新格局。白瓷对烧造技术有很高的要求，需尽量减少原料中铁的成分，并要适当地把握火焰。河北邢窑于初唐崛起，扶摇直上，以生产光素大方的白瓷而与越窑齐名。白瓷给人以崭新的视觉感受，故成时尚。一时间，“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但是，陆羽却认为“邢不如越”，理由有三：“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
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深谙中国瓷艺的精微奥旨，以玉、冰、青这些“玉”的感性品质为圭臬，指出邢不如越的要害。在这点上，邢窑为“白如玉”的景德镇瓷后来居上留下了—个突破口。
除邢窑外，当时北方的平定、平阳、霍州、曲阳、巩县和南方的成都、临邛、景德镇等也烧造白瓷。杜甫曾诗赞临邛白瓷：“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另外，用颜色釉（如郏县、鲁山、禹县等）、釉下彩（如长沙、铜官、邛崃等）和绞釉纹胎（河南、陕西一带）来装饰瓷器，也是唐代的成就，它们为后来的陶瓷装饰开辟了新路。于汉代铅釉陶发展而来的“唐三彩”（因常用黄、绿、褐等色釉装饰且有斑斓变化，故名“三彩”），鲜明而典型地反映了唐代雍容博大、清新华灿的时代风貌。
宋代，是中国传统瓷艺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也是“玉的精神”和类玉的品质体现得最为深刻的时代。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史上登峰造极。它那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品格，成为后世瓷业执著追摹的审美风范。“宋瓷”，几乎成了“玉”义的转换。
五窑之中，汝窑、官窑和哥窑都是继越窑衰微后而一贯青瓷传统的官家窑场。汝窑（河南临汝）瓷多为素器，土脉细润如同胴体，釉质莹泽，厚若堆脂，棕眼（釉中的微气孔）并巧露铜色胎骨最佳，以粉青为标准色。官窑在汝窑影响下脱颖而出，所指有三：北宋官窑（河南开封）、南宋修内司窑（浙江杭州凤凰山下）和南宋官窑（杭州郊坛下）。北宋官瓷承汝器之青，薄胎厚釉，新出月下白、天青等若玉美色，形制高古浑雅。修内司官瓷澄泥为范、体薄如纸，色泽粉青莹澈，酷似龙泉窑器。郊坛下官瓷，胎骨多铁，色近褐黑，釉色或入透胎骨，浑雅含蓄，或光泽显亮，呈翠青以至蟹壳青，润泽美丽。官瓷共同之特征：釉厚过胎，釉层有微小如珠之气泡攒聚（素称“聚沫攒珠”），釉面有自然天成之裂纹（素称“蟹爪纹”）；器口或棱线处釉薄而微露泛紫之胎色，器足无釉呈铁红或铁褐色（素称“紫口铁足”）。哥窑，窑址迄今未发现。据传，南宋时有章氏兄弟均善烧窑，生一生二同在浙江龙泉各主一窑。生一所造，即为哥窑。传世哥瓷一般呈“紫口铁足”之象，釉厚失透，釉面润泽如酥，有网状开片或重叠如冰裂纹或呈细密之“百圾碎”，裂纹多呈红黄色（俗称“金铁线”）或黑紫色。龙泉窑（亦称“弟窑”）
虽未在五大名窑之列，却以几抵厚釉极限的“梅子青”等，穷尽碧玉般釉色之美。
钧窑（河南禹县）亦属青瓷系，其出品特别发挥了原料内铜元素藉还原气氛的随机变化，生出亦青亦红的“夕阳紫翠忽成岚”的天成之美。钧窑的突出成就在于以多色釉的创造，突破了青瓷的单一青色。由于釉中磷酸作用，钧瓷釉面呈现乳浊状态，隐露棕眼和气泡，产生失透效果，使釉色不仅绚烂瑰丽，且有玉质般含蓄沉凝的意趣。
定窑（河北曲阳），以烧造白瓷为主，称为“白定”，兼烧色釉及白釉剔花器，依颜色有红定、紫定、绿定和墨定等色釉器。苏轼“定州花瓷琢红玉”之诗句，就是对红定瓷器的赞美。定窑的成就以刻、剔、印的装饰最为突出，使素白瓷的单调品质为之一变。另外，镶铜或金银于器物“芒口”（因扣烧而形成的粗涩的口沿），有美用兼得之巧妙。白定釉色乳白，比邢白瓷更有类玉感。
宋代是名窑美器辈出，官场民窑相竞的时代。耀州窑那青中微黄、刻纹隐现的青瓷，磁州窑那铁锈花装饰的黑、白釉瓷，建窑的黑釉中显“兔毫”、“鹧鸪斑”或“油滴”似褐色纹象的天目釉瓷，吉州窑巧用木叶、剪纸痕迹为装饰的各色釉瓷……虽都是民间窑场之出品，但其闻名遐迩，遗风悠远，启迪后进。宋室南迁，窑业良工随之南下，中国瓷业中心移定南国。一部分窑工定居景德镇仿制定器，胎骨釉色纯自如粉，称作粉定。然而，当时最有成就和特色的，是湖田窑的出品。这种瓷器的胎骨上多有“半刀泥”刻纹装饰，覆透明青白釉汁，显出深浅纹迹的影调变化，幽趣无穷，被称为“影青”。中国白瓷体系随宋代影青出世，形成南北二系。北系以白中泛黄的定瓷为代表；南系则以白里泛青、青中见白的景德镇瓷为代表。青白瓷体现了白瓷领域卓越的类玉追求，它不仅使素器“白如玉”，亦把这种釉色品质广泛地带人后来各种彩绘瓷中。
蒙元统治者崇尚白瓷，青瓷逐渐衰落。白瓷的突飞猛进，引出了元明清彩绘瓷日占上风的新格局。首先是釉下彩绘青花瓷的猛然崛起，它在明宣德时期达到空前高度。继之，明成化的青花斗彩和填彩、清康熙的古彩、雍正的粉彩和乾隆的珐琅彩等一一登场。
颜色釉一路，以元代釉里红为开启，随后，祭红、郎红、胭脂水、碧玉釉以及乾隆时期的无数色釉鱼贯而出，宛若彩练横空，气象绚丽。
由宋至元，由元而明清，景德镇以“天下瓷宗”之尊垄断了中国瓷业。人们称赞景德镇白瓷：“白如玉、声如磬、薄如纸、明如镜”，形象而贴切。这种赞誉所表露的对制瓷技艺的高度肯定，可以推及到景德镇瓷器制作的方方面面。除景德镇外，山西珐花器、宜兴紫砂陶器、石湾泥钧陶器、德化象牙白瓷、广州织金彩瓷等，都取得了特殊的成就。20世纪中叶以来，唐山、醴陵两个新兴瓷区蓬勃发展，与瓷都景德镇势呈鼎足。一些传统产瓷区，如龙泉、禹县、邯郸、耀州等仍持续生产，多有美用一体、意匠别致的窑器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