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类学的现实关怀
叶舒宪教授在文学人类学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已出版《文学与人类学》、《中国神话哲学》等专著、译著24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叶教授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揭示出文学中反映的灾难与救世观念对于自然灾害频发的当今社会的启示意义。见《文学中的灾难与救世》，载《文化学刊》，2008（4）。
一、文学人类学的定义及其源流
文学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文学和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具体而言，它体现为自觉借鉴和运用人类学的视野和模式，对各时代、各地区、各族群的各类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和总结人类文学普遍的内在模式、结构、规律，并在本体论层面上进一步追问和反思“文学”的含义。
由于文学人类学结合了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双重特点，一方面，重视对人类文学普遍的内在模式、结构、规律的探讨，这种升华到诗学层面的研究与侧重于文学本身美学或心理学上研究的总体文学具有共通性；另一方面，它注意在以族群为单位的前提下，通过多元比较来把握由想象和虚构等表达行为所体现的人类“整体性”，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和文学的共同性上来从事研究。可以说，通过文学人类学对单个地方族群文化的关注和多元比较，比较文学将最终达到理解人类总体文学的目标。
在西方学界，文学人类学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以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弗雷泽为代表的“神话仪式学派”。接下来，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以神话为主要对象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这种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无疑大大地推动了文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的结合。
泰勒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基础，首次在英国建立文化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基本轮廓。
詹·乔·弗雷泽于1890年出版了两卷本文化学巨著《金枝》，收集、援引了大量的神话、传说等民俗资料，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原始信仰与原始文学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
文学人类学作为自觉和明确的文学研究范式，是由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在《批评的剖析》等著作中确立的。弗莱将心理学或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型移到了文学领域，赋予原型（archetype）以文学的含义。原型就是对反复出现的典型意象的指称。因此，原型批评又被称为“神话批评”。这一总体性文学观，以其纵古通今的宏阔视野和富于启迪的结构分类，成为文学批评史上一种新的研究范型。
在原型批评方法于欧美大行其道之际，来自德国的文学人类学家伊瑟尔提出文学人类学的元理论思考。他从文学作为媒介的角度力图帮助我们最终摆脱一个永无休止的困扰：什么是文学中的文学性？事实上，伊瑟尔是想从哲学人类学或者说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去追问文学何以存在，人类为什么要虚构等带有刨根问底思辨特征的问题。
除了文学批评家对人类学进行学科构想外，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也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作出了积极构思。由人类学家所提出的文学人类学思想，则主要以加拿大学者波亚托斯的长篇论文《文学人类学：走向一个新的整合领域》为代表。正是人类学自身在20世纪后期对“书写文化”的反思和转向，即对民族志书写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批判性重构，催生出了“人类学诗学”和“民族志诗学”等派别。不管是“人类学诗学”还是“民族志诗学”，它们都是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因此，这种人类学自身催生出来的文学人类学实质上已经与文学批评家所指的文学人类学相去不远了。
从以上概述中可以看出，文学人类学在西方学界大致体现为文学研究者从事的文学人类学和人类学家提出的文学人类学。前者以弗莱、伊瑟尔为代表，他们分别拟构了具有很强实践性的“原型批评”理论和进行了具有强烈形而上意味的“文学本质”的讨论；后者偏重于对文学文本的文化符号分析，通过对口语文化、文本中的非语言交流系统的分析，使构成文学文本的物质媒介产生了革命性变化，为究诘文学本体和功能带来了新的角度。文学人类学把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学一视同仁地纳入自身的研究范围，同时将文学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比较基础上用综合的方法对文学做全面的研究。这样，文学人类学就与比较文学跨越国别、语言、文化的“比较”及其走向“总体文学”的趋势有着内在的契合力和亲和感。
二、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从媒介的角度区分，一般可分为文字文本和口头文本（包括仪式文本）。文字文本，顾名思义是指由文字符号组成的文本，包括传统文学研究关注的作家作品，还包括其他一些文字印刷品。口头文本一般指不依赖文字传递，由一个族群文化集体流传下来的史诗、歌谣、仪式、舞蹈等，同时，它还必须包括史诗、歌谣、仪式、舞蹈等在展演过程中的具体情境，即时间、环境、人物身份、仪态，等等。也就是说，口头文本是一个文化事项被表演出来的动态过程。
文学人类学从人类学家那里学会了研究文化的整体结构和建构文化总体演变模式的方法，在进行文学文本分析时，强调从单个文本和文化整体的联系中去透视文本的意义。在书面的文学作品研究方面，以弗莱为代表的学者确立了一种“神话—原型”批评的文学总体研究范式，中国学者叶舒宪、萧兵等人创建了跨文明“三重证据法”；在口头文本研究方面，研究者从语言形式、故事类型、表演过程、文化情境各个方面去解释人类共有的口头传统。
（一）“原型批评”对书面文学的总体研究
弗莱在弗雷泽的人类学、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影响下创建的以“神话—原型”为核心的文学类型批评理论，其基本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他认为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自主自足的体系。弗莱主张将一首诗或一部作品放在作者的全部作品中去考虑，放到整个文学关系和文学传统中去考虑，也就是说，批评家还必须对文学进行宏观研究，必须找到一种更大的范式，去发现和阐释文学艺术的总体形式和普遍规律。这种更大的范式就是原型。所谓原型，按前面所述，就是指在最伟大的经典作品中不断重现的原始套式，它根植于“原始文化”的仪式、神话和传说之中。因而，探究各种原型的“神话—原型”批评方法便构成了一种文学的人类学，因为它涉及诸如仪式、神话和民间传说等文学前的形态如何渗透到后来的文学中来的问题。
原型不仅成为今天的文学作品与过去一切传统相联系的中介，而且可以从这个中介切入来确定一部作品在整个文学传统中的地位，此外，还能借此勾画出作品从古至今的演变脉络，描绘出人类文学的总体景观图。
广泛存在于古代原始宗教中的“替罪羊”仪式更能说明原型的重现性。在神话中曾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替罪羊”式的人物原型：普罗米修斯、亚当和基督。他们象征着无辜的牺牲者为人类社会承担了本不属于他们个人的罪行。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就是一个“替罪羊”式的人物。美国学者费格生从古代宗教仪式的角度研究发现，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源于古代的“替罪羊”仪式。而在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中，类似“替罪羊”式的人物举不胜举：哈代笔下的苔丝，卡夫卡《审判》中的约瑟夫·K等皆是如此。
（二）“三重证据法”对书面文学的跨文明研究
由于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把文学经验与人类原初性的思维经验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其得以从文学经由神话、仪式伸展到人类心理，成为超越西方文学批评的一种跨文明的研究范式。在此情势下，以叶舒宪、萧兵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人类学学者突破了弗莱“神话—原型”批评拘囿于西方的文学总体框架，对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中一些共通的文学主题进行了原创性的阐释。这种运用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之外的异文化材料，即民俗学、人类学的田野观察材料和跨文化的文学材料来透视中国古代文学变化规律的方法，被叶舒宪称为“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到“三重证据法”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考据学、甲骨学同人类学相沟通、相结合的结果。人类学所提供的域外的、原始的、民族的、民俗的资料，成为我们反观本土文学的第三重证据。这种以人类学为媒介的中外文化与学术范式的对话和沟通，对于坚守“夷夏之辨”、笃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国学传统而言，显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叶舒宪运用这种方法大量地重读中国古代经典，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等。
（三）口头理论对口头文本的立体研究
文学人类学除了研究文字文本外，还非常注重对口头文本的考察，由于口头文本不仅包括那些一般不依赖文字传递，由一个族群文化集体流传下来的史诗、歌谣、仪式、舞蹈等，同时它还包括史诗、歌谣、仪式、舞蹈等在展演过程中的具体情境，即时间、环境、人物身份、仪态等。面对这种还原为具体情境中丰富多彩的活的文学，显然就必须提出相应的口头理论，以此来推动活形态的无文字族群的口头传统或根植于口头传承的文本研究。前者诸如中国蒙古族的《江格尔》史诗、藏族的藏戏、侗族的侗族大歌，等等。它们仍然活跃在当代某些族群和地区中，因而被称为“活形态”。后者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的《诗经》等。事实上，把荷马史诗和《诗经》等原来以为是文人创作的作品视为口头传统来研究，这个观念的产生就是口头理论的萌芽。
口头理论分为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三大派别。口头程式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帕里和洛德教授。其理论的精髓，是由程式、主题或典型场景以及故事型式或故事类型组成的分析模型。如果说口头程式理论主要提供了研究口头文本的形式和传承的工具，那么，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则关注口头文本的表现过程。民族志诗学还试图发现和描述从口传到书写的文学变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息缺失、传达变形、阐释误读和效果断裂等。
以上论述了文学人类学目前主要的三大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由于一个学科话语的形成与其对象的立场和描述密不可分，因此，随着新的学科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积累，与“田野调查”密切相关的文学人类学在研究视域和方法论上也必然相应的有所推进和拓展。目前的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大量正趋于消失的口头传统亟待记录、整理和研究，同时，中国的文学人类学还面临本土话语建构及与世界话语融合的问题。因而，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文学人类学的进一步展开中需要整合内部多视点的地方性文学现象，并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压力下构成足以和对方并置的“他者话语”，在相互的对话和交流中走向跨文明的总体文学。
文学人类学结合了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双重特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分为文字文本和口头文本（包括仪式文本）。通过对单个地方族群文化的关注和多元比较，文学人类学把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学一视同仁地纳入自身的研究范围，同时将文学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比较的基础上用综合的方法对文学做全面的研究，这样，比较文学将最终达到总体文学的目标。
请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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