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声音更微弱了。可是我把药拿给他，他像个小孩子似的吃下去，一面吃药一面说：“要是航海的人也得吃药的话，那可只有我这一个。”随即他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我也就离开了他。要是一切都顺手，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我应该把这桩事情通通告诉大夫，因为我吓得要死，怕的是船长后悔不该给我说那些实话，会把我干掉。可是偏巧发生了意外的事故，那天晚上，我那可怜的父亲突然去世了。这么一来，一切别的事情就全都顾不上了。我们自然感到的悲伤，邻居们的吊唁，丧事的安排，还有店里的生意也得照常料理，这就把我忙得要命，简直没工夫想起船长，更不会害怕他了。
第二天早上，他当然就下楼来了。他照常吃饭，可是吃得很少，喝的酒却恐怕是比平日多了一些，因为他自己到卖酒的柜台去取酒，一面绷着脸，一面喷着鼻子，谁也不敢阻拦他。在举行丧礼的前一天晚上，他照常喝得烂醉。在那吊丧的屋里，听到他不断地唱那支难听的老航海歌，真是吓人。可是他尽管很衰弱，我们却都对他怕得要死。偏巧大夫突然要到几里以外去出诊，我父亲死后，他从来没上我们这一带来过。我说船长身体衰弱，他也确实是不像恢复健康的样子，而是越来越衰弱了。他爬上楼去又下来，从大厅里到酒吧间，又走回来；有时候他扶着墙向门外探出头去耸着鼻子闻闻海上的气味，急促地喘气，像一个爬上陡山的人似的。他从来不特地和我打招呼，我相信他大概是忘记他给我说过的那些保密话了。可是他的脾气却更加喜怒无常，估计这是因为他身体衰弱，便比一向更加暴躁了。现在他喝醉了的时候，有一种吓人的举动，就是拔出短刀，摆在他面前的桌上。可是尽管如此，他却是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仿佛是一心苦思冥想、六神无主似的。比如有一次，有一件事使我们极为惊奇：他突然唱出一支不同的调子，那是一种乡村的情歌，大概是他在青年时期开始过海上生活以前学到的。
事情就是这样过了一些日子，直到出殡后那一天，在一个严寒、浓雾和霜冻的下午，大约三点钟，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心里充满了对我父亲的哀伤，忽然看见一个人沿着大路慢慢地走过来。他显然是个瞎子，因为他轻轻地敲着一根手杖引路，眼睛和鼻子上还戴着一个绿色大遮阳镜。他是个驼子，似乎是因为年老或是体弱吧；身上穿着一件带兜帽的破烂水手上衣，这就使他显出一副十分奇形怪相的样子。我一辈子没有见过比他更可怕的角色。他在离小客栈很近的地方站住，怪声怪气地朝着他面前的空中拉开嗓门喊道：
“有哪位好心的朋友肯指点指点我这个可怜的瞎子吗？我是为了捍卫祖国的神圣事业丧失了双眼的宝贵视力的——乔治王万岁！——请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在本国的哪一部分？”
“你在黑山海湾‘本卜舰队司令’客栈门口，大爷。”我说。
“我听见有人说话，”他说，“是个小伙子的声音。好心的小朋友，请你帮个忙，伸手引着我进去，好吗？”
我伸出手去，这个可怕的、声调温和的瞎子马上就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像一把老虎钳似的。我吓得要命，便挣扎着想要脱身，可是这个瞎子只用他的胳臂拉了一下，就把我拽到他身边了。
“喂，孩子，”他说，“把我带进去找船长。”
“先生，”我说，“说实话，我可不敢。”
“啊，”他冷冷地说道，“这我知道！你马上带我进去，要不我就扭断你的胳臂。”
他一面说着，一面使劲扭我的胳臂，使我大声惊叫起来。
“先生，”我说，“我这是为你着想呀。船长可不像过去那样。他坐着的时候，老是把短刀拔出来，放在身边。还有一位先生——”
“喂，快点，走，”他打断了我的话，我从没听到过像那个瞎子那么冷酷而难听的声音。那比我的疼痛更使我害怕：我马上就开始顺从他，一直从门口朝着大厅走进去，我们那个有病的老海盗就坐在那儿，醉醺醺的。瞎子紧紧地靠拢我，用一只铁手揪住我，侧着身子，把他一身的重量压在我肩上，我简直承担不起。“一直把我引到他面前，等他看得见我的时候，你就喊一声，‘这儿有个朋友来找你，毕尔。’你要是不干，我就这样，”他这么说着，就狠狠地扭了我一下，这一扭，使我顿时觉得快要晕倒了。在这紧张的时刻，我被这个瞎眼的家伙吓坏了，也就忘却了我对船长的畏惧；我一推开大厅的门，就用颤抖的声音照瞎子的吩咐喊出了那句话。
可怜的船长抬起头来，只看了一眼，他的酒劲就消失了，结果他就清醒过来，瞪着眼望着。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由于恐怖，还不如说是由于要命的疾病。他动弹了一下，想要站起来，可是我不相信他身上还剩下那么多的力气。
“喂，毕尔，你就在原处坐着吧，”那家伙说道，“我虽然看不见，却连一只手指头动一下也能听得见。公事公办。伸出你的右手来。小伙子，你揪住他的右手腕子，把它拉到我的右手这儿来。”
我们两人都完全顺从了他的话，我就看见他从拿着手杖的那只手心里取出一件东西，塞到了船长的手掌里，船长立刻就把它攥住了。
“好吧，手续完毕了，”瞎子说道。他说完，忽然把揪住我的手松开，迅速地跳出大厅，跑到大路上。他的动作之准确和敏捷，实在是惊人。我一动不动地站着，还听得见他嗒嗒嗒嗒地在路上敲着手杖，走向远方。
过了一会儿，我和船长才像是恢复了知觉。我一直还在握住他的手腕子。可是最后，大约在同一时刻，我终于松开了手，他把手缩回，瞪着眼睛望着他的手心。
“十点钟！”他喊道，“六个钟头。咱们还来得及对付他们。”随即他就一跳，站了起来。
正在他站起来的时候，身子摇晃了一下，伸手按在嗓子上，站着左摇右摆了一会儿，然后发出一声怪叫，全身挺直地倒在地上。
我立即向他跑过去，一面叫我母亲来。可是忙了一阵，还是无济于事。船长突然中了风，一命呜呼了。这倒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因为我确实是一向就不喜欢这个人，只是近来才渐渐有点怜恤他，可是我一见他死了，却禁不住哭了一场。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死人，头一次的悲伤还在心头，印象很新呢。
第四章 海客的提箱
当然，我赶快就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母亲，也许我早就应该告诉她了。现在我们马上就看到自己所处的困难和危险的境地。这个人的——如果他有钱的话——肯定有一部分是我们应得的。可是我们这位船长的伙伴们，特别是我所看到的那两个怪物，黑狗和瞎眼的家伙，不见得会放弃他们的赃物，不把它拿去抵偿死者的债务。船长叫我立刻骑马去找利弗西大夫，可是那就会把我母亲独自留在家里，没人保护。我决不能考虑这个办法。事实上，我们两人似乎是谁也不能在这屋里再待多久了。厨房的炉火里木炭的响声，甚至连钟摆的嘀嗒声，都使我们充满惊恐。在我们听来，附近一带仿佛是到处都有脚步声。我一时看着大厅里的地板上躺着船长的尸体，一时想象着那个可恶的瞎眼鬼就在近处转来转去，准备再回来。在这中间就有些时刻，照俗话说，我简直吓得心惊肉跳。必须赶快拿定主意才行，后来我们终于决定到邻近的一个小村里去求救。拿定了这个主意，马上就实行了。我们虽然都光着头，却立刻就在暮色苍茫和霜冻的迷雾中跑出去了。
那个小村子虽然还看不见，却不过在几百码以外，在邻近的海湾的另一边。幸好我们所走的方向与那个瞎子来时的方向相反，估计他大概是回到原处去了，这倒是大大地鼓起了我的勇气。我们在路上还只走了不多的几分钟，有时却还是停下来，互相搀扶着，静听一会儿。可是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声响——只有细浪拍打崖岸的低沉响声和林中的乌鸦呱呱的叫声。
我们到达那个小村子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已经点灯了。我看到门里和窗户里射出来的黄色光线，那股高兴劲儿，真是一辈子忘不了。可是事实却证明，我们在那带地方所能得到的帮助也就不过是如此而已，因为谁也不同意跟我们一同回到“本卜舰队司令”客栈去——你想必会觉得那里的人们真该感到羞愧。我们越向他们申述我们的苦难，他们——无论男女老少——反而越不肯离开家里，只图保住自己。弗林特船长的名字，虽然对我还是生疏的，他们那儿却有些人相当熟悉了，这就使他们感到非常害怕。除此之外，还有些男人到离“本卜舰队司令”客栈较远的那边去干农活的时候，还记得他们曾经看见大路上有几个陌生人，他们估计那些人是走私贩，便连忙溜掉了。至少有一个人看见我们叫作“猫窝”的地方有一只三桅小船。只是因为有了这些情况，凡是船长的伙伴就能把他们吓得要死。归根结底，我们虽然找到几个人愿意骑马朝着另一个方向到利弗西大夫那儿去报信，却始终没有一个人肯帮助我们守卫客栈。
人家都说胆怯是有传染性的，可是另一方面，讲道理却给人壮胆。那些人各自发表意见之后，我母亲就给他们讲了一番话。她声明，应该归她这死了父亲的孩子得的钱，她不愿意失掉。她说：“要是你们其余的人谁也不敢跟我们回去，吉姆和我却敢去。我们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回去，那就不感谢你们这些胆小如鼠的大个子好汉了。我们就把那箱子打开，哪怕是牺牲生命也不在乎。克拉斯莱太太，谢谢你借给我那只口袋，我们就用它把合法的钱装回来。”
我当然说我愿意和我母亲一同回去，他们当然是齐声大嚷，说我们太冒失了。可是即使到了这时候，还是没有一个人肯和我们同去。他们所愿意做的，只是借一支装上了子弹的手枪给我们，以防遭到袭击。另外还答应借给我们两匹装好鞍子的马，这是防备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人追上来的。同时还派一个孩子骑马上大夫那儿，请求武装人员的援助。
我们俩在寒冷的夜里动身去干这件冒险事情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圆圆的月亮正在开始升起，穿过雾气上面边缘，射出红的光来窥探着，这就使我们更加疾速前进，因为在我们重新回来以前，显然会是大亮的时候了；我们离开客栈的行动，就会被任何监视的人看得一清二楚了。
我立刻把门闩弄开，喘着气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独自一人和死者的尸体待在一起。然后我母亲从酒吧间柜台上取了一支蜡烛过来，我们互相握着手，走进大厅。他还是像我们离开他的时候那样躺着，睁开眼睛，一只胳臂伸向一边。
“快放下百叶窗吧，吉姆，”我母亲低声说道，“他们可能会来，在外面监视着我们。”我把百叶窗放下以后，她又说，“那么，咱们从这家伙身上把钥匙取出来。我可不知道，谁敢动他一下！”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发出了抽噎的哭声。
我马上就跪下了。地板上紧靠他那只手的地方，有一张卷着的小纸片，一面是涂黑了的。我毫不怀疑，这就是那张黑牒。我把它拿起来，在正面看到这么一道简短的通知：“限你在十点钟办妥。”字体端正而清晰。
“限他十点钟呀，妈。”我说。我正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老时钟开始响了。突然的钟声使我们大为震惊。可是消息倒是挺好，因为才只六点钟。
“好吧，吉姆，”妈说，“快找那把钥匙。”
我在他的衣袋里摸索，一个又一个找。有几个小钱币，一只顶针，还有些线和大针，一支细条的卷烟，咬掉了一截，他的弯把儿小刀，随身带的指南针，还有一只火绒盒，这就是几只口袋里全部的东西。于是我开始绝望了。“也许是挂在他脖子上吧。”我母亲提醒道。
我克制了一阵强烈的厌恶心理，撕开了他的衬衫领口。果然不错，他脖子上坠着一根油污的细绳子，我用他的小刀把它割断，就找到了那把钥匙。我们取得这次成功，便充满了希望，随即就连忙跑上楼去，片刻不停地跑进他住过很久的房间里。他的提箱自从他来到以后，就一直放在那儿。
从外表看来，这只箱子也像任何别的水手提箱一样，顶上有一个烙铁烧成的“波”字；箱角上有些破损，大概是长期使用、猛推猛甩的结果。
“把钥匙给我吧。”我母亲说。锁虽然很不灵活，她却在眨眼之间把它扭开，掀开了箱盖。
箱子里发出一阵刺鼻的烟草和柏油气味，可是里面除了一套刷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好衣服而外，什么也看不见。我母亲说，这套衣服他从来就没穿过。衣服底下摆着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具四分仪，一只小锡酒杯，几支卷烟，两支挺漂亮的手枪，一根银条子，一块西班牙表，还有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多半是外国货，一副黄铜框子的罗盘，还有五六个西印度群岛的稀奇贝壳。后来我常常想起他在那种被人追逐的流浪和犯罪的生活中，为什么要老带着那贝壳。
同时我们除了那根银条子和那些小玩意儿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连那两样东西也都不合我们的心意。下面放的是一件船上穿的旧斗篷，那是在许多港口的沙洲上让海水浸白了的，我母亲很烦躁把它掀开，底下就有箱子里的最后一件东西出现在我们眼前——油布裹着的一个小包，好像是一些文件的样子，还有一个帆布袋，只动了它一下，就发出金子的叮当响声。
“我得让这些坏蛋知道，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我母亲说，“我只要自己应得的一份，一个钱也不多拿。把克拉斯莱太太的口袋拿来。”于是她就从船长的帆布袋里数出他欠我们的账款，放到我撑开的口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