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太师府。言子游、季祛病正在跟范蠡说话。门人来报，鹿郢、湛太宰、扈大宗伯、夏大司马、窦大司空五人来访。
范蠡携季子、言子游三人迎出门外。众人寒暄、敬礼、安坐、献茶。
湛舌庸：听说范太师在姑苏搞得不错，一季就给国家上缴了一百万石白米，比以往出的多多了。我等正好也在这里公干，顺便前来祝贺。
范蠡：谢谢诸位大人。我已退休，逍遥自在。鹿郢太子非要我出来帮他一把，无奈，只好勉为其难了。
湛舌庸：听说你完全推翻了“一大二公”，自己另搞一套？
范蠡：严格地说，不是推翻“一大二公”，而是有选择的实行；比如对所谓敌资产业实行“没收”政策，我就取消了。谁是敌人呀？一个人只要老老实实的生活，就不能叫敌人，是吧。
湛舌庸：敌人总是有的，怎么可能都是朋友呢？若都是朋友，这个天下不就早太平啦？敌人的脑门上并没有都写上“我是敌人”四个字，许多的敌人都是暗藏的，需要我们去寻找去甄别。
范蠡：湛太宰的意思我明白，没有敌人时就要善于寻找出敌人——以往不是敌人的人，现在有可能是敌人。
湛舌庸：可以这样理解。
范蠡：国家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寻找敌人呢？没有钱的时候？****的时候？
扈浩进：范太师把国家的政策看得太功利啦。从我的角度来理解，一个明智的政权需要把人民分成几个层次：嫡亲是核心，宗亲是第一圈信任力量，官僚是第二圈依靠力量，良民是第三圈基础力量。剩下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变成敌人。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敌人是永远存在的，只是什么时候采取手段打击敌人，则很有讲究。你刚才说得很对，国家没钱的时候、内外交困的时候，都是最需要打击敌人的时候。
范蠡：如此说来，当政权没钱时，我们就需要找一些既有钱又不顺眼的倒霉蛋，给他扣上一顶“敌人”的帽子，就能把他的私产全部抢夺过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我们的国度里，什么是罪过？有钱是罪过？贫穷才是最好的？
夏若诚：穷，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再穷也能挺过去。
言子游：我是一个闲人，我不应该在大人先生们说话时插嘴。我只是想，要想做到孔夫子所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过于穷，恐怕是做不到的。人心是向上的，任谁也不想总过穷日子。大家说对吧？
窦皋如：言先生说得对。穷日子谁也不想过。问题是，怎样做才能让人们尽快的富裕起来，同时也让国家富裕起来。是“一大二公”好呢，还是姑苏这里搞的“公私兼顾”更好一点？
范蠡：“公私兼顾”的意思就是兼顾国家和个人两个利益。现在是诸侯兼并时期，国家政策的好坏直接影响广大百姓的取向——对个人发展比较宽松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吸引人口，相反则会大量失去人口。人口的多寡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强弱。说到底，国家利益的实质也是个人利益的集合，我们能够较好的顾及个人利益，也就等于较好的维护了国家利益。二者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现在姑苏府百姓们生活得安居乐业，政府也有能力给国家贡献更多的财富，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扈浩进：我不赞同范太师的看法。照范太师的说法，好像天下是百姓黎民的天下似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国家都是大王的，大王是上天的代言人。只要大王需要，任何人只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愿意出钱出力，就是反对大王，就是反对国家，就是国家的敌人。敌人就是敌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顺民。
范蠡：扈大宗伯认为国家是大王私人的，是不是？然而儒家认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大王一人之天下，民贵而君轻。大禹帝基于治水的需要，把各部落以军队的形式组织起来，集体治水、集体屯田，集体收获，集体分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那个时期“天下为公”的社会特点；没有私产，没有商品，没有交易，当然也没有人员的私自流动。现在不同了，家家有私产，人人想交易，四海之内人们向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今天在齐国，齐君是你的王；明天到了越国，越王也就成了你的王。所以，现在不能再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
言子游：我很赞同范太师的观点。人之有无罪过，一是由律法来评判，二是由舆论来评判；怎么能由君主一人说了算？倘若这个君主自身认知水平很低呢，倘若这个君主只是个简单的山头主义者呢？倘若这个君主本身就是桀纣呢？所以，是否是敌人，是否是罪人，是有衡量标准的，不是谁的嘴大谁就说了算。民为贵君为轻，就是这个道理。
季子：我也插一句，反对大王不等于反对国家，反对政权也不等于就是反对国家。我们脚下站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难道我们要反对自己站立的土地不成？
鹿郢：季先生说得透彻。
湛舌庸：范太师，你反对“一大二公”，为什么还要搞盐铁米丝茶专卖呢？我已经有专卖的规定了，你又另搞一套是啥意思？
范蠡：我主张的专卖是指盐米丝茶的出口专卖和铁、铜制品的国内专卖，跟你的垄断官营是有区别的。
湛舌庸：能讲一讲你的专卖是什么样的吗？
范蠡：我国盛产盐米丝茶，缺乏五金、牛马。为了使我们的盐米丝茶能够远销外国，我主张以国家的力量，组织船队向中原诸国贩运。这样比之私人经营，既可以走得更远，又可以走得更多，而且国家还可以获大利。不反对私营出口盐米丝茶，但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关税。至于金银铜铁锡，由于我国不产或少产，我主张鼓励私营进口，进口后由政府包买，而后制作成金属用具进行专卖；因为当由国家出面进口五金时，往往会与国际政治关系挂起钩来，十分麻烦，私人进口则灵活得多。
窦皋如：我们的专卖其实是专买专卖，官营跟私营是互为借用取长补短的。
夏若诚：据说范太师对法家的治国理念没有好评，可是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是在给国家制定这样那样的规定律条，这些不都是法制吗？
范蠡：法家跟法制有所不同。法制不是法家的专有，任何人在治国时也是要借助法律的。法家主张一切人与事皆已是否合乎法律条文来判断对错，这一点，我颇不以为然。律法只是一种遏制人们私欲膨胀的惩罚手段，是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规则是有限的，而人的行为是无限的。用有限的规则去套用无限的行为，显然难免生硬，难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法家的办法太过于表面化，简单肤浅了一些。尚需以儒道相参用。
言子游：范太师说的好，我们儒家的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从人的自身修养开始的，人知对错，知道礼仪廉耻，然后才能知道信守律法规则。修身在前，守法在后。
扈浩进：范太师崇尚私营，是否就如朱杨所言“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范蠡：我们道家一贯主张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俗简礼、兼容并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国、删繁就简、休养生息。朱杨所谓利己的观念，实际是指出了社会前进的推动力问题。一个社会为什么会不断往前进？不断地有新的生产技能方法出现？其推动力就在于人的私欲，就在于人总想用最小的代价获取足够多的收获。朱杨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社会要发展，要进步，首先就是要调动起每个人的积极性。这就是私营的立足点。
湛舌庸：你道家学问虽好，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如儒家学说来得实用。
范蠡：儒家学说也有不足。孔夫子说“君子不言怪力乱神”。儒家完全在回避鬼神的存在。鬼神难道真的不存在吗？有句俗话叫做“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其实人之初是痛苦的，人之死是愉悦的，否则为何人之降生会哇哇大哭，人之即死则面带微笑？显然，人更愿意生活在母体的肚腹之中，更乐意去往死后的安乐世界。而这个降生之前、死亡之后的世界，只能是鬼神的家园。我们无法看见的世界，不等于就不存在。孔夫子回避不说，是因为说不清楚；说不清而不说，不等于事情就消失了。不承认鬼神，人将肆无忌惮，必将堕入诡道。
夏若诚：说起诡道，让人不禁想起孙子兵法。孙子是多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听说范太师最近还反对孙子了？
范蠡：哦，孙子伟大，这一点不假，他的兵法必将开启战争史上的新篇章。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敢断定，孙子也必将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千古罪人。
窦皋如：你怎么能这样说？
范蠡：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下，以往两军对阵，是怎样打仗的？要先礼而后兵，要向对方说明我打你的理由，让你死个明白。这是什么？这是礼，是正义，是仁政，是坦然，是诚实信用。然而孙子是怎么讲的呢？兵者，诡道也。何为诡道？那就是出人意料、没有规矩、没有道理、不讲理由，一切皆以打败你为准则；只要对我有利，无论怎样也不为过，只讲结果，不论手段。作为军事准则，如此也无可厚非；但要是拿来做人做事，问题可就大了。试想，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完全不择手段、不顾礼仪、不讲廉耻、不要良知，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若人人都这样诡道来诡道去，好权谋喜阴谋，尔虞我诈、口是心非，那么，社会就将再无公正，再无坦率，再无诚信了。这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场景呀。
窦皋如：让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
鹿郢：依我看，范太师的主张是好的。大王也已经说过，会稽、姑苏各自实行自己的改革，互不干涉。夏伯伯、湛叔叔，就让我试着推行范叔叔的方法呗。若感觉不行，我们一定及时改正。你们看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