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酒类中找出一种契合江南人性格的品种来，既非性情火暴的白干，也非浑浊暧昧的米酒，更不是带着翻译口味的葡萄酒之类的假洋鬼子，而几乎——肯定——是黄酒。首先是它的颜色，黄酒的暗黄，那是全体中国人民皮肤的颜色。最初的造酒师傅一定洞悉了空气、皮肤与水的关系，才造出了那么一种与劳苦大众的脸庞相呼应的性格鲜明的中国酒。不用问，百家姓里，黄酒自然姓黄，是一种有着绵长时间概念的暗黄；是一灯如豆，映在原木家具上的暖色调的黄；一种草黄，而非紫禁城里富贵至尊华美雍容的黄金之黄。这样一瓶与天下穷苦人的脸色相匹配的黄酒，千百年间，在底层百姓的手上传递着，温暖着他们眼睛里浑浊的希望。苍白的嘴唇，浑浊的眼睛，慢腾腾的性格，一张油腻腻的八仙桌，都是适合黄酒登场的。“菰正堪烹蟹正肥”（陆游诗句）的时候，村场酒薄，光膀赤膊，点几粒花生米，呷一小口一小口的黄酒，酒力泛滥，一醉又有何妨！只是，黄酒仅仅局限在长江以南一块并不很大的区域——此间又以广大寒冷的乡村最为常见。当然，黄酒的中心是绍兴，绍酒天下名。说黄酒，不说到绍兴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袁子才在《随园食单》中，对绍酒推崇备至，把它比作品行高洁、超凡轶群的清官和名士。老头儿大概白喝绍酒的确有点过量，一张嘴终于彻底绵软下来，于是，冲口而出：“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一句话，黄酒在士大夫文人心中占据的位置何等重要。正宗的、窖藏数十年的绍酒，总是不多见的，吾辈也极少有机会喝到。但在江南底层百姓的八仙桌上，在油腻腻的老灶头边，每家每户，至少是有一瓶包装简陋、价格便宜的黄酒在的——那是用于去除腥味的料酒，担当的，是和姜、葱、蒜一样的角色。比如，在剖开的鱼、捏好的肉丸子里对上一点黄酒，立刻就散发一种醉人的酒香。即使在某些蔬菜如茄子，清炒的时候对入一些黄酒，也别有一种风味。黄酒有一股中药味，入口绵软，醇厚，暖心暖胃，其酒力是缓慢地上身的，喝起来不会像高度白酒，感觉到喉咙里有一道火舌流过。黄酒如丝绸，是一层一层温柔地抽剥你或缠绕你，不知不觉地，你就醉在了其中——醉得如软泥一般，扶也扶不起来。故性子刚烈的北方人，是不大敢喝黄酒的，他们宁愿喝性格暴烈的白酒，也不愿喝丝绸般缠绵悱恻，被江南人唤做“中国可乐”的黄酒。黄酒的功夫是渗透，是温柔的黑甜乡，在你还没有觉察到它的劲道，完全将它忽略的时候，轻松地将你掀翻。黄酒就是这样一把温柔的软刀子，杀人的功夫其实远在白酒一类的利器之上。所以，黄酒的缘分，总是偏向于阴郁的江南人，它似乎是为了顺应江南人的性格而发明的。如果往抽象里考量，黄酒带有中国哲学里特有的颜色和气味。它一味的顺从、宽厚、无奈以及庞大的苦难意识，是有点像过于普通的江南百姓。在一灯如豆的旧江南，你不会想到，围着火炉，有着数量庞大的人群正在喝它，因为有这样一种和他们的困难相匹配的黄酒，渐渐地，由沉默，他们开始变得多嘴多话。这个国家的人民，或许真的因为喝多了黄酒，才不知不觉变得这样的沉闷、守旧、琐细和绝望——幸亏善良的眼睛里还残存着最后一丝温存。很明显，黄酒一旦过量喝醉，一时间还真不易醒转过来。而有着黄酒性格的江南人，一旦从沉闷、守旧、绝望中觉醒，我相信，其抗击的坚忍勇毅，自会令人肃然起敬。
农忙时节，夏天的晚上，吃过夜饭，常常是，突然，风送来机埠的大水泵“劈塔劈塔”隐约的响声，我的心就麻痒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