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同志乘机受辱一事，成了国内舆论界所瞩目的新闻。据此发表的评论揭载多篇，其中最“振聋发聩”的莫过于如下的评论了，“做官的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利用舆论工具。将亲身遭遇诉之于众……这也是一片改革声中的一点新气象吧”，实在“使人耳目一新”。
这“使人耳目一新”的新闻，却使我有些疑惑。日前，笔者和一朋友就餐于北京东单的一家快餐馆。不想交票取饭时，却遭到服务员的厉声喝斥：“你买了几盒？”“两盒。”“胡说八道！”“是买了两盒嘛！”“胡说八道！”声音立时又提高了八度。那女服务员横眉立目，其神韵恰似持丈八蛇矛在长坂桥喝退百万曹兵的张翼德君，她同时收了三张票，而取饭时只有我与另一军人。亏得那位军人出面说明自己只买了一盒，我“混饭”的罪名才被洗清。女服务员污辱了我、谩骂了我，却无一丝悔意。她在明白无误地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后，只是把那饭盒向我一拨拉，施舍似地说了声：“拿走吧！”仿佛我不是花钱就餐，而是要饭行乞。
我很想“利用舆论工具将亲身遭遇诉之于众”，出一出这口“鸟气”。朋友却笑我太痴：“这种事多得很，你一平头百姓，谁会理你？‘真是蚂蚁戴眼镜，自觉得脸不小’。”我一想，倒也是。类似的遭遇也曾有过，投书报馆后不是均如入海泥牛了吗？人家是市委书记，受了两句“抢白”自然可以登报，成为沸沸扬扬的新闻；我呢，一介布衣，受的委屈即使甚他十倍，也绝无上报的新闻价值。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假如许士杰同志不是市委书记，乘务员不会向他再三道歉，不会恭恭敬敬地请他到第一排就座；报上也许不会登这则新闻，至少不会登在头版头条。这诘问已有人发出，无须我再赘舌。我想说的是，这种“官贵民贱”的封建等级观念不仅在机上人员和新闻界有所反映，几位当事者的言谈举止里也有那么点“遗风”。不由得想来饶几句舌。
其一，能与市委书记同行赴云南办理横向经济联合的，想必都戴有“帽翅儿”。他们在同乘务员办交涉时，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许土杰的职务呢？“他是市委书记，对他客气些！”是市委书记就得客气些，如果对一个贩鸭的个体户，出差的采购员，自费旅游的“冒富大叔”是否就可以不客气呢？其二，中国民航局局长一听说广州市委书记投书报纸批评民航，立刻找来《羊城晚报》阅读全文，随即，又找到有关方面负责人要求尽快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并发表谈话，疾呼：“这确实太不像话了！”广州民航局领导也就此事连续召开会议。其实，在民航系统，比这“不像话”的事多着呢，何以这次处理得效率如此之高，速度如此之快呢？倘若批评来自一位平头百姓，会惊动这么多的头头脑脑吗？再说许士杰同志，虽受了两句呵斥，但马上有人让座位，办交涉，服务员过来再三赔礼道歉，邀请他到第一排去坐。一般老百姓受此“礼遇”，早已“受宠若惊”了，许上杰同志却怨气未消：“我不想去高攀看不起我的人，去与他平起平坐。”这怨气里，是否有那么一点因是市委书记而受冷遇的愤然呢？
这便是我不觉“耳目一新”的缘由。“官贵民贱”，在封建社会是天经地义的。做官的，放个屁也香，“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嘛；老百姓呢？“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因为各级官吏的骄横跋扈，一般人竟把见官当做一件可怕的事了。究其实，“官贵民贱”的封建等级观念不过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这一封建思想的“幽灵”游荡至今，仍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围绕市委书记乘机受辱一事折射出来的种种世态，不是就可以窥到它的影子吗？我毫不怀疑，与此事相关的同志都怀有一种极真挚美好的愿望—以此推进民航系统的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服务质量。但是在我们挥舞的旗帜上倘染有封建思想的污痕，而我们竟全然不知，岂不是值得深思？
我以为围绕市委书记受辱一事，在国内舆论界掀起的这一风波，说不上是“改革声中的新气象”，也不值得我们弹冠相庆。恰恰相反，这则新闻被大肆张扬，为人们津津乐道，正反映了我们社会民主意识的匮乏。值此改革盛世，思想活跃，学派纷呈，这是好事。但也须警惕封建沉渣借一些新的名目重新泛起。一位妇女十几年侍奉瘫痪在床，缺少感情，丧失性功能的丈夫，被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标兵”表彰；一个规行矩步、三脚踢不出来个屁的窝囊废被说成“老成持重”选入“梯队”，类似的事并非少见！其实，不过是“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和“不为天下先”的中庸之道在现实生活中闪现的“磷火”罢了。回到题目上来，主人横遭冷落，不足为奇，天经地义；公仆受了点委屈，就立时成了新闻，这不正反映了封建思想年深日久，主仆关系长期颠倒，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麻木吗？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想取得成效，必须伴之以人的观念的变革，而观念变革的首要一条，便是要增强全社会的民主意识。老百姓不像“法门寺”中的那位贾桂一样，站着说话已成习惯，要自己坐下反倒“六神无主”；各级领导干部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切实确立起人民公仆的思想。这样说，并非主张市委书记乘机受辱不必一提，而是希望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凡受辱者皆应得到舆论的声援以至法律的保护，无论他是市委书记、中央委员，还是引车卖浆者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