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作品给予我们的真正财富，我认为不是坐着床单升天之类诡奇的细节，也不是长达一千字的句子，这些好像都是雕虫小技。伟大作品毫无疑问是伟大灵魂的独特的陌生的运动轨迹的记录，由于轨迹的奇异，作家灵魂的烛光就照亮了没被别的烛光照亮过的黑暗。马尔克斯的时空意识与我们一样吗？海明威的爱情观与福克纳一样吗？卡夫卡的人生观与萨特的人生观一样吗？他们的思想当然可以有我们给人家贴上进步或是反动的标签，但他们的作品呢？我觉得小说作美给人看，而只要传达了真情实感的就具有了相当充分的没美的因素。我觉得小说越来越变为人类情绪的容器，故事、语言、人物，都是制造这容器的材料。所以，衡量小说的终极标准，应该是小说里包容着的人类的——当然是打上了时代烙印、富有民族特色、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统一的——情绪。
《草鞋窨子》是个处在伪小说与真小说之间的东西，它除了说明在寒冷的冬天人钻进地洞能够得到一些温暖，除了说明鬼怪神异对人的警示作用，究竟传递了、包容了多少人类的情绪呢？
这种草鞋窨子在我的故乡已经没有了，它存在的主客观条件是：贫困＋优雅。
这篇破文章还有些意思，其实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抄得妙不妙就是。怎样才能抄了别人又不让别人看出痕迹呢？这只能靠自己琢磨。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技巧都不很复杂。怎样让鸡蛋立起来呢？打破就立起来了 ——十分简单。相信好运气的人都能碰到这种“一破而立”的机会。
又有，凡人都是有些坏毛病的，所以除了互相吹捧之外还有互相攻击，真正拿出艺术良心来评判仇敌作品的人古来也有，只是数量少些罢了。现今在地方作家群里还好，军队的作家们则全都如乌眼鸡般乱啄，果然是革命军人斗志昂扬，算啦，还能活几天呢？“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何况几个阉骡子般的臭文人呢？最无能的人才来写小说，当然首先是说我自己。
转眼到了 1986年，《红高粱》使我走了点红，《中篇小说选刊》转载《红高粱》，嘱我做创作谈，转载小说是令我愉快的事，写创作谈是让我痛苦的事，但还是没话找话说地写了一篇：
十年一觉高粱梦从小在黑土里打滚，种高粱、锄高粱、打高粱叶子、砍高粱秸子、剪高粱穗子，吃高粱米、拉高粱屎、做高粱梦，满脑袋高粱花子，写红高粱。所以我爱极了红高粱，所以我恨透了红高粱。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那个公社的书记，从海南岛弄来了一种杂交高粱，产量特别高，但是味道苦涩，公鸡吃了不打鸣，母鸡吃了不下蛋。人吃了便秘。乡村干部去公社诉苦，书记发明了一个办法，让大家回去用肉汤泡着吃。这法子太贵族，无法实行，书记就到医院蹲点，与医院的三结合攻关小组研究出了一种的确有效而且方便实行的方法，那就是，每吃一个杂交高粱面窝头，就吃两粒炒熟的蓖麻籽。这法子廉价而且有效，于是一夜之间就推行开来。但带来的问题也还是不少，这里就不去多说了。“文革”十年，我在农村，吃了足有三千斤杂交高粱，所以一接到入伍通知书，我就想：去你妈的杂交高粱，这一下老子不用吃你啦！在“文革”的十年里，我们十分地怀念那种好吃也好看的纯种的红高粱。我认为一个作家 ——何止是作家呢 ——一个人最宝贵的素质就是能够不断地回忆往昔。往昔就是历史，历史是春天里的冬天，秋天里的夏天，夏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秋天。秋天，我坐在一条高高的河堤上，看着堤岸下的柳树把一片片细眉般的黄叶抛掷到水面上，黄叶就在瓦蓝的水面上缓缓漂流，那时候，我的眼前就腾起了一阵阵轻烟般的薄雾，在薄雾中出现一条条纵横交错、通往过去的羊肠小路。沿着这些小路往前走，无数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甜蜜恋爱过、辛勤劳动过、英勇斗争过、自相残杀过的人们，一个个与我相遇。他们急急忙忙地向我诉说，他们认认真真地为我表演，他们哭、笑、忧、惧、骂、打，他们播种、收获、偷情做爱、生儿育女 ……幻想再现历史 ……追忆逝去岁月，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最近，我比较认真地回顾了我几年来的创作，不管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我个人认为，统领这些作品的核心，是我对自己的童年生活的追忆。这是一曲忧郁的为了埋葬自己童年的挽歌。我用这些作品，为了我的童年，修建了一座灰色的坟墓。《红高粱》是我修建的另一座坟墓的第一块基石。在这座坟墓里，将埋葬 1921 -1958年间，我的故乡一部分乡亲的灵魂。我希望这座坟墓是恢弘的、辉煌的，在墓前的大理石墓碑上，我希望能镌刻上一株红高粱，我希望这株红高粱能成为我的父老乡亲们伟大灵魂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