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范仲淹为了减轻人民在战争上的负担，建议朝廷采用了屯兵、招摹士兵、退食次边、开展边贸等办法，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
关健词：经营边疆实施军屯开放边贸
战争打的是士兵的勇敢、将帅的谋略、国家的财力。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范仲淹在《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中说：“臣等窃以西陲用兵以来，沿边所费钱帛，乃数浩瀚，官司屈乏，未能充用。”据有关史料记载：“宝元元年未用兵，陕西钱帛粮草人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五百五十一万；用兵后，人三千三百九十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有奇，盖视河东北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文献通考》24）这么多的粮草钱帛，如何得来？无非是两个途径：一是在本地加倍征收。据庆州于宋仁宗嘉事占五年刻立的《范文正公祠堂记碑》中说：“凤翔府天兴令，持监司符檄来摄州事，以刍粮数百万计暴加于民，促图己功，沸若羹鼎，至有力不堪弊，群窜他邦，甚至断吭绝胫，死以期免。”可见，当时加倍征收粮草赋税给民众带来的灾难；二是经中央政府机关采购调拨，从外地征收转运。范仲淹《奏为陕西四路入中粮草及支移二税》：“臣窃见陕西四路各屯重兵，所人中粮草又无定数，并支却京师钱帛，久而行之，府库须竭。”如何填补国库的空虚，各地官府都加重了对赋税的征收，无形中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及元昊背恩，国家发调赋以供边役……东自海岱，南逾江淮，占藉之民，无不肃然，苦于科敛，自其始叛，以至纳款，才五年耳，天下困弊，至今未复。”（《温国文正公集》第38页）
不仅如此，最为害民的是“支移”。什么是“支移”？就是老百姓要把应交的赋税或粮草送往用兵的边疆。运送粮草，不但老百姓要出人出畜，还要花费钱财，使老百姓困苦不堪。范仲淹说：“臣窃见陕西数年以来，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县督责，不能存济。兵间最为民患者，是支移税赋，转般斛斟。赴延州保安军，山坡险恶，一路食物草料，常时踊贵，人户往彼输纳，比别路所贵三倍，比本处州县送纳，所费五倍，害民若此，实非久计。”（《奏乞免关中支移二税却乞次边人中斛斟）
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范仲淹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立有“报国为民”大志、心存“忧乐”思想的他决心尽其所能，改革旧制，以纾民力。
首先他建议免除“支移”。他说：“臣等欲乞朝廷、指挥都转运司，体量关辅，今来灾旱，民力困乏，如边储有备，其二税与免支移。”（《奏乞免关中支移二税却乞于次边人中斛》）免去了“支移”，边疆上如何保证军民不致缺食呢？他提出以下对策：一、减除冗兵。“须拣精锐养赡，及将蕃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更占冗兵”；二、核定数目。朝廷派四位朝臣充任陕西四路经略计置判官，核实各处的军马数字，使每年所费粮草有个定数，以便均衡供应；三、促使节省。将京师供应的钱帛从原来费用中减去三分，再减去当地征收的赋税数，就是需要转运之数。“既粮草钱帛皆是定额，自然各务省节”；四、退于次边就食。战争不是天天发生。在未发生战争时间里，可令军队退往临近边关的州县驻扎，就食粮草；（均见《奏为陕西四路人中粮草及支移二税》）五、在次边郡实行“人中”与“回易”。所谓“入中”，就是官府在河北募商人输刍粟于沿边地区，给以“要卷（又称交引）”，到开封或东南州军取盐、緍钱及香药宝货等，以充其值。在陕西方面，商人输刍粟后，以卷到“两池”取盐。这种制度就叫“人中”。“人中”把农民的“支移”负担变成了商人的商业行为，对农民的负担是一种减轻。但商人得到的值要高于他们付出的值，这就会造成“府库须竭”。“回易”，亦称为“回图”，是军队的商业赢利性经营活动。一般由沿边地区的官员或将领主持，用朝廷专拨的钱物或军资库钱物、公用钱作为本钱，经营贩运茶盐、茶马贸易等商业活动，或以倒卖钞引、借贷生易等方式，谋取利润，用于弥补军费不足或地方财政的亏损。这为宋代律令所允许，也为范仲淹所提倡。（《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
其次，他建议招收士兵代替东兵。东兵就是禁兵，是从各地征收而来的。范仲淹在《再议攻守》中说：“臣谓守以东兵则危者，盖费厚则困于财；戍久则聚其怨。财困则难用，怨聚则难保。民力日穷，士心日离，他变之生，出于不测。”“盖费厚”，就是东兵即禁兵的待遇要高于地方上的厢兵或乡兵，同时根据北宋的规定，每三丁抽一为兵，将东兵派往远方戍守，家中还得派一人送食用的东西，实际上变成了三丁抽二，不但费用更高，而且农村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就是所说的“困于财。”鉴于此，他竭力主张招收当地土人为兵，防守边关。“臣谓守以士兵则安者，以其习山川道路之利，怀父母妻子之恋，无久戍之苦，无数易之弊。”（同上）当然，士兵就地当兵，就地戍守，不但熟悉当地地形，勇猛善战，将保家与卫国结合了起来，而且平时还可以参加农业生产。开发边疆，发展经济，保障自己的食用，这就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财力。
第三，实行军屯，长久解决军需问题。范仲淹认为与西夏的战争不可能速战速决，要作持久战争准备，所以粮草供应是个大问题。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军屯。他在《攻守议》中列举了汉赵充国、三国时的曹操，以及唐朝实施军屯而大获地利、仓廪皆满、下不甚劳、大功克举的故事，同时又讲述了他到延安亲眼见到知青涧城的种世衡，“欲于本处渐兴田利，今闻仅获万石”的事实，他建议说：臣观今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余羡，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而自息矣。且使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顾父母妻子而坚其守，比之东兵，不重田利，不习地势，复无怀恋者，功相远矣。倘朝廷许行此道，则委臣举择官员，约古之义，酌今之宜，行于边陲。庶几守愈久，而备愈充，虽戎狄时为边患，不能困我中国。此臣所以言假士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为守之利也。”范仲淹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宋仁宗于庆历元年（1041年）后季下诏：“诏令逐路都部署司经置营田以助边费。”从此，宋夏边界上的军屯发展了起来。屯田养兵，且耕且战，有警出征，无警务农，闲时操练，既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又解决了驻军的部分兵饷问题，一举二得。
第四，开放盐禁边贸。在庆州、延州之北，是产盐的地方（宁夏自治区的盐池县、陕西省的定边县），今陕西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食用的盐来自这里。庆州历来是食盐集散地，盐市的交易比较兴盛，而且，宋朝实行食盐官府专卖，政府可以收取许多钱财。自宋夏交恶以来，边贸停止，盐市关闭，这笔大的收入也就没有了。范仲淹来到边关，几次上书，“奏乞相度禁放青盐利害事”。他在庆历元年（1040年）二月，“奏乞于诸寨置榷场，用匹帛等博买熟户将到青盐，只于庆、环二州添起一倍价钱出卖，收得一色见钱，籴卖粮草及诸军请受，大段减得近里见钱，应副边上。”这就是说，开放边贸，利用青盐的买人与卖出，赚得钱利，再用来购置粮草，满足军队的需要。他在《奏论陕西兵马利害》一文中建议：“臣所以请放行向南盐客，使客旅入纳粮草并金银钱帛数。”这就是说，允许盐客向南贩盐，我们可以让他们向边关郡州交纳税粮或税款，用于赡养军队。他最后说：“山海之利，何足以吝？”
另外，还有些家不做盐的生意而很富裕，就劝他们向政府交纳粮草钱帛。达到一万贯的，可给以官佐；达到三万贯的，可以给一个不管事的京官。有些富裕家庭的子弟参加科考，只要他们交纳钱帛，就可给个科班出身，愿不愿意让朝廷候缺安排，都可以，悉听尊便。在宋朝是有卖官的政策，范仲淹只是想将边界上卖官得来的钱，就地交纳，可为民众减少许多额外负担。（《奏论陕西兵马利害》）
范仲淹建议朝廷采取这些养兵措施，最根本的用意在于减轻民众的负担，这也是“报国为民”的志向和“忧乐”的思想在经营边疆上的具体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