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良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曾经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他们不但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后人继续前进。在这些历史人物中，或者因某一方面建功立业而受到后世景仰，如孔子、李世民、顾炎武等，或者在其身后各个历史时期后人评价分歧较大，如曹操、岳飞、曾国藩等。欲求在道德、功业、文章各方面均有建树之人，实为凤毛麟角，千裁难逢。按熙这个标准考察历史人物，北宋范仲淹可谓当之无愧。因此，一千多年来缅怀和研究范仲淹的文章一直不断，完全有资格做成一部《范仲淹研究史》。特别是在当前掀起了一股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范仲淹研究热潮，更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在道德品质方面，范仲淹继承儒家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希望通过塑造高尚的理想人格和完美的神圣形象对政治生活和社会风貌发挥重要影响。少年时的范仲淹崇尚经天纬地之业，树立了济天下苍生的远大理想。针对唐末五代以来的武人政治统治，造成文治不兴、礼乐崩溃、士风浇薄、斯文扫地，儒学极度式微，士大夫缺乏道德廉耻和忠孝节义价值观念，整个儒士群体的精神面貌萎靡不振的社会局面，范仲淹振臂倡导树立奋发向上、积极进取、超越个人利益得失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风气，抨击士大夫阶层苟且偷安、明哲保身的精神状态。由于范仲淹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到北宋中叶以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责任意识不仅得以复兴和发扬光大，而且成为宋代士大夫阶层普遍行为准则。在这一时代洪流中，范仲淹不但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和时代的重任。成为复兴儒学精神的领袖，而且被后世历代仁人志士所效法，成为历代士大夫理想人格的道德楷模。
在建功立业方面，范仲淹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范仲淹是北宋时期着名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古代实践民本思想的典范。他的民本理念及其实践活动，主要体现在忧国爱民、救民众于灾难、为民众利益实干、顺民意得民心等方面，不仅对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今天的现实社会也具有借鉴意义。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整顿吏治，以厚禄养廉；改革贡举制度。兴办学校，培养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减轻徭役，以省民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重视富国之本。这些都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同时也为此后历次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范仲淹历任地方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躬身实践民本思想。如在泰卅修筑扞海堤堰，在苏州疏浚五河，在杭州发明“以工代赈”之法，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范仲淹在陕西任职期间，上表请求朝廷借鉴历史上成败得失，引以为戒，提出防御西夏“抚纳”与“攻守”兼备的策略。他提出的“以盟好为权宜”，“以攻守为实事”的方略，成为创建对西夏积极防御战略体系的核心思想。对于迅速扭转北宋在宋夏战争中的不利局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范仲淹的上述功缋，奠定了其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历史地位。
在立言寓教方面，范仲淹倡导朝廷和地方兴办学校，对宋代士风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他所做的散文《岳阳楼记》，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佳作；而所填的《渔家傲》、《苏幕遮》则是着名的宋词，意境高远。尤其是范仲淹把历代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感升华为内涵深邃的忧患意识，超越了个人情结，提升为普遍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他不赞赏古人遇困境“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和逢顺境“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两种境界，而追幕古人先忧后乐的高风亮节，吟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范仲淹之所以要效法古人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的行事原则，归根到底还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前途命运。他的“先忧后乐”名句，成为千百年来志士仁人的座右铭，堪称古人“立言”的典范，其价值已经超越特定的时代背景，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因为范仲淹的品格无比高尚，政绩非常突出，思想博大精深，所以引起当今许多专家学者的潜心研究，撰写出大量的专着和论文。有的是从整体上论述范仲淹的各方面成就，有的是针对范仲淹某一个领域的建树作出精深研究；有的是从宏观上阐述范仲淹的思想，有的是专门探讨范仲淹在某一地区作出的政绩，从而把学术界对范仲淹的研究推进到空前深入的水平。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甘肃省庆城县政协主席刘文戈先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集中力量研究范仲淹任庆州知州期间的政事，曾经撰写《范仲淹知庆州》一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此后仍然兴味无穷，继续笔耕不辍，相继撰写出一系列研究论文、考证资料和戏曲剧本，利用各种形式表达对范仲淹的敬仰之情。作者拟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成册，题名为《范仲淹戍边》出版发行，以飨读者，是一件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事情。
首先，本书紧密结合范仲淹戍边时期的历史，考察其各种思想和策略的形成与内涵。作者分篇论述范仲淹戍边时期的民本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以及防守策略、用人方略，都是建立在具体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论据充分，史实确凿，避免了抽象地议论和笼统地解释，言之成理，令人信服。毋庸讳言，当前的范学研究成绩固然伟大，弊端也不可避免。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仅仅根据范仲淹某一特定时期针对某些事件形成的认识或思想，作出带有普遍性地论断，求之过深，出现无限拔高的倾向。研究者的主观意图固然不错，但结论却不符合历史事实。名为敬仰范仲淹，实际上反而歪曲了其真实形象。刘文戈先生从范仲淹戍边的历史事实出发，对范仲淹作出知人论世的研究和评价，这种研究方法非常可取。
其次，作者利用身处其地的天然优势，对范仲淹知庆州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以及相关的人文地理加以考证，披沙拣金，时有获宝。书中对细腰城、大顺城以及陕甘某些城寨地理方位的考证，对庆州在全国最早给范仲淹立祠、苏州保存的宋代范仲淹刻像最初来源于庆州的考证，都有根有据，可以确定。回忆25年前我在地处西北的兰州大学撰写硕士毕业论文《宋代骄兵问题初探》，当西北师范学院宋史研究专家陈守忠先生给我答辩时即指出论文没有写庆州兵变的缺陷。刘文戈先生居住地甘肃庆城县即古庆州之地，耳熟能详，所以在书中专门记述了北宋庆州的这场兵变。其结论认为庆州兵变原因之一为“边关将骄兵情，任意肆为”，和我对宋代兵变性质的认识完全一致。本书这类拾遗补缺、填补空白的内容很多，有助于增进对范仲淹以及相关历史知识的全面认识，颇有价值。
再次，作者在书中史论结合，深刻阐发对范仲淹文章的历史感悟，为今天的现实社会寻求历史的借鉴。例如对宋代御边“攻守议”的认识和评价，对吕夷简举荐范仲淹戍边居心的考察，对范仲淹几通碑铭的读后感，以及对范仲淹所作诗词的解析，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给人以启发。尤其是作者具有引古鏊今的历史意识，把古今历史联系起来解读，更具有现实意义。正如作者所言：“我衷心地希望范学研究与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获得更加深入的发展。”众所周知，研究历史不是要孤芳自赏和发思古幽情，而是要用其所学为社会服务，用历史智慧之光照亮未来社会的前程。在这方面，研究地方史更容易做出成绩，发挥现实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