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之际，旗籍大臣中，倭文端以理学著称，一时风化，颇为之转移。吾乡吴竹如侍郎与之志同道合，蔚然为一代名臣。费莫氏文文忠公字博川，为先文庄朝殿之师，每见，敬礼有加，称誉不容于口。同治初，政欣欣然有太平之象，虽恭王当国，皆公赞襄之功。及卒，李文忠叹曰：“旗人中麟凤也。”倾服如此。宗室岐子惠将军出镇成都，与文庄曾通兰谱，而见解不合。文庄不以加旗饷为然，主张以历年八旗欠饷，准其移奖实官，俾克转售得资，以济穷困。将军曰：“转售必有折扣，是亏在旗民，宜待国家财政宽裕，仍取之官。”成都旗营兵有为盗者，照章应先销旗档旗籍，而后加刑。华阳县知县张济，于报案公文不载其旗籍，而录于口供。文庄阅案已毕，未览供词，遽批“就地正法”。将军问知其故，即请将张济解职参办。文庄曰：“治盗严而加之罪，民其谓我何？愿公宽之。”将军固执不允，因之大哄。既而，交好如初。其坚忍之性，真旗人之健者也。
旧制，景祖以上宗支称觉罗，景祖以下子孙为宗室，而格格、额驸则无限制。乾隆三十六年，宗人议准：世祖章皇帝位下子孙所生女，照例视爵，封授格格、额驸，给与俸禄；其余王公之女给虚衔，推恩至四世以下。同治二年诏：自高宗纯皇帝以下各王公所生女，均为近支，照例封授格格、额驸，给与封禄；其余均为远派，仅封授格格、额驸虚衔。虽以次递降，仍推恩至五世以下。凡一朝崛起，封建亲戚，屏藩帝室，当时人数无多，未始非荣幸之事。传之既久，至光、宣之际，愈演愈众。甚至四品宗室，及格格、额驸名位，求其一饱而不可得。成都将军岐元子惠，自言：幼时贫困，夜出挈篮卖萝卜，行至某处，近于其姻家，闻声延入与语，惭而逃去。余家在旧京时，车夫用一重亻台，即有额驸职衔，问之，则云：“非此，将坐以待毙。”逊位以后，艰苦之状，不忍言矣。
屠梅君《请归政之后处省密摺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恳恩披览然后施行》一摺，在醇贤亲王疏请继续训政数年之后而上者也。醇贤亲王之于德宗，义虽君臣，恩实父子。王既有此请，则是时德宗年少，圣德未宏，将以有待，自可默喻。屠侍御更陈所见，何致遽膺谴怒，其故不得而知。果如侍御之言者，可免甲午中日之战，可免戊戌维新之局，可免慈圣三次垂帘之命，可免大阿哥入嗣之举，可免拳匪作乱，以致八国联军入都之惨，可免四十五年九百万万赔款本息之费。侍御此奏，关系岂小也哉！
归政、大婚，两次大典，三代覃恩，赉及赫德。其余军功，督抚提政，无论存没，皆叨异数。所遗者，惟先文庄及沈文肃二人。文肃殁已久，或一时遗漏。文庄以浙抚任内，奏请缓加旗饷，增练海军，与醇亲王设施大政全然相反，致忤邸意，故不及。李文忠函，则谓邸于此事，并无意见云。附录《缓加旗饷疏》如下：
叠准部咨，筹办海军经费、旗兵加饷二事，此皆国家根本之计，远大规模，臣虽至愚极陋，何敢稍有异词。惟两事并重，当先重其尤重者；两事并急，当先急其尤急者。方今外洋环伺，迭起衅端，我所以隐忍议款者，以海军未立也；彼所以肆意要挟者，亦以我之海军未立也。圣漠宏远，创立海军衙门，筹备船械，操练兵轮，此至重至急之务，万不可再事迁延稍缓须臾者也。至于八旗兵丁，皆我朝开创之初，从龙旧旅。自减饷以来，不免拮据，议复原饷，固理所当然，臣昧亦所钦仰。惟两大政同时并举，需饷太巨。天地生财，只有此数，府库进款，岁有常经。自咸丰初年用兵以后，外备强敌，内防伏莽，各省防勇，万难全撤，虽益以厘金、洋税，仍若不足。臣忝抚浙江，已叠将支绌情形一再陈奏。各省情事，虽不尽知，然屡准户部咨催协饷，开列清单，即如江苏、广东，素称丰裕，亦复欠数甚巨，其余各省，大略相仿。今骤需巨款，势必纷纷欠解，部议处分虽严，然只能竭其所有，势不能强其所无。两事兼营，万难兼顾，不如略分先后，期于必成。可否饬下户部，将各省协解饷款通盘筹计，不以历年派拨之数为定，而以各省实解之数为额，究竟每年能添解若干。如不能两事并举，只可先竭一二十年之功，岁提三四百万，专意海军。待海军就绪，库有储馀，再议旗兵加饷。庶循序渐进，事有归宿。溯查旗兵减饷三十年，固属异常困苦，亦已支持到今。臣非敢谓加饷之不重不急也，而以海军关系较之，则尤为至重至急。故为此万不得已之说，或亦一举两全之计。至国家亿万年丕基，当筹亿万年久长之策。八旗丁口众盛，数十百年后，蕃衍生息，其数更倍于今。即兵饷复额，万无给足之理，朝廷亦更无养育之法。其应如何安插疏通，拟请旨密饬亲信王大臣从长计议，徐图补救，是非臣之谫陋，所能拟议毫末者也。
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到朱批：创立海军自系当务之急；而旗兵日久困苦，何以资操练而固根本？至欲另筹安插疏通，轻议更张，尤属非是，原摺着即掷还。
顺直水灾，常熟翁文恭、南皮张文达各作书画便面十，售赀助赈，每件二金。都人未之前闻，赈局司帐，亦不知二公笔墨之身价也。忽为一不知姓名人所见，尽数买出，赈局以为利市，往二公家，再三请益，二公不允。都中以为奇谈，日往局问讯者数十起，而卒不可得矣。
《四库全书》于本朝著作抉择綦严，集部尤甚，名望稍次，皆在屏除之列。雍乾学者，时代太近，或其人生存，格于定例，不及著录。嘉道以后，更无论矣。光绪中叶，论者多主续修《四库》，朝旨允于《会典》告成举行。未几，即有日本之败，《会典》成后，新说繁兴，百政待举，无暇及之矣。
阮文达公大考，《眼镜诗》首二句云：“四目何须尔，重瞳不用他。”时高宗年近八旬，目力不减，颇以老健自喜，阅诗大喜，拔置第一。文达因是骤跻显贵，出膺疆寄，入赞纶扉，躬际太平之盛。晚岁优游林下，寿臻耄耋，每逢庆典，屡沐恩施。儒臣之福，莫与比伦，皆一诗之功也。《蕉窗随笔》谓其谄事和┞，授以意旨，固属诽谤之词。然公以词臣在朝，焉知宫禁细节，纵非有意刺探，其闻诸内廷行走亲近之臣，固属当然之理。和相既有师生之谊，圣躬康泰，平时自宜谈及。适逢其会，形诸歌咏，遽邀上赏，乃事实之不可讳而不必讳者也。光绪壬辰，潘文勤公为总裁，相传有钟鼎关节，亦是类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