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地方一种物产，有出金丝枣的，有产枸杞子的；有的地方出蟒蛇，有的地方产熊猫。人也不例外，一方水土出一方人。过去人们常说，浙江的绍兴府出师爷，直隶的河间府出太监，天津卫的三河县出“老妈子”。那么，我们关外有什么“特产”呢？特产很多很多，要说“两条腿的”，那就非“胡三太爷”莫属了。
在“东三省”，六七十年前，外面的世界有日本关东军和伪满的宪兵队“守候”着，什么“营造日满亲善的王道乐土”的鼓噪，甚嚣尘上；可是，我们所在的那个角落，却好似被人遗忘了一般，“膏药旗”从来也没有插过。当局说它是“兵荒马乱”、“土匪如毛”之地。私塾里，老师出作文题也确实有过《三人行必有一匪说》。每当青纱帐起，那些手持各种兵器、“不服天朝管”的“顽民”便四出活动，闹得个云低日暗，沸反盈天。“皇军”的本事大大的，可是，却偏偏对这些“胡三太爷”没有招法，觉得这块人烟稀少又没有什么宝贵资源的“瘦骨头”特别棘手，伪满统治十四年，从来不沾苇塘的边。结果，这里竟成了一片“化外”的荒原。
这种人，在我们那一带通称“土匪”，或者调侃地称为“胡三太爷”，也有叫他们红胡子、棒子手、马贼的。这是一种以抢劫为职业的武装暴力集团，有别于砸门撬锁的流贼、小偷小摸的绺窃，突出的特点是武装化、集团化。成分十分复杂，成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家贫如洗，衣食无着，为着混口饭吃的；有的是抗租、逃税，或者逃避抓壮丁、下煤坑、当炮灰，遛到里边“暂栖身”的；有的由于命案、奸案、盗案或民事纠纷遭到缉捕、追杀，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也有的因为输钱、欠款，无力偿还，为逃债而出走的；还有一些市井无赖之徒和个人野心家，为了求个一官半职、发家致富，或者威震一方、称王立“棍”，结伙搭帮，铤而走险，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当地的土匪头子、后来成了奉系军阀首领的张作霖，便是最典型的一个。
我的一个舅爷和表姑父，早年都曾吃过这碗饭。他们究竟是何因由，其说不一。据我祖母说，这个舅爷原是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一次嫖娼中争风吃醋，失手打死了衙门里的什么人，就落草为寇了。到了晚年，好像他也没有攒下多少钱，却落下了残疾——瘸了一条腿，右手少了两个指头。小时候我见过他，高高的个头，挺大的脑袋，坐在炕上腰板标直，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见着酒就馋得流涎水，左手端着酒碗，拇指和无名指跷成一朵兰花，不管碗里面酒多酒少，总是一饮而尽。
每逢来到我们家，特别是三杯老酒下肚之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当日匪帮内部的情况。原来，土匪里面多数都是本地人，绝大部分不识字，粗野、暴戾、凶狠是他们的特性。内部虽然不如帮会那样组织严密，但是，也都具有松散的指挥系统和应该遵守的不成文的“帮规”。比如，遇到送亲的喜车和送葬的丧车一般的不劫不抢，主要是图个吉利。摆渡的、行医的，一般也不抢，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金银细软，主要是土匪渡河离不开“船老大”；经常出现伤号，总要找医生治疗。耍钱、赌博的不抢，有歌谣在：
传说，赌钱的祖师爷是宋太祖；而胡匪的开宗初祖是“布袋和尚”——他是“十八罗汉”里的第十七尊。所以，许多土匪的胸前要挂一个小铜佛。另外，他们出于生存的考虑，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打扰本家、当地的父老乡亲（实力雄厚的大财主除外），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
土匪都特别迷信，他们嘴边不离八个字：“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匪帮头目往往都把烧杀劫掠等各种活动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以便于笼络徒众的情绪，鼓励他们在绝望中挣扎。记得一本书上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
书上还说，土匪都有三样必备的东西：一件是后面带有长毛的狗皮帽子，因为他们常把短枪藏在脖梗子后面；一件是“护屁子”——一块绑在屁股上的毛皮，便于随地而坐，防凉防潮；一件是腰带子，一般都是十二尺六寸长，遇有紧急情况，一头拴在楼房里的凳子上，一头攥在手中，然后纵身跳下，有时候上树、爬房，长长的腰带子也能提供方便。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倒没有问过那个土匪舅爷，因为他早已死去了。
二
我那个表姑父寿命倒很长，七十年代初还在世。他在匪窝里面混了三个年头，后来改邪归正，逃到大兴安岭当了伐木工人。每到旧历年根，他都休假探家，有关土匪的许多知识，我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他说，当土匪有两个门径：一种是自起炉灶，占山为王，内部黑话叫“起局”；另一种叫“挂柱”，就是搭帮入伙——他自己就属于这种情况。
那年秋天，县公署抓壮丁去给“皇军”修炮垒，轮到了我这个表姑父头上。走在路上，他听人说，为了怕走漏风声，炮垒修完了，鬼子要把民工统统活埋。表姑父心想，左右都是一个“死”，干脆跑它个“狗日的”，有幸逃出虎口，还能捡一条小命。于是，在一个夜黑天里，趁着“解手”，一溜烟似的钻进了高粱地里。尔后，转悠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四海”绺子，入了伙。
原来，土匪把队伍拉出之后，都要报个“字号”。这种“字号”，一般的既是匪帮的名头，也是它的大头目的代称。除了这个“四海”，那个时期横行在我们那一带的，还有“青山”、“老二哥”、“四虎”、“大海”、“大老疙瘩”等十几伙。
表姑父开始“入围”时，不懂得匪帮内部的专用语言（通称“黑话”），一张嘴就遭人嗤笑。以后听人说惯了，逐渐地也学会了把推牌九叫“搬砖”，把银子叫“老串”，把信件叫“海叶子”；懂得了“眼线”就是通风报信，“插千的”是密探，“拉线”是给匪帮带路，“打闷棍”是劫道。这些黑话据说共有五百多种，三年过后他也说不完全。
土匪的活动天地，一般都是啸聚山林，而在我们那一带主要是占据苇塘。每到苇叶齐腰时节，便进入了活动旺季。大帮的土匪主要是“砸窑”（即攻打大户人家的宅院），人数不太多的往往把重点放在“绑票”（掠劫活人为质，借以勒索钱财）上。
听父亲讲过，早年他给“何百万”家扛活。这是辽西一户有名的大财主。家里有枪支、炮手，防守严密，“砸窑”是很困难的。可他又是一块“肥肉”，不叼进嘴里，匪徒岂能甘心。于是，他们便通过智取，把“大掌柜的”抓走了。
本来，为了防备“绑票”，“何百万”一年到头蹲在家里，不走出大门一步。这天，他正躺在炕上，和小老婆面对面地抽鸦片烟，突然，有人进来报告：房后祖坟上有人祭祖，大队人马，穿袍结带，吹吹打打，闹得不亦乐乎。“何百万”说：“不管他！”过了一会儿，来人再次禀报：这伙人点名骂他“是姑娘养的”，说他吃喝嫖赌，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把祖上的阴德全败坏了。“何百万”感到蹊跷，他也弄不清楚这是族中的哪一支人，究竟来自何方，到底有什么来头。盛怒之下，抛下了烟枪，走出大门，后面紧跟着四个“打手”。那伙“祭祖”的人像是没看见一样，根本不和他打招呼，照样地焚香磕头，照样地骂骂咧咧。他气得大吼一声：“还不给我打！”可是，没等“打手”上前，已经有两个被那边的“神枪手”揭开了脑壳。然后，三拳两脚，就把“何百万”撂倒，捆起来，带走了。
匪帮给他蒙上双眼，带到一处匪窑里，一张口，“票价”就是五千块大洋。“何百万”岂肯答应，又羞又怒，愤然绝食。第二天早晨，匪徒割下了他的一个耳朵，让“花舌子”（负责联络的说客）给送回家去。这下可吓蒙了他的一妻二妾和大少爷。他们满口应承，两天之内，就把这笔天大的款项如数凑齐交上，才算保住了一条老命。
地了场光、庄稼进院之后，土匪便转入了“猫冬”期，分红，结账，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投亲靠友，或者带上银两和姘头远走他乡。这时，正是他们挥霍资财、寻欢作乐的时刻，有的吸大烟、听小戏，有的耍钱弄鬼、设局抽红，有的去找过去相好的女人鬼混。待到第二年春夏之交，青纱帐起，他们又都回到事先约定的固定地点集结，继续劫掠一些殷实富户。
三
由于处在一种比较封闭的圈子里，这一带人们的文化性格带有保守性、迟滞性。尽管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但就民风来说，还是质朴憨厚，豪爽好客的。过往行人随便走进哪一家，只要赶上开饭时刻，都会被让到炕桌前，有干的吃干饭，没干的喝稀粥，吃完了任你抹干嘴巴走开，分文不取。人们进了西瓜园子，口渴了可以摘瓜吃，但是不能带走，而且，要把瓜籽留下。听说，医巫闾山的梨园也是这样，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可以伸手摘梨，放开肚皮吃，只要不揣走就行。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这一带的人，说是愚憨可以，说是强悍、鲁莽也无不可，豪爽的另一面，便是粗疏、暴躁。人们说话声高，即使随便闲谈也像吵架似的，动辄满嘴喷唾沫，脸红脖子粗。有人形容：一句话不投合就瞪眼睛，两句话不中听就伸拳头，三句话不顺心就动刀子。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但就那些“耍光棍儿”的刺头来讲，还是恰如其分的。赌钱输了，掏不出票子来下注，他就回身扯出一把杀猪刀，从自己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来，抛到牌桌上，吓得赌徒们“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吭声，这样，就算立下了“光棍儿”，以后见面就要以“爷”相称。
我们附近有个姓张的大赌棍，没钱下赌注，把老婆押上了，最后眼睁睁地看着“结发妻”被人带走，回家被伯父、叔叔绑在电线杆子上打得皮开肉绽。一赌气投了军，最后当上了旅长，要回家祭祖，连续三年给家里汇来巨款，嘱咐重修父母的坟墓，可是全被老弟赌钱输光了。眼看着祭祖日期逼近，怎么交差呢？有人给老弟出主意，抓紧在父母坟茔上堆起个大土包，就说一切豪华工程都埋在了地下。老弟依计行事，从邻近村屯动员了二百民工，日夜突击上土，大馒头、菠菜汤供个饱，随便吃。我父亲当时还年轻，也跟着干了两天两夜。总算赶在祭祖之前完工了。
这一天，旅长大人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衣锦还乡了，老弟和众乡亲郊迎八里，当晚住在村公所里。第二天要巡视墓地，老弟的“军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言词禀报说，高坟起冢本是王公贵族的形制，考虑到旅长大人也是公侯一级，这样做也不算越轨。接着就顺口胡诌了阴宅的工程如何讲究、如何浩大。旅长本想亲眼看一下，后来听说阴宅一经封土再也动不得，否则就破了风水，也就作罢。三天的祭典结束，正待勒马回营，忽然有人给他打了小报告，说他受了骗，“一切都是弄虚作假”，于是，旅长学着日本人的做法，给老弟和“军师”往鼻子里灌了辣椒水，终于侦得了实情，一怒之下打断了老弟的三根肋骨，长叹一声，催马扬鞭而去。
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特别要“面子”。有的明明只喝了一碗稀粥，在人前也要装出一副吃过了鸡鸭鱼肉的样子，不停地打饱嗝，还要半天半天地剔牙缝儿。打架时一看要吃亏了，赶紧往回跑，还要高声叫着：“你等着，不要动，我先解个手，回来狠狠地收拾你！”
还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屯子里有个赵书阁，逢人就讲他的“优胜纪略”：有一次，他“在西河沿推牌九，一个通宵赢了四十根金条，往哪里放呢？情急智生，就把一根根金条并排缝在一块厚布上，然后往腰上一缠——”，说到这里，他眉飞色舞、神气活现地问周围的听众：“你们知道什么叫‘腰缠满贯’吗？就是像我这样！”他接上说：“可是，没有料到，一出大门就被‘胡三太爷’盯上了，走出二里地外，‘啪、啪、啪，’甩过来一梭子子弹，冲着我的腰身打过来。你猜怎么样？安然无事，——一个个弹头都被金条挡回去了，只是马褂上落下了几个小窟窿。我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来，瞄准他的后脑勺，‘啪’的一声就撂倒了。”
土改时搞清算，划成分，明知道他是一个穷光蛋，一双肩膀支着个嘴，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可是，有人仍然检举了这件事。工作队长带着记录员，郑重其事地找他谈话，交代了政策，指明了出路，要他打消顾虑，把金条如数交出。赵书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架势，一时哭笑不得，只好彻底“坦白”——那些话全是自己瞎编的，一边说，一边打自己的嘴巴。逗得小记录员笑痛了肚皮，笑出了眼泪。
在我们村子东面，影影绰绰看得见一点轮廓的是高升镇。这是周围几十里粮菜、柴草、畜禽的集散地和交易场。我五岁那年，第一次跟随父亲去赶集，觉得除了天大地大，就是高升街最大了。说是只有八里地，可是，我却觉得很远很远，那段路老半天也走不完。高升镇的东北方，三十里外有个詹家堡子。本来没有什么出奇的，只因为这里是少帅张学良的出生地，远近就闻了名。五里八村的人提起这个“小六子”，个个眉飞色舞。有的说，这个人厉害得很，眉毛一耸，连小鬼子也惧怕三分。也有的说，他喜欢跳舞，身旁有两个能干的女人。在我的想象中，这个人一定是个挎双枪、骑大马、脚蹬高腰皮靴、身长八尺、一跳一丈高的武把式。不然，怎么会那么出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