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世界在我眼前奔跑。哦不，是我疾走着穿越整个世界。刚才在香港中文大学等校车就等了好长时间，还要坐火车乘地铁上地面入闹市坐车上山。还要碰到木令耆——谁能想到去看望查良镛先生的路上，会神话般地遇到这位从波士顿飞来的美国作家？一年未见查先生，竟如隔世！1995年3月22日傍晚，他突然心痛大作昏倒在浴室地上。他妻子林乐怡正代他做东在宴请友人。查先生不愿失约于人，而友人在席间哪里会想到此时金大侠一人在浴室地上人事不知生死难卜！两小时后，乐怡代大侠完成了使命回到家里，天哪！
查先生笔下多有英雄大难不死。金大侠自己大难时，有人为他日日焚香恭书般若心经一篇，有人双目失明还摸索到他的病房看他。“居然有这许多人关怀我，真心地爱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讨厌，还可暂时不要死，不妨再多活几年，瞧他以后还会做些什么。”查先生在11月底的一封信上说。
乙亥年是查先生的本命年。是不是本命年容易有病？还是乙亥年文化人容易有难？12月初我在查先生家一坐下，他就好关切地问起钱钟书先生的病。我一想到钱先生在经受那样的病痛，心往下沉：难道大智慧者就得这样承担起人类的苦难吗？我继而讲起乙亥年我们失去了夏衍、牟宗三、张爱玲等等多少文学家、艺术家，好像上帝在这年收文化人。不过查先生有大侠之真精神，自能绝处逢生。他已做好血管绕道手术，简称“搭桥”。生命之桥已经搭好，渡到丙子1996年，自然就顺遂了。
查先生讲起中国古代的月旦人物的传统，相信人心的邪正有时可以从形貌上反射出来。当然要看得准也难。否则就不需要那么多武侠了。武侠小说无论怎样浪漫怎样超乎想像，甚或怎样现代，有一点是不变的：惩恶扬善。查先生把武侠小说写到极致，当然有他对世道人心的省察。
窗外，一轮明月挂在暗蓝的天空中，一行的鸟飞在墨绿的树丛上。
我们开始用点心和菜包。查先生拿起一大盘菜包让我夹。这么重的大盘要是我拿，一定抖动的，一定要用两只手来端。但是他很平常地一手拿着，一动不动。他的体力在毋容置疑地恢复。
我想起前年在港，又是查先生做东，一桌好几个人。席间查先生把一盘上海生煎馒头推到我这个上海人面前，用上海话说：“生煎馒头。”又把一碟醋推过来，用上海话说：“醋。”声音轻轻的，不会干扰不懂上海话的人，而懂上海话的人又能听个真真切切亲亲切切。
查先生在生活里不是大侠，是亲亲切切真真切切的一个人。就是场很大，大得世界上哪儿有炎黄子孙哪儿就有金庸。前不久我在台湾一家卖电脑书的书店里，看到一本书叫《金庸快打》。郭靖、张无忌或令狐冲，不会想到他们有一天会打到电脑屏幕上来，再顺着信息高速公路大展中国人的功夫。前年10月查先生接受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荣衔，在北大礼堂作演讲。学生们听讲时的神情，比看武侠片更投入。我就想，这代学生读金庸。他们的父母一定有相当比例的人读过金庸，他们的子孙还要读金庸。一代人有一代人心仪的作家，而金庸是永远的，永远的金庸。
我从查先生家出来，去看他的新办公室。办公室因为主人没来，所有的桌椅书棋全部静静地一言不发。写字桌上放着很大的一个看书用的木制斜坡。是不是查先生老是写书下棋长了颈部骨刺？记得有一位北大学生问他，说读他的小说觉得他精通好多事情。他说他精通的只有一件事；围棋。等查先生来这儿上班了，笔就会快活地从笔筒里一跃而出，说：用我来写字呢。围棋子就会从棋盒里蹦蹦跳跳出来说：写书累了休息会儿下盘棋吧。只要查先生一来，这儿一切都活了。
有统计说，全世界住得最高的人是香港人。查先生的办公室虽然不是香港最高处，但望出去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壮阔感。宽大又宽大的窗外，是维多利亚海港，对面老有飞机从机场起飞。终于查先生今年又飞到了北京。我想，他办公室的桌椅书棋一定又趴在大玻璃窗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乘坐的飞机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