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于山风的吹拂中，在昏黄的阳光下，一个年仅12岁的小孩，坐在极似龟形的土山包岗顶上，眼瞅着山下的一间完全小学，听着小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不禁泪流满面。他哭得很伤心，因为他曾经像学校里的学生一样，以清脆的声音琅琅读书。然而现在只能隔着土砖墙倾听曾经与自己一道玩耍的同学在读书。他失学了，过去曾经显赫一时的家庭，已无力承担他的学业，小学刚毕业的他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顺利去上中学。然而，他打心眼里实在太想读书了，甚至将此看着是自己的生命。尽管如此，他实在不忍心再次向母亲提出读书的要求。只能在山风的吹拂下，坐在龟形山岗上，用心去倾听，去感受从不远处传来的声音。并藉此平衡、消解失学的迷惘和苦闷，乃至极度的痛苦。不过，今天他显得有些异常，倾听了一阵后，突然像上了发条一样，一阵风似地跑回家里，从厨房灶堂里捡起一块火炭，弓着身子，摆开架势，在禾坪里疾书：“人生曲折如流水，敢驾风帆上九天”。
写毕，将手里的火炭往身后一扔，以一副大人的气派双手叉腰，定睛地盯着刚刚在地上写下的这一行使出了浑身力气的大字。那行字，在昏黄的阳光照射下，却透出了一股很刚劲的劲道，仿佛不是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习习的山风，将几片树叶卷了过来，掀起了一阵一阵裹挟着叶片的尘土，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死死地盯着地上的字，心里在涌动着无法克制的激动，脸上是难以抑制的坚毅。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以从未有过的自信，相信只要敢驾风帆，自己总有一天能够成就出一番事业。
虽然有那份激动与坚毅，虽然写出了尚未完全脱掉童稚的硬笔字，虽然道了充满哲理的诗歌语言，但他的命运仍然处于极度的困窘之中。身体瘦弱、矮个子的母亲，依然在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生活的艰辛，看到孩子每天站在龟岗上听学校里传来的读书声，也只能以泪洗脸。孩子能够理解母亲内心的痛苦，知道要母亲拿出几块钱是多么的艰难，他看到母亲每天吃的是什么，那可是纯糠啊！连一粒米都没有！望着母亲每天泡在泪水中的身影，望着母亲农忙时两头摸黑地忙碌于田头地角，农闲则挑着有她个子一样高的担子跟盐商去挑盐换米，以一双天足，以自身的磨难养活三个正在接受教育和没法接受教育的儿子。他还能就此提出去读书的要求吗？他知道，在今后的生活中，只有依靠自己的奋斗与努力，才能实现埋藏于心的理想。所以，他于激昂之中用火炭写出那么一行字，实在是压在心里很久的声音。也正是这声音，使他的人生道路有了绚丽的光彩。
孩子再激动再坚毅，毕竟还是孩子，他无法改变家庭生活的困窘。母亲依然在为生活而倍受煎熬。尽管母亲每天都当着孩子们叫苦叫累，表示不愿意再这样活下去，但她仍然以客家妇女特有的坚毅挑起了难以承受的生活重担，拉扯着孩子们死熬死撑。家庭生活的窘迫，邻居们都看在眼里，对含辛如苦守寡操持家务的母亲说：“嫂子，智丰是个聪明的孩子。那天我们看到他在门坪用火炭写字。我看，不但字写得漂亮，而且很有志气，不信，你去问问别人，很多人都看到孩子在那儿写字。”孩子的母亲用围裙拭于汪汪眼泪，凄切地说：“没爹的孩子，小学刚毕业就失学，还得靠父老乡亲牵带呀！”
这个在门坪用火炭写字的孩子，原名叫谢祝新，因为他立志要追求丰富的知识，自己改名为谢智丰。他就是今天节香楼主谢志峰。也就是这个“敢驾风帆上九天”的谢志峰，在事业有成之后，为了纪念父亲和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1990年，出资在村里的小溪上建了一座可通汽车的“东祥桥”，时隔不久，于1992年，在村子里最公众地方，在村子去圩上的交叉路口，盖了一座在当地最漂亮的，供乡里人歇息的，呈六角形的盖着琉璃瓦的“慈母亭”，谢志峰写了一副对联，镌刻在两条柱子上，左为“慈善积德存千古”，右为“母爱恩深纪万年”，在邻里四乡传为佳话，被人传颂。
谢志峰于1937年10月13日出生在被郭沫若形容为“文物由来第一流”的广东梅县丙村镇金盘堡程岗岌村，地属韩江上游，梅江下游。程岗岌村有一小土山岗，形如龟背，四季绿草如茵，隔江遥望，就是叶剑英元帅出生地雁洋镇的虎头山。虎头、龟背，都围着滔滔江水。谢志峰的父亲谢东卢先生虽是农民儿子，可他的父母亲，像不少农家一样，即使卖田卖屋，挑担砍柴，都要供儿子读书。
滔滔江水，哺育过多少仁人志士和饱学经纶的思想家、教育家、学问家。谢东卢先生从小就受这些先躯者的学风的熏陶，研读历史，曾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南洋各国当过记者，做过教师，后来回国在北平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谢东卢为逃避战乱，举家回到梅县丙村程新乡老家，试图过“桃源”生活。
谢东卢先生先后娶过三个老婆，前面两位都因为无后而离弃。50岁后才娶了谢志峰的母亲廖义妹，一下子连续生了四个男孩，早殒了一个。谢志峰排行第二，原名叫祝新。
开始的生活还过得挺不错，在村头开一间豆腐店，在村尾开一间杂货店，再添增几亩水田，亦商亦农，颇有几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田园生活的色彩。这是中国士大夫最为向往的“世外桃源”。
在家乡，半耕半读，半农半商，无市声之喧嚣，无案牍之劳形。粗荼淡饭，其乐也融融。可惜，文人不会做生意，教授不懂经商，他视商店为慈善机构。经商最忌讳赊欠，这位教授却认为“赊欠无妨”。战时米价暴涨，“合米珍珠”，而东卢先生却要家人勒紧裤带，把米借给穷人。这样的豆腐店和杂货店，实际上成了变相的“慈善机构”。东卢先生去逝时，留给他遗孀和家人的只是几大箱账单。
东卢先生逝世后，一场奢侈而无实际内容的丧事由族中入主持，把谢东卢先生所有积蓄全部花光（包括变卖田地和杂货店），孤儿寡妇，从此与温饱生活告别，过着贫寒艰苦的日子。为了挣钱供养三个儿子生话和读书，母亲农忙种田，农闲时长途跋涉，翻山越岭，为盐商挑盐到江西贩卖，再从江西买点价钱比家乡便宜的劣质粮食回家。靠种田和挑担供养三个儿子生活和读书的母亲，年纪才38岁，年轻的寡妇，却是一个伟大的母性。她对儿子读书要求很高，很严。生活再艰苦，她都咬紧牙根不放松。她虽目不识丁，却能讲许许多多穷人的孩子发奋读书的故事，讲岳飞，讲挖墙借光，讲司马光砸缸等。生活虽然饥寒交迫，但她总是以《三字经》作为精神粮食去哺育幼小儿子的心灵。她特别喜欢祝新儿（即志峰），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又说：“有子不读书，不如养条猪”。母亲的教育，常常刻印在儿子心灵里。谢志峰立志勤学，就是得到母亲的教育和父亲的影响。
谢志峰是在他母亲的血与泪水下泡大的。这一门子，虽是贫寒之家，却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谢志峰人小，却人穷志高。他几乎见书必读，见纸必写。《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西厢记》甚至《资治通鉴》，他都熟读于心。到他上初中的时候，每学期，每学年，谢志峰的成绩都名列前茅。时时受到老师、同学的赞许。这所中学原名“三堡学堂”，即梅江下游的锦州堡、金盘堡、雁洋堡。丙村三堡，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山川毓秀，人杰地灵。这是叶剑英元帅少年求学的母校，是一间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学校。谢志峰在这间中学求知，陶冶和培育他的爱国情操。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在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立志成为少年的先锋，并把入学时的“智丰”的名字改为同音的“志锋”。
1956年，全国第一次实行义务兵役制。谢志峰为了报效祖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投笔从戎，光荣参军，并被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谢志峰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然，部队也不是避风港。
才华横溢，年轻英俊，即使在部队，他一样朝气蓬勃，充满理想。部队是个大学校，是好钢就得放到炉堂里煅烧，放在砧板上抡起大锤锻造。部队领导、首长，就是这样把谢志峰放到“老君炉”里锻烧，敲打成为一件好钢材，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谢志峰当上了一名空军，尽管没有实现飞上蓝天的理想，但年轻的谢志峰却照样在复杂的环境里寻找自己的人生座标。18岁、19岁、20岁，在人生旅途上，正是花季的年华。谢志峰，这花朵开放得太早了，果实自然早熟。至使果实甜得不可口，令人扼腕叹息。
说到这一段人生，谢志峰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回忆：
我被选入空军部队，并到空军速成师训班学习，然后就当上了部队文化教员，白天教战士学文化，晚上就去部队俱乐部看书，搞文学创作。其实，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在中学时就有了，订了广东省作家协会出版的《作品》，投了十几篇稿，虽发表得很少，但写作热情不减，那时大家还挺拿小说当回事的，后来我试写小说。我特别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和巴金、茅盾的小说。那时年轻，记性特好，除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外，还有唐诗、宋词以及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丽人行》，鲁迅的《阿Q正传》等，我都能背好一些。1959年部队取消文化教员，我被选送到航行训练班学习，之后分配到一个部队工作。尽管部队生活紧张，但我都做到书不离身，像军人带枪一样。1961年我写成以我父亲那一辈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爱国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孤帆》，这是我的处女作，那时，我才24岁。
24岁，还是人生的花季，部队是沃土，年轻的谢志峰是一棵嫩苗，根正苗红，果实一定肥硕鲜甜。遗憾，遗憾，天晓得《孤帆》是一个苦果。
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全会把当时经济上及意识形态领域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同资本主义复辟，同蒋介石反攻大陆和国际上敌对势力进行了一系列反华活动联系起来，错误地开展了对“单干风”、“翻案风”以及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
这股“左”风刮到部队，谢志峰的《孤帆》被上了纲，说成是“人性论”、“阶级调和论”的坏作品，并分析谢志峰是在“个人主义”，丁玲“一本书主义”影响下写出的作品。小会分析，大会批判。给这位根正苗红文学嫩芽刮台风，逼得他当着领导的面将手稿烧掉，谢志峰发誓以后再也不抒写个人情感的文章了。
他又领略了人生这一层滋味——在人前，绝不能锋芒毕露，从此立下“甘为人下”的誓言，又将自己的名字谢志锋的“锋”改为山峰的“峰”。可见其锋芒不露，但壮志不灭。
唉，“一本书主义”什么狠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它湮没了多少这个时代的英才，不批判“一本书主义”，不批判《孤帆》，谢志峰也许成功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小说家（现在审视谢志峰的《孤帆》，依然为广东非常罕见和迫切的题材）。
1963年，谢志峰转业到广州政法机关，这是国家掌握刀把子、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稳定社会治安的要害部门。这充分证明党仍然十分信任与重视谢志峰。而谢志峰对党的政法工作亦忠于职守，鞠躬尽瘁。一千就是35年。官不大不小，都是人民的公仆，一身正气，众口皆碑。谢志峰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切都属于人民。所以，他把业余时间，全部都奉献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的事业，潜心于中国文物、书画艺术的收藏、保护、研究之中。在联系到他收藏研究的成果时，谢志峰耐人寻味地说：“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文学的功底，也就没有我今天文物收藏的层次。文物收藏与研究，同历史学、文学的修养是有着十分密切关系的。文学在于创作，而文物在于考证，以物论史，以物见史。我觉得文物研究成果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虽然我的文学追求曾经幻灭过，但正如在那个年代批判我的人所说的那样，我是‘人还在，心不死’。1983年，我曾发表过一首书怀七绝：‘从戎掷笔入南关，壮志未酬匹马还，重步文坛回我首，丹心一片敢投闲。’以诗言志。”
“壮志未酬”，“重步文坛”，立志东山再起。这不禁令人想起他小学时用木炭在禾坪里写的：“人生曲折如流水，敢驾风帆上九天。”的豪言壮志，雄心不减当年。谢志峰虽然做不成小说家，但当个鉴藏家难度比小说家艰难十倍、百倍。现在，全国小说家以千计万计，而有实力的收藏家却如凤毛麟角。社会、国家、民族更为需要称得上收藏家这样的人才。
当然，谢志峰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丰润的土壤。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勤奋，来自他那顽强、执著、坚韧不拔，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毅力和精神，来自他对20世纪科学之父爱因斯坦关于“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这一伟大发现的理解，来自于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祖国在谢志峰的生活中是没有时间空白的。他认为：“浪费时间就是在浪费生命，虚度年华等于慢性自杀。生于斯，长于斯，人可以赤条条地来到人世，但不可以赤条条地离开自己的母亲——祖国，总得留下一点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