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敌人的进攻，机关不得已退出长汀，疏散转移，来到四都的丛山峻岭之中。一次，贺怡、王淑振和外婆等五位女同志碰在了一起，他们在残酷的斗争形势面前，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互相郑重约定：如果谁能活着，以后见到其他人的丈夫时，要代传口信。外婆对其他四位说：“将来你们谁能见到陆定一，请对他转告我的话：只要我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党籍虽然没有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相信定一也一定会这做的。至于夫妻，是次要的。如果能够团聚，当然愿意，为了革命而办不到的时候，也只能随它去了！”
这是在紧急关头，一位红军女战士的遗嘱，一位坚定的革命者的正气之歌。它无畏、执着、豪壮、洒脱，表明了以革命为重、夫妻亲情为轻的高尚情怀。贺怡等人听了这番话，为她虽然含冤忍辱、却保持着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的崇高品质而感动得流下泪水。
当机关转移到汤屋的时候，外婆即将分娩。在组织的安排下，她由邓子恢的母亲杨老太太陪同，来到了四都圭田村的范其标、陈聪秀妹家中。组织上对她很苛刻，只给了她四个月的粮票和二元钱。来到圭田的第二天，11月20日，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因念及外公，便给男孩取名“小定”。为了保存体力，便于产后参加战斗，她忍疼不给孩子喂奶，只喂米汤。产后第四天，便商定将小定送给范其标、陈聪秀妹夫妇抚养。
生孩后不到满月，国民党三十六师向四都圭田逼近，福建省委通知她迅速归队。她毅然含泪吻别尚未满月的小定，告别范其标、陈聪秀妹夫妇，在圭田乡苏维埃两位干部的护送下，回到福建省军区驻地琉璃坑。
外婆回到省军区后，担任了省军区宣传部部长，随部队在谢坊、琉璃、姜畲坑一带坚持游击战。
1935年1月中旬，长汀四都一带的大部分地方已被敌人占领。部队的处境日益险恶。为了摆脱困境，省军区突击游击队向江西方向行动，准备寻找陈毅率领的红军部队。突击游击队一共有二百多人，也称独立营，营长和政委都姓胡。外婆随独立营行动。1月下旬，部队通过小金村附近的乌蛟塘大山时，不知谁毁坏了峭壁上的一座小木桥，以为这样可以切断追兵的来路，殊不知反而暴露了部队的去向。三十六师宋希濂部便迅速包抄过来，包围圈越来越小了。
一天下午，独立营与敌军在乌蛟塘山坑发生了一场激战，敌我伤亡都很大，独立营死伤和被捕的有八十人左右。部队被打散了。
1月28日，被围困在山坑的外婆和战士们与敌人又进行了一场殊死战斗，坚持到傍晚，终因寡不敌众，外婆被敌人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福建省委妇女部长黄玉英、独立营胡营长和胡政委等二十多人。他们被敌兵押出山坑，关在了四都下赖坝村。
外婆知道：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就要到了！
第四节“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外婆25岁就死了，生命短暂却灿烂。
外公得到外婆的死讯，是在延安。消息是贺怡告诉他的。贺怡长征时也留在苏区，并且曾与外婆等五位女同志互相商定，谁能活着见到别人的丈夫要代传口信。抗战时期，她从江西来到了延安，见到了外公，她没有忘记当时的代传口信的承诺，将外婆的口信转告给外公，并告诉外公关于外婆牺牲的情况。
关于外婆的死，贺怡是这样告诉外公的：
“唐义贞生第二个孩子后不久，铲共团把她抓去了。唐义贞同志对敌人破口大骂。铲共团把她的肚子剖开，让她痛死。唐义贞烈士死的时候，满嘴是土，这是毛泽覃告诉我的。”
贺怡在这里描述的是一个惨烈的画面，当我去想象那一个惨绝人寰的屠杀场景，我的心就禁不住战栗，禁不住剧烈的收缩，缩紧了的心又有一种要迸裂的感觉。
后来，我读到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关于外婆的死属于另一种说法：
“一九三五年一月，……瞿秋白会同……何叔衡及其他几个人，离开瑞金附近的藏身之处，动身去闽西，希望经过汕头或广州到上海或香港……
“一队女同志与他们同行，包括古柏的夫人……梁伯台的夫人……陆定一的夫人唐义贞，陆是宣传官员，参加了长征……钟亮，可能是李六如的夫人，她是中央局的成员；项英的夫人；还有一名党的工作人员，名叫黄长娇。
“这些妇女的命运都很悲惨……唐义贞的命运最为悲惨。有人指控她向国民党出卖党的领导人，红军把她处决了，后来证明是错案……”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是位严肃的作家，每一处描写的事实都注明了资料来源。同样，他对包括外婆在内的几位红军妇女命运的遭遇的描述也是有他的依据的，无论这些依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但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依据的只是一种传说。显然，他写书时没有读到过外公于1982年所写的《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一文，文中记载了贺怡当年提供的关于外婆牺牲的情形。
同样，外公的文章里还记下了贺怡同时提供的另一个情况，即一个伤员被铲共团所杀害，领导便误以为是毛泽覃、贺怡和外婆向敌人告了密，出卖了伤员，并将他们三人逮捕，差点将他们三人处决了，后来知道弄错了，又把他们三人释放了。
是否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提供材料者只知道这场错案的前半段，而不知道后来的结果，而误以为就那样处决了呢？
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学家们去考证。
再后来，我读到一份新的材料。我读它时，并没有想到要把它作为一种考证，因为我的心又一次震颤、紧缩和感受迸裂般的痛苦。我的眼前展现的是活生生的历史画幅。读了它，我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艰苦卓绝，什么叫舍生取义，什么叫抛头颅洒热血……
我所说的材料是一份长汀县党史办康模生等同志对陈六的采访记录。
陈六，长汀四都人，1934年末至1935年初，曾经与外婆一起工作生活过，相处了一个半月时间，她也是外婆惨烈就义的目击者。
1984年6月13日，康模生等人来到四都，采访了已是69岁的陈六。下面将这份记录照原貌抄录下来。这是一份口语化的原始记录，没有作任何整理。
康模生：陈六同志，请你把认识唐义贞的经过和她牺牲的前后情况详细谈谈。
陈六：我（原）是四都区少共青年团的书记，1934年9月（农历）被派到汀洲少共省委工作。省委设在汀洲东街。省委的大部分部门都设在那里，省委（少共）书记是赖宜昌，长汀涂坊人，不在世了。我是宣传干事，唐义贞分在我处指示工作。她有文化，是干部。那时她怀孕了，肚子很大。我们住了一个时期，因敌人来清剿，就分开打游击了。一部分分在古城方向，一部分分在四都，唐义贞担任了突击游击队宣传部部长，我做宣传干事。游击队一共有百多人，称独立营，营长及政治委员都姓胡，大家都称呼他们胡营长、胡政治委员。不知道名字，是湖南（北）这带人。他们三人（两胡及唐）讲的土话通。后来我们分散游击，十人、八人一组，四、五个人的也有。分散游击的目的是为了缩小目标，游击的地点就在四都周围。以后，唐义贞就生孩子去了。不久，我们又碰在一起了，她刚刚坐完月子，头上手帕子也不包（坐月子的妇女，头上要包手巾，以免伤风），又跟我们在一起东奔西走了。她告诉我生的是男孩子，在圭田生的，送给人了。这家人没有孩子，姓陈，叫聪秀妹，丈夫范其标，也是红军，孩子就是在他家里生的。我告诉她，聪秀妹是我的堂姐，我们叫她“聪子”，跟我姐姐很要好，她的人家也很好。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外的寮子上吃过了饭，收拾东西准备走的时候，她看我穿得单薄，困为那时是冬天，（康问：有没有下雪？）没有下雪。她送我一件丝棉袄和一对银镯。她是干部，衣服比我多。线棉袄送我御寒，银镯送我做纪念。棉袄早就穿烂了，银镯就是这对（拿出银镯，一粗一细）。这东西可能也是别人送给她的，她自己没有这个东西。她把它送给了我，是一种信物，我没有把它丢掉，50年了，再穷再苦，死也舍不得把它丢掉。
敌人到处清剿，到处乱放枪，叫投降。环境恶劣，我们都觉得九死一生。我们常伏在一起痛哭，但不管怎样，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走，死也要死在红旗下，不能做投降鬼。开会是这么讲，我们也这么做，这样互相鼓励。她还跟我讲，如果这世人（这辈子）还有活命的话，那么就还有夫妻相会，还有儿女团圆。还说，她丈夫对她很好，要不是肚子里有了孩子的话，他们就一起长征了。唐义贞没有生孩子以前是又白又胖的，就像照片上的（给她认过像片）样子，脸圆圆的，以后很瘦，脸变成长的了，瘦成了一条筋（皮包骨头）。每天都是东奔西走，吃不好，睡不安定，今天在寮子上躺，明天在山沟里蹲。
康：你们走的目的是什么？
陈：找红军，跟上红军主力呀！我们都在小金、乌蛟塘等（属于四都范围）靠近江西这带活动。
一天，我们在乌蛟塘的一条山沟（坑）里，被敌人发现，国民党三十六师的部队（当时四都下赖坝驻扎了三十六师的一个团部）就来“围剿”，时间是中午。没有多久的时间，满山都是敌人。（康问：敌人大概有多少？）具体数字说不准，大概在二、三百人左右。我们就在那里被捕了。这条坑很长，很深，被捕的人有先有后，有的走远了，有的走散了。我与唐义贞不在一处。我先被捕，因我是本地人，会劳动，被他们押去给犯人做饭送饭。在我被捕的第二天傍晚，看到唐义贞、胡营长、胡政治委员也被押出来了。（康问：当时一起被捕的有几多人？）有二、三十人，还被打死打伤了很多人。（康问：你们当时穿什么衣服？）大家都穿军衣，灰色的，打绑腿，还带红领章做记号，也有军帽。
康：唐义贞当时有没有受伤？
陈：满身是伤，双手被反绑着，头上包了白布，血迹斑斑。衣服也撕破了。
康：是不是枪伤？
陈：不是，是敌人用枪托打的。
康：那次被捕了几个女同志？
陈：三人。我，唐义贞，还有一个黄玉英，黄玉英以前做过省委妇女部长，上杭南洋人。（康问：你们一共有几个女同志？）有五个。那两个不知叫什么名，没有被抓到，可能跑那边（指江西）去了。
我被捕后，我的哥哥陈柏生（伪乡民代表）把我保释出去了。我在我的姐姐家住，帮她做豆腐。
康：你们被捕后，被敌人缴了些什么东西？
陈：两挺花机关枪，驳壳枪很多。还有文件。文件是敌人搜身时，在唐义贞和胡营长、胡政治委员身上搜到的。每个人都要搜，包括每个人的米袋、包裹。
他们关在敌人的团部，就是今天我带你们看过的那栋房子（已经倒掉了）。两胡关在尾间，唐义贞关在前厢房间。他们是要犯，所以分开关。（康问：敌人怎么知道他们是要犯？）他们身上还有文件，因为不是投降的，没有把文件毁掉，所以敌人晓得他们是红军的干部，另外关押。其他人关在其他地方。当时他们还可以有自由，可以打水洗脸，可以在那栋房子里走动。那天晚上，我还送了豆腐等东西给他们吃。我说这三人我认识他们，想送点东西给他们吃，得到允许。等他们吃完了，我就走了。当天晚上，敌人看守不严，他们三人逃跑了。当初我不知道是他们逃跑了，只听得国民党士兵说，“逃跑了，逃跑了！”天刚蒙蒙亮就吹哨子，调军队抓人，当天没有抓到，隔了一天，也是傍晚了，他们又被抓了回来。这次就不同上次了，敌人气势汹汹，不让人看，不让人近身。他们被反绑双手，绑得很紧，手都变成紫色的了。一押回来，就把他们关起来了，不准任何人去看了。第二天早上，（大概八、九点钟）就把他们杀害了，三个人都被剖了肚，两个男的心脏被他们（指敌人）挖去了。
康：他们有没有同你讲什么话，或者喊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