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沉思会儿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也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陈毅走后，你就任华野的代司令员代政委。”
自此后，粟裕指挥着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在中野密切的配合下，把国民党的100多万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
想到此，粟裕如释重负。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渡江作战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
粟裕觉得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地图，准备渡江作战的方案。他在心里说：“刘、陈两位老总一回来，渡江作战就要拉开序幕了。”
在此之前，粟裕已经三过长江，两次由南向北，一次由北向南。向北，是处于劣势，为了保存实力，寻求发展；向南，则处于主动，实现发展。
1940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黄桥驻军发动进攻，我军进行自卫反击，歼灭韩德勤部1.1万余人。这是参加黄桥反顽战役的部队（骑马第一人陈毅，骑马第二人粟裕）
粟裕的第一次渡江是在1940年6月，那时，粟裕与陈毅一起在苏南率领新四军正同日寇浴血奋战，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他们想把江南新四军赶过长江，赶到敌后，好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消灭皖南、苏南的新四军。
毛泽东看穿了蒋介石这条“借刀杀人”之计，决定将计就计，要求江南新四军各部队迅速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一边抗日，一边不断发展壮大力量。
当时，新四军在江南分为两支：一支由叶挺、项英的新四军军部率领，另一支由陈毅、粟裕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领。
1940年3月，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调集5个师、1个旅，连同地方保安部队约18个团的兵力，切断了两支部队的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之势。蒋介石对顾祝同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但是，项英却没有认识到此种局面的危险，他不执行中央军委“皖南军部应速移苏南为宜”的指示。在此种情况下，陈、粟眼见皖南、苏南部队无法集中，而江北的部队由于力量单薄，发展又不顺利，所以他们于6月15日急电中央：决心将苏南的部队移往苏北。
中央同意了陈、粟的意见。
陈、粟率江南指挥部和两个团的兵力立即向江边北移，没想到顾祝同、冷欣却不顾抗日之大业，向新四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好在陈、粟早有防备，率部奋起还击，歼灭了蒋军两个团，越过了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四道日寇封锁线，于7月8日渡过长江，同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
留在皖南的新四军，最后没有摆脱蒋军的攻击，在皖南山区全军覆没。项英牺牲，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粟裕的第二次渡江是在1944年12月底。当时，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准备放弃太平洋岛屿，与英美决战于大陆，在中国进行长期战争。中共中央根据形势，估计对日战争可能延长，所以令粟裕首先率3个团渡江南进，继而由谭震林、叶飞再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对今后的发展作长期的打算。
日寇对长江虽然没有组织防御，但封锁却很严。舰艇在江中昼夜巡弋，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粟裕率领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要保证在同一时间内，使这么多人一举偷渡成功，难度很大。如果失误，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也会暴露战略意图，后果严重。
粟裕考虑再三，只得将人马分成东西两路，自己亲率西路冒雪前进。
12月26日，连下几天的大雪仍然没有停，天寒地冻。部队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继续向江边挺进，终于在傍晚赶到了江边，在离江不远处的小村宿营。粟裕将偷渡地点选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龙潭位于南京与镇江之间，铁路与江岸平行，铁路上林立着日军的据点，铁路与江岸之间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是，正因为在意想不到的地点，加上气候条件不利，所以日军根本没有想到新四军会从他们的眼皮底下通过。
12月27日晚，粟裕率几千人乘小木船渡江，但是由于人多船少，来不及运送第二梯队，天就亮了。好在新四军稳住了十几名厂警之类的地方武装，日军没有发觉，28日晚，后续1个营仍然利用这个渡口安然偷渡成功。
粟裕的第三次渡江是1945年9月，距上次南渡约10个月。
9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接受防区内的日伪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却不准八路军和新四军受降，形势逼人，必须争取先机。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于9月19日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粟裕率苏浙军区的部队有计划地渡江北撤。
指挥苏中战役取得七战七捷的粟裕
这一次渡江非常顺利。因为日军已经投降，不敢阻拦；而国民党军队正忙于接管京沪杭各大城市，难于抽出兵力，所以粟裕率65万多人安然返回江北。
此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蒋介石不断加强对苏北、山东的进攻，迫使粟裕领兵逐渐后撤，一直退到了黄河以北。
但是，粟裕以空间换取了主动，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鲁南大捷、豫东大捷、攻克济南等一系列战役的大胜。这样，粟裕领兵又打回苏北，一场淮海决战，终于将蒋介石在江北的主力歼灭光，他将再次渡江作战。
第四次渡江作战更困难了，粟裕面对的长江不仅仅是敌人的封锁，而是具有纵深的防线。偷渡不行了，只能强攻，与敌人展开决战。这次南下渡江作战，将是他最后一次渡江作战，因为这一战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就会迅速土崩瓦解。
为什么说李宗仁代总统不过是蒋介石的挡箭牌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时，无奈又极不情愿地让李宗仁代他行使总统职权。事实上，李宗仁的上任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挡箭牌而已。这一是因为蒋介石下野时并没有把实权交给他，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二是李宗仁历来就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两人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
早在1927年桂系就曾联系其他反蒋派“逼宫”，迫使蒋介石第一次下野。1929年蒋桂战争中，桂系被蒋介石打败，盘踞广西一隅，伺机再起。1930年冯玉样、阎锡山联合反蒋，桂系趁势加入反蒋联合阵线。但由于张学良率奉军入关助蒋，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反蒋联盟彻底失败，桂系又缩回广西。1936年6月1日，广东的陈济棠借蒋介石不抗日为名又联合桂系通电反蒋。1937年在全国一致抗战的形势下，桂系“皈依”蒋记中央。然而，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仍此起彼伏。尤其自1948年3月到5月的总统、副总统选举以后，二者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蒋介石认为，李宗仁若选为副总统，对他的威胁是很大的，因为李宗仁是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在对中共战事节节失利的局势下，桂系大有伺机取而代之的可能。蒋介石对黄埔一期学生贺衷寒说：“你们要知道，自从李宗仁决定竞选之后，这件事对校长（蒋自称）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你们一定要明白校长的苦心啊！”因此，蒋介石不惜一切手段打击李宗仁。他先指派于右任、居正、吴稚晖、张群、陈果夫、孙科、吴忠信等一帮国民党显要人物一齐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毫无效果，李宗仁仍坚持己见。不得已蒋介石只好拉下脸面亲自找李宗仁谈话：
“德邻，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均由中央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已内定由孙哲生（孙科）出任，希望你顾全大局，还是自动放弃的好。”虽然心里愤愤不平，但蒋介石还是调整了一下心情，尽量使口气平缓一些。
“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李宗仁一改过去在蒋介石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这回，连讲话的口气都变了。他说：“半年以前，我已经向总裁请求，你一直没有什么表示，所以我就积极准备一切。事到如今，我已经欲罢不能了。”
“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能当选吗？”蒋介石说。
“这倒很难说！”李宗仁恼火地甩出这么一句。
“你一定选不上！”在国府里还从来没有人敢对他用这种态度讲话，蒋介石显然动怒了。
“你看吧！我可能选得上！”李宗仁不客气地反驳。
“你一定选不上，一定选不上！”他满面愠怒，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地说。
李宗仁也从沙发上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上！”
蒋介石哪曾受过这种气？他气得喘着粗气来回走个不停，“哼……”
一直到自己的房间，蒋介石嘴里还在不停地大骂：“混账！娘希匹。”
1948年4月29日。南京总统府。
5月20日，举行新科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在着装上，蒋介石巧妙地将了李宗仁一军这天是副总统选举的日子。蒋介石在他的官邸内早早打开了收音机，紧张地守候在旁边。收音机正在播送选举的情形。蒋介石呷了一口咖啡，立即放下杯子，屏息静听收音机里女播音员那嗲声嗲气的广播。当收音机里播出李宗仁获胜的消息时，蒋介石怒骂一声“娘希匹”，随即站起身，抬起脚，只听“啪”的一声，便将收音机踢翻在地。
5月20日，举行正、副总统就职典礼。事前李宗仁请示蒋介石，就职典礼上正副总统应着什么服装。蒋介石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急忙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装店赶制了一套硬领燕尾服。到典礼前夕，李宗仁忽接蒋总统手谕说，典礼改着常用军服。
当21响礼炮响过，典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李宗仁忽然发现蒋介石并未穿军服，而穿的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服装，着中式长袍马褂，显得非常庄严、斯文。而身穿军服的副总统李宗仁，站在蒋介石的身旁，活像个大副官，在文武百官和中外贵宾面前，使李宗仁很难堪。
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后，蒋介石视桂系为国民党内部对他威胁最大的势力。
出于打击桂系势力，1948年6月1日，蒋介石突然免去了白崇禧国防部长的职务，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一气之下跑到上海吃酒看戏，拒不到武汉就职。桂系内部也因此发生混乱。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板着面孔对程思远说：“思远，你同邱毅吾（即邱昌渭）做了一桩好事：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健生拉下台了。”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黄绍竑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对黄便冷落起来，重要的会议和宴会都没有黄的份了。1948年的端午节，蒋介石夫妇与长公子经国设家宴，只邀请了3位客人：张群、吴忠信，另一位竟是黄绍竑。席间，素不饮酒的蒋介石举杯向黄绍竑敬酒，这使黄很诧异。饭后蒋介石对黄绍竑说：“想请季宽（黄绍竑号）先生去劝劝健生（白崇禧号）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蒋介石进一步又讲：“现在‘戡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所以才任命他去当华中‘剿总’，这完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与他历史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黄绍竑答应了，于是蒋介石派专机由蒋经国陪同黄去上海。
在蒋介石看来，白崇禧是很能打仗的将领，在党国危机之际，他还是要利用桂系的军事力量来助他“剿共”。
黄绍竑在上海对白崇禧费了一番口舌，将其说动了。黄绍竑说的大意是：你与李宗仁都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岂不等于做了蒋介石的笼中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之后，正可掌握一些军队，尤其要抓回广西的军队。武汉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一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逼蒋介石下台，届时李宗仁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我们桂系岂不是大有可为吗！
白崇禧这才走马上任，去武汉做握有5省军柄的“华中剿总”的封疆大吏去了。果然半年之后，就发生了白崇禧通电胁迫蒋介石下野，重演了1927年桂系逼宫的故事。
1949年1月21日下午，李宗仁从蒋介石邸参加完紧急会议后回来，一直在客厅里踱步。累了，他就稍坐片刻。李宗仁感到此时肩头有千钧重担，背负着整个国民党的兴衰存亡。
白崇禧
他想：“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又想起在北伐时，他率国民革命第七军强渡汨罗江，进逼贺胜桥，直捣吴佩孚老巢武汉，继又攻打孙传芳。他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时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能接受吗？”
是“战”？是“和”？是“降”？李宗仁的头脑里被这3个字搅成一锅粥了。
“战”必败。李宗仁对战没有信心，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解放军三大战役取胜，攻无不克，势如破竹，锐气正盛，长江怎能阻其南下的气势。
“和”不了。军事上没有平等对抗的实力，不可能达成与己有利的和平局面，要“和”只有“降”。
然而，“降”不得！中国的传统，历来对降将鄙视万分，“不成功，则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都是祖训。
李宗仁瞻前顾后，感到无法收拾这一残局，也只有死马当做活马医，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李宗仁稍微定下心神，准备赴汤蹈火，冒死不辞之时，张群打来电话：“德邻兄，总裁走时留下一个文告，他说让你过目后发表，你看我是否现在过来。”
“不必了，还是我去你处吧。”李宗仁说。张群是蒋的心腹，为了拉拢他，李宗仁屈尊驱车前往张群住宅。
文告不长，只有400多字。李宗仁坐下细看全文，觉得其中有许多不妥之处，遂放下文告，对张群说：“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之词，与总统允诺我‘继任’大有出入。”
张群拿起文告说：“文告中有这么一段话：‘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对这一句有不同意见，他说：“我认为在‘于本月21日起’一句之前，加上‘决身先引退’5字，蒋是让我‘继任’，而不是让我‘代行’。”
张群说：“宪法中并没有规定，要求明确写上‘引退’或‘辞职’。”
李宗仁反驳说：“宪法第四十九条说：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责。蒋先生这里只引用该条款的下半段，恐多有不妥，我这样上台名不正，言亦不顺。”
“德邻兄，现在时事如此，还苛求什么名正言顺。”张群装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
李宗仁坚持不同意文告中的条款：“名不正，言不顺，我怎么行使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我都无法贯彻主张。当然，蒋先生这样做，也许是把我当做他的挡箭牌。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让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
张群辩解说：“总裁不是这样的人。”
李宗仁轻蔑地一笑，表示他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他说：“那也未必。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宪法第四十九条，‘缺位’与‘因故不能视事’有着本质的区别。缺位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应由副总统继任，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则副总统便是代行。所以，我认为应该将‘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