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奉化召开军事会议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常州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召开师长和特种兵团长以上人员军事会议，戴称病未去，由王德容、唐秉琳参加。会后，汤特地召见了王德容与唐秉琳，问及要塞设防情况，并说：“要塞是京沪江防的支撑点，火力要加强，一定要有机动炮兵策应东西两翼才行……”王德容向他报告了情况，一味叫苦说：“要兵没有兵，要机械没有机械，修工事缺材料，搞通信无器材，真不好办哪！”汤说：“现在是困难呀！兵你们自己招嘛，招多少是多少。武器正在要求美国援助，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先把日本和台湾的运点来用嘛，工事叫工兵指挥部在订制的美国活动堡垒中拨点给你们，其余的你们自己修筑，通信器材我回去叫港口司令部拨发，还要弄点地雷，必要时把便于登陆的地点都布上雷。”唐与王随口应付。后来，汤开的这些支票，除了从台湾运来了游动炮兵的火炮，以及上海运来的18门直射小口径火炮和2000枚地雷外，其他都没有兑现，相反，还从炮兵总台调走一个重炮营去上海加强防务。
1949年春，汤恩伯亲自来江阴要塞视察。在戴戎光和唐秉琳陪同下，先到黄山炮台。汤用望远镜了望北岸，二十一军一四五师正在修筑八圩港一带的工事，汤问炮台火力能不能有效地支援。唐秉琳马上打开随身带的“火力配备图”向他报告，他一面听一面点头说：“好！好！”然后向东视察每一炮位，似乎比较满意。到了东边大台视察所里，汤指示戴戎光说：“大口径重炮火力配置得不错，小口径炮部署在半山腰上，这不好，要直接靠浅水配置，打木船就方便了。”又说：“步兵防御工事还未动手，要赶快修。”汤视察炮台后，就匆忙赶回无锡去了。
汤恩伯视察后不久，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也来视察。他轻车简从悄悄地到了要塞。戴戎光见他来得突然，有些疑惑，但因指挥关系，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丁仍由戴和唐秉琳陪同，从西到东看一遍。在总台指挥所，丁治磐问戴兵力布置和作战方案的情况，戴说不清，丁又转问唐秉琳。唐拉开幕布把火力配备图、测地要图、目标指示图、协同计划等一一汇报。丁又视察各台，转到了黄山背后，向戴说：“我已三令五申叫你们加强工事，可现在还是一动未动。”戴说：“总座（指汤恩伯）说给我们活动堡垒，到现在还没有领到，要木料没木料，要人没人。”把丁治磐顶了回去，视察不欢而散。
1949年4月初，汤恩伯由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陪同，再次来到要塞。晚上，他们一行来到城内的要塞司令部，又找来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晚饭后，汤恩伯、顾锡九、王克俊、戴戎光召集了要塞几位团长一同在作战室开会。汤恩伯作了一番动员后，问大家准备得如何？顾、王、戴作了汇报。汤又说：“兵力确实不足，要向总裁建议调台湾新军来加强。”并用手指着图说：“我已要五十二军刘军长将主力从苏州向常熟方向推近，策应一二三军；五十四军从常州向东靠，以策应二十一军。”汤恩伯认为，八圩港桥头堡有要塞炮台的火力掩护，没有问题。又说狼山桥头堡炮兵火力薄弱，一二三军要把师属炮兵多调过去一些。汤最后说：“要塞工事不要指望活动堡垒了，应就地取材，自己征用。”讲完就走，说还要到芜湖方面去。他边走边指示戴戎光迅速征用大木船装上石块，把北岸大小港口用沉船堵塞，越快越好。
难忘的4月20日
从一系列视察和汤恩伯的迫切心情看，我们估计渡江就要开始了。根据汤恩伯布置的任务，我们向戴戎光建议，尽快向港口司令部领款征得木材后去变卖。领款时来个宣传，装做要沉船的样子，但一砖一石也不往水里扔。戴戎光倒也乐意接受了。
为了确保江阴要塞起义的成功，要塞的地下工作者向解放军十兵团提出，能否派得力的军事干部到江南来加强力量。十兵团很快就决定派遣4名同志，他们是李干（团级干部）和3位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为加强联络，还专门派了王澂明科长携带一部电台设在江北新港，每天由交通员将要塞的情报送到江北，再发往总部。
在我回江北的一次汇报中，韦国清和叶飞还把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两位军长找来同我见面，说：“今后就是他们两个军渡江。”我向两位军长汇报了江阴的情况，并研究了4位同志在江南的具体任务。
我们对渡江点在江阴心中是有数的，但一次汇报中，叶飞对张家港西的长山问得特别仔细。我当即介绍，长山有5公里路长，整个长山都不高，山上没有防御设施等等。叶飞说：“我就要这个地方。”我回话：“我明白了，请首长放心。”
4位同志到达江阴后，我同唐秉琳、吴广文商量，决定把李干安置在炮台总台唐秉琳身边当勤务兵，王刚在炮台当兵，陆德荣在游炮团团部，徐以逊在守备总队。李干等4位同志到江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适应了环境。
4月20日，我因临时外出后回到了江阴，看到王澂明也来了，他们告诉我，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4月17日，美军顾问视察炮台，决定缩短防线。我认为，这个变化对我们渡江影响不大，因为5公里长山过去一直没有修工事，二十一军在山上无法防守，如按期渡江，对我军登陆不会有大的影响。
王澂明同志来江阴后，我们商讨如何迎接与配合大军渡江的办法更具体了：江北发动渡江炮击后，在江南燃3堆大火作为接应信号，这事具体由徐以逊负责；联络记号是在左臂上加一白布条；当天口令为“上海部队”；我们全体地下工作同志都要紧急动员起来，唐秉琳、唐秉煜、王德容等人分头向依靠力量打招呼，对中间力量进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等教育。
20日下午，大家都早已回到各自岗位，我与王澂明、陆德荣在游炮团团部与王德容一起等待着横渡长江的第一声炮响。终于，江北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大军开始渡江了。我换上了要塞士兵的军装，王澂明要我去总台，帮助唐秉琳、唐秉煜共同掌握炮台。我一个人摸黑到了总台，唐秉琳要我注意不要给人认出来。
总台指挥所里十分忙乱，报话机、电话机使用频繁，都在互相打听消息，但实际情况如何谁也说不清楚。这时，王澂明来电话，说他代表第三野战军下达命令，要唐准备迎接解放军渡江，不许打炮。唐秉琳告诉我：“国民党二十一军打来电话，问炮台为什么不打炮？”我说：“你告诉他现在情况不明，炮向哪里打？问问他们掌握了什么情况？”二十一军也说情况不明。
江北响起炮声不久，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来到总台，唐秉煜陪他到台长办公室休息。唐告诉戴，有什么情况会及时向他汇报的。
过了不久，二十一军又来电话说：“目标不明确，打几炮助助威也好。”我与唐秉琳商量，既然要我们打炮助威，炮再不响也不好办。于是，第一个目标是江北的八圩港，那里驻有二十一军的两个团，是他们在江北的桥头堡。但是我们又考虑到，解放军渡江情况还不清楚，如只打八圩港太明显。因此改变决定，向港北面的小孤山打两炮，这是解放军后方，没有部队。唐秉琳下达了命令，只听到轰隆隆响了几炮。马上，电话里又传来了二十一军急促的声音：“为什么打到二十一军头上？”唐告诉他：“我们早就说情况不明，不能开炮，你们一定要打炮助威。”我们知道这是二十一军在江北八圩港的两个团，准备向江南逃跑，被我们大炮打中了。二十一军已领教了我们大炮的威力，在电话里直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国民党的军舰，这时也已成惊弓之鸟。“中山”舰躲在黄山脚下，经常用报话机向我们探听情况，唐也与之联系。我与唐秉琳商量能否把“中山”舰也争取过来。在这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英国的“紫石英”、“黑天鹅”、“伴侣”号等军舰。在后来报话机联系时，我们请“中山”舰派军官乘小船来要塞炮台商议今后行动，“中山”舰表面同意派人来炮台，但却悄悄地溜了。“黑天鹅”、“伴侣”号也逃之夭夭，只有“紫石英”号被打伤走不动了。
这时，戴戎光接了一个电话。听完电话，他神色十分不安。唐秉琳知道是顾祝同打来的，就问戴：“电话听得清楚吗？总长有什么指示？”戴叹口气：“丁治磐真狠毒，在总长那里告了状，说我不听他指挥，总长在电话里说：再不听指挥，就要枪毙。丁是要我的脑袋。”过了一会儿，戴有气无力地说：“总长命令：立功重赏，歼敌一个班，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赏多少……官可以连升三级。”说完，还要我们逐级向下传。
过了一会儿，唐秉琳接了一个电话，只听到他说：“是，是。”放下话筒，戴就问谁的电话，唐说：“是丁司令官的电话，丁指示要我们注意，防止敌人声东击西。”
过不多久，我们已清楚地了解到，解放军已全线过江，国民党军狼狈向南溃退。我们立即把大炮指向溃逃的二十一军开火。二十一军还来电话：“为什么又打到我们头上了？”唐秉琳在电话里回答：“共军已过江，正向南进军，我们用炮火追击。”二十一军要我们不要再向他们打炮。事后才知道，二十一军边逃边骂，说要塞大炮打垮了二十一军。
江阴要塞的新生
夜21时许，唐秉煜把早已参加我们地下工作的要塞通信连副连长李容有叫到山坡上，要他立即切断电话线。不到5分钟，戴戎光与上下联系的通信线路全部被切断，报话机也落入我们手中。要塞的实权全部被我们掌握。
在黄山指挥所里，戴戎光在床上躺了片刻，忽然一翻身起来走出指挥所，向江面瞭望着。忽然，他狂叫起来：“船！船！共军过江了，开炮！向共军开炮！唐秉琳哪里去了？再不开炮我要他的脑袋。”在他身边的唐秉煜答了腔：“现在还看不清楚，是船还是水波的影子，摸不准，空放炮，浪费炮弹。”而在炮台指挥所，我们用大炮轰击着溃逃的国民党军。
我们知道，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在炮台附近布防。这时，有人向唐秉琳汇报说山下发现共军，要唐秉琳下命令抵抗。唐秉琳大声说，不许随便打枪，是自己人，不要误会。
负责接防黄山炮台的部队是由陆德荣同志带路的。陆前往长山张家港附近，按照约好的办法，用手电筒划了3个圈，对方也按陆的办法回答。走近一看，原来是国民党二十一军，他们立即把陆扣押。正好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救了陆德荣。陆马上带了部队来到黄山。要塞部队看到有解放军上山，有的想抵抗，但唐秉琳、唐秉煜以及争取过来的要塞营、连级干部立刻制止，解放军顺利地上了黄山。
21日凌晨3点多钟，唐秉煜、李干和我在指挥所外面开了个小会。唐秉煜说是动手的时候了，要我代表地下党向戴戎光宣布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已举行起义，命令戴戎光缴枪投降，他负责收拾戴的警卫班，李干负责掩护我的行动。
会开了几分钟，大家就分头行动。唐秉煜以两挺机枪正对着指挥所封锁了进出口，自己提了双膛火的手枪，捷步走到了指挥所门口，4个端着冲锋枪的士兵跟着唐秉煜进入指挥所，控制了掩蔽部的通道，严密监视着戴戎光警卫班的一举一动。
唐秉煜把戴叫到我面前，向戴介绍说：“这是吴铭同志，是解放军驻要塞的代表。”接着，我对他说：“我对你的安全负有责任，现在我要送你到安全的地方去。”戴戎光开始感到很突然，接着他以颤抖的声音说：“我跟贵军从没有交过战，我对贵军向来是友好的。”我说：“你的情况，我们了如指掌，不必多说了。”戴还说：“听说江阴城还没有解决。”我很严肃地向他说：“我军早已直插京沪线，江阴城不在话下，城内国民党如不投降，将全部消灭。”戴说：“既然事已如此，我就缴械吧！”当即将所佩带的左轮手枪和子弹袋交出，几个卫士也放下了枪。唐秉煜命令他留在指挥所，不准乱动。
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了。接着，唐秉煜对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思想动员。大局已定后，唐秉琳等召集全体要塞部队在射击场上宣布起义行动。解放军二十九军和要塞部队胜利会师，会场上一片欢腾。
4月21日上午11时，工兵营副营长突来报告，说有少数人不同意起义，企图把全营拉跑。唐秉煜当即命令该副营长指挥队伍集合在黄山脚下的一个打谷场，架枪后听候训示。随后由营长唐秉煜同志向全营宣告要塞已战场起义，并进行动员。工兵营才平息下来。与此同时，游动炮团第一营长杨明光被两个顽固的连长劫持，率领全营轻装外逃，唐秉琳立即派徐以逊将他们追上劝说归队。
要塞起义后，我们亲眼看到，第三野战军官兵，浩浩荡荡地从江阴要塞东西两侧，特别是从长山、张家港等地顺利渡江到达江南，直向杭州和南京插去，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
战旗是怎样插上伪总统府门楼上的
陈士榘上将是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司令员，渡江战役中位于东集团。他饶有兴趣地回顾了第八兵团渡江后占领伪总统府，并将战旗插上其门楼上的经过，他说：
淮海战役中的陈士榘
1949年4月24日清晨，毛主席在北平西山双清别墅凝神阅视南京解放的捷报，遥望南天，百感交集。他老人家欣然命笔，写下了著名诗篇《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个占领南京的部队，正是我八兵团所属三十五军的英雄战士。他们把革命的红旗插到了伪总统府的门楼上。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华东野战军总部移驻徐州西南大北望。陈毅同志找我谈话，要我担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并就兵团领导班子组成问题征求了我的意见。1月15日，根据军委决定，我调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职务，负责组建第八兵团。兵团主要领导有：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委（我军渡江以后才到任），江渭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兵团下属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三十四军共4个军。1月31日，第八兵团部进驻徐州原刘峙公馆，正式开始办公。
2月4日，兵团部自徐州乘车南下，移驻蚌埠，组织部队整训。3月5日，又进驻滁县，指挥部队备战。滁县曾经是国民党军“首都卫戍区总部指挥所”所在地。当淮海战役杜聿明部被歼后，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仓皇南逃经过这里。3月下旬，我在这里欣然会见了国民党军起义将军王晏清（原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师长）。他曾经是率领3个团（1个团保卫蒋介石，1个团保卫顾祝同，1个团保卫总统府）的“御林军”师长。在我军渡江前的关键时刻，毅然率部起义，走向光明。王起义后，首先同他接谈的是兵团作战科副科长金子谷。接着，我接见了王。当王晏清郑重地向我呈交“南京城防图”时，我不仅赞赏这位年轻将领的胆识和勇气，同时对渡江作战充满了胜利的信心。这份“城防图”，为我兵团即将进行的“攻占两浦，炮击南京”军事目标作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4月3日，兵团部离滁县，经六合、天长，于5日进驻扬州，指挥部队渡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