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以船只的准备为例。当我十一、十五两个先遣军于3月27日到达江北岸时，沿江各种船只已被敌人劫持一空，船民也被迫四散逃避。很多北方籍战士对南方不了解，看到既无船只又无其他渡江器材，一时产生了恐惧心理；有的战士不知从哪里听说长江一带的蚊子有一寸多长，“3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肉”；还有的怕“被打死在江里喂鱼”，等等。为解除他们的顾虑，各部队及时聘请驻地居民介绍长江水性，组织南北方战士座谈会，并轮流到江边观察对岸情况，练习游泳、划船和试制救生圈。从而掀起了一个筹集船只、引船入江和水上练兵的热潮。如十二军在渡江演习中，曾以20斤稻草捆成一只救生圈，在水中浸泡12个小时后仍可使用，战士可露出胸部射击。
在物资、船只准备有了眉目之时，刘司令员指示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攻打一个有敌军江防据点的江心洲——铁板洲，作一次实战演习，以取得经验。铁板洲上有敌第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和第五连共300余人，筑有地堡工事。我三十五师由一○四团组成突击队，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乘带有云梯的船只，仅以7分钟即登上洲岸，无一伤亡，35分钟结束战斗，全歼守敌。
4月9日，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我将这一经验上报军委、总前委，并告三野。三十五师在夺取铁板洲时，“每人携带做好的一个稻草救生圈（18至20斤），减少战士顾虑。每人准备数个竹尖和棉花，便于堵塞子弹孔。”还有的部队利用竹筒做救生圈，装置了救护舟筏。这些就地取材、简便易行的救生器材，在渡江作战时虽然使用不多，但对增强北方籍战士的安全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船只的筹集工作，是部队与地方党政机关组成管理委员会，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在附近湖泊进行的。对于船民，一方面从政治上启发他们，一方面适当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有些部队还动员了一些船帮头和保甲长，利用了一些关系，把已被敌人押至南岸的船只又拖回北岸。部队对船工和水手照顾得很好，开饭时为他们找碗，给他们送香烟，尊称他们为师傅，很快就建立了感情，成为真正“同舟共济”的战友。这样，仅在半个月内，就在沿江居民的协助下，搜集、打捞、修补船只达1428只（大船能载百人左右，小船可载10人左右），动员船工2000余名。由于船只多在内湖，而内湖出口又为敌军炮火所封锁，大家便创造了开渠引水和翻坝、掘堤等办法，把所有的船只从几十里外的内湖，翻过数道堤坝引入长江，然后又挖掘了隐蔽的船坞。船只解决后，部队又在内湖和夹江上昼夜进行水上训练。从上船下船、船只操纵、救生器材的试验、水上射击，到航渡队形、指挥联络、步炮协同及登陆突破等战术动作，直至分队综合演习，都比较熟练了。据我们4月15日的统计，二野第一线部队水手和民兵水手已有4410人，每次可渡30500人。
当上述准备工作就绪后，各兵团、军、师党委向渡江突击队授了旗，向船工和部队水手颁发了荣誉证件，号召大家“在渡江作战中为人民立新功”。
参战部队的各级司令部根据野司的安排，均于江岸设立了观察所，组织了敌前侦察，加强对长江水文、气象的观察和调查，选定了起渡点和登陆地段，并设立了渡口指挥所，组织指挥员进行沙盘作业。
再谈谈物资的筹备。这项工作是艰巨而又繁重的，由于华东局和中原局负责同志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及时有效地保障了部队的供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后勤部门在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安徽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合肥、蚌埠设立了办事处，沿途设立了兵站及集结地，建立了4条补给线。安徽、湖北、河南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部队架桥、修路，在部队进军途中设立了招待站，还组织了随军渡江的民工团。在合肥、六安至安庆的路上，有数10万浩浩荡荡的民工“海潮似的”（刘伯承语）日夜赶送军粮。皖北人民群众提出了“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的口号，竭尽全力支援渡江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军是人民群众“送”过长江的。
至于支前和运输的工作量有多大，我手头尚无确切的数字。仅以安徽省为例，省委曾动员服务半年的担架3000副，服务3个月的挑工12万人；仅六安桐城两地就征收了1亿斤大米。刘司令员曾说：“沿江居民省出了自己的粮食给军队吃，他们的贡献极大，感人极深。”另外，汽油、弹药、服装等物资，也都是依靠地方向前线运送的。这里，我引用一份1949年3月9日，刘司令员和我给“军委（转陈邓）、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也可见一斑：
“一、统筹解决汽油及零件之补充，并在蚌埠、合肥设库分发。立请调拨500到1000桶汽油应急。另请天津筹拨400辆（汽车）的备份零件。
大批弹药由淮河运往长江北岸，支援渡江战役
二、3月份经费之未领足数，请军委直接速送蚌埠。4、5两月份经费酌量拨三分之二现洋、三分之一人民币券，于寅哿（3月20日）前送蚌，以便能在过江前送到部队。中原军区现洋请就近拨交我们。
三、运送十分困难（特别在南方脱离铁道条件下）。我们虽全力以赴，但只能担任渡江前之第一线运送。故请中原局、华东局分送正阳关及合肥转交我们。
四、……我们尚差5万套血衣、5万套俘虏单衣、5万套衬衣。今后这类供应品由我们随军购买抑由华东转发，请速确定。”
到开始渡江前，向前线运送的弹药是4个基数，补给的携带粮是每人5日份，而且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些事迹，无论是在支前工作上，还是在军事交通史上，都是应该重重地写上一笔的。
二、关于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当时部队存在的思想上的问题，主要是对和谈的认识，如：国民党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了，还要不要过江？会不会搞“南北朝”？如果美国出兵干涉怎么办？为了统一认识，牢固树立“敢于胜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思想，1949年1月10日，曾以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的名义颁发了《野战军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大纲》，提出要“根据新华社新年献词进行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必须彻底清算在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关头，可能产生的各种各式的动摇思想”。
政治整训的目的，主要是教育指战员认清政治谈判和军事斗争是密切联系的两种手段，国民党政府并非真心和平，只是因为打不过我们不得已而为之。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国民党政府在协议上签字与否，我们都是要过江的。决不能在中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给某些反动政客和军阀以喘息之机。在这一点上，大家应该头脑清醒，不可松懈斗志。
陈赓同志曾经把和谈看做是对国民党的又一攻势，并且“不啻增加我百万大军力量”。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都对我们有利。和谈，势必促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巨大变化与动摇。因此，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次震撼。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也知道是因为打不过共产党才和谈的，如果谈判破裂，就更加瓦解了他们的士气。我们过江后敌军的迅速溃败就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美国可能出兵干涉的问题，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指战员们也有了思想准备，立足于他们出兵，有备无患。而且，只有我们做了准备，美国才不会轻易出兵。
解决了这些思想认识问题，士气就日益高涨了。于是，“不让反革命有喘息余地，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全国革命胜利，为人民立大功”等口号，就成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关于组织准备，总前委在渡江前下发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了连队的党组织建设问题。这在以往几大战役中是没有过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部队整编后，解放战士在部队中的成分很大，和新参军的翻身农民对比，达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入伍较晚的战士，有的出征前几天才到部队，没有赶上渡江政治教育。这当中有些北方籍战士不愿远离家乡到南方去，曾发生逃离队伍的现象。再一个原因，就是渡江作战是以船、战斗小组为基本单位的，和以往的战役有所不同，但是在行动上又必须做到统一，这对于拥有一两千只船的大部队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基于这些原因，只有健全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才能保证部队的巩固、纪律和行动的统一。这些，在渡江前是基本做到了。
“钳白打汤”的决策
李达还回顾了这次战役中的决策问题。
在1949年2月9日的总前委会议上，大家认为应该充分利用蒋介石集团与桂系的矛盾，以二野、三野近百万人（渡江作战时，加上军区部队共百万人）的优势兵力突击汤集团，钳制白集团，以强大的震撼力量，使敌军闻风丧胆；并足以应付意外情况的出现，如美国可能的挑衅或武装干涉，这是最稳健的作战方针。这就是“钳白打汤”。
总前委曾确定：以三野的4个兵团和二野的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三野4个兵团的任务区分是：一个任江阴、扬州段，一个任南京东西段，一个任芜湖东西段，一个任铜陵、贵池段；二野的一个兵团任安庆东西段。
第二野战军拟制的渡江作战部署电
二野的另外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
预定的突破重点，则拟在芜湖、安庆地段。
会后，总前委发出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
汤、白两集团在长江鼓向北岸的突出部的汉口、浦口，各有两个军的机动兵力，在安庆摆了一个军。浦口为三野的当面，二野当面之敌主要是白集团；刘汝明的部队不多，其前哨部队放在江心洲。白集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伸出警戒部队（小部队），在江北也不少，而在麻城及其南面的城镇到处皆是。当三野已经收集到一些船只时，二野还两手空空。我们要准备船只，就必须消灭这些伸到江北的警戒部队。
为此，刘、邓首长考虑了三着棋：
第一着，是从2月初开始，以王宏坤部带领桐柏、江汉军区的部队，到武汉、沙市、宜昌之间，吸引白集团西顾，以减轻二野主力正面的压力。
第二着，陈赓的四兵团向南开进，有意让绕道麻城，打跑了白集团第七军的部队，攻占了麻城。之后，总前委和刘司令员便让四兵团停留在此地达一周之久，并派出小部队佯动，传风准备打九江。
刘邓首长考虑光这两着给敌军的压力还不够，还必须请军委批准以四野先遣兵团迅速南下，钳制白集团，这是第三着。当四野十二兵团率第四十、第四十三军10万余人组成先遣兵团顺平汉线火速南下，攻取信阳，直逼广水、宣化店，使二野右翼的安全确有保障时，四兵团主力才继续向指定地点开进。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时，白崇禧也派了私人代表到中原局洽谈。
按这时的局势，我们分析白集团是不会受蒋介石调遣的，他们守不住武汉，必退衡阳再退广西（他们后来也是按这条路线退的）。还有一个地理上的因素，就是汤、白两集团之间隔着一个鄱阳湖，两侧山脉多为南北走向，不便于大部队东西运动、互相支援。
有鉴于此，中央军委、总前委的策略是钳制白崇禧集团，打击汤恩伯集团。这样，对白、汤既有所区别，又符合集中优势兵力，先歼重点之敌的原则。
在渡江作战的准备中，还有一个打不打安庆的问题。
当四野先遣兵团和四兵团完成了预定的一系列佯动之后，白崇禧误认为我军将抄袭武汉，将其第四十六军主力向武汉、九江收缩，留第一七四师驻守安庆。于是，我先遣军就势解放了太湖、潜山、望江等地。至此，我主力兵团3月初分别由阜阳、沈丘、漯河地区南进，4月初已相继到达长江北岸。
安庆守敌是白崇禧集团在江北的一个钉子，对二野渡江是一个威胁。开始，确定由三兵团第十一军把安庆打下来，拔掉这个钉子。
对于打不打安庆，刘司令员一直有所考虑。4月3日，我二野前指到达舒城后，刘司令员打算去前线看一下再决定打还是不打。我陪他去了，到安庆周围和东西段都看了一下，发现这一带丘陵和沼泽交错，不利于攻坚。而且日军占领安庆时，曾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和工事。经过观察，在安庆的东西两段都可以渡江，只要看住安庆守敌不出来“干扰”即可。而打安庆，势必要攻坚，既耗时，又会过多地牵扯兵力。于是，刘司令员下决心改由第十军围困和监视安庆守敌，换下十一军参加渡江作战。
4月4日，刘司令员商得邓政委同意后，下达了《关于三兵团暂不攻安庆，各兵团积蓄精力进行渡江作战的指示》，确定：
一、暂不攻安庆，积蓄精力于渡江作战。
二、以十五军、十六军由望江至安庆西关段渡江。
三、以三兵团两个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石矶头段渡江。
四、五兵团主力集于桐城、高河埠伺机续渡江。
至于安庆守敌，我主力过江后再收拾他们也来得及。
总前委制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1949年4月1日下达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于4月15日18时以全线渡江开始遂行本战役”；以全歼或大部歼灭汤恩伯集团在上海至安庆段的守军（计有24个军72个师，共约40万人左右）和控制浙赣线的敌军（计有6个军23个师），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战役目标。
《纲要》规定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东西两个作战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之间渡江；第二野战军在马垱至贵池间渡江。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施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
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三野东西两集团迅速东西对进，完成钳形合围。二野密切协同三野，适时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地区；以主力一部速出衢县地区，控制浙赣线一段和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同时，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的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归二野统一指挥，担任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我二野的渡江地段，为汤、白两集团的接合部，处于汤集团的左侧背。守敌是老对手刘汝明的第八兵团3个军8个师，约4万余人。其六十八军军部位于至德，所属3个师分布在东流至湖口线；五十五军军部位于贵池，所属1个师位于马沙闸至贵池段，两个师位于三野部队渡江正面的铜陵、青阳地段；九十六军军部位于殷家汇，所属两个师分布在吉阳大渡口至乌沙闸线。敌纵深地区仅有第十七兵困侯镜如率的两个军在歙县至宁国地区。
我渡江地段敌军兵力较弱，敌机动部队较少，而且有皖南游击队策应，对我突击渡江是有利的。但是，白集团的主力位于我预定渡江地段的右侧背，是一严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