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军继续乘胜追击，二野、三野、四野横扫残敌如卷席。国民党上层是树倒猢狲散，部队是狼狈逃窜，恰似过街的老鼠。
蒋介石逃到台湾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总统”职
5月7日晨6时，蒋介石登上“江静”轮，从吴淞口离开上海。
5月12日，“江静”轮达舟山。这一天，蒋介石在海天孤岛上，眼望大陆，开始反省他过去的江山得失之处。他此时深感过去的部下和文武官员们，多是空言不实，麻木不仁，徇情任私，官僚作风，致使他的蒋氏王朝，一朝瓦解。
5月15日，解放军全面进攻上海，势在必得。蒋介石对上海的防御很是担心，他让蒋经国飞到上海，了解战况。
蒋经国次日上午飞回定海，向蒋介石汇报。当日，蒋介石到金塘岛拜见如果法师塑像，也许是受到佛祖的启示，他已对上海，乃至整个大陆的防守失去了希望，决计去台湾了。
17日下午，蒋介石一行人自定海机场起飞，于4时50分到马公岛，住马公岛城外宾馆。蒋于此游览胜景寺庙，同时，接见来访大员。
5月27日，蒋介石得知上海全部解放。
次日，蒋自马公岛飞抵台湾冈山，再转高雄寿山。于此拟定防台计划，以舟山、马祖、金门一线为前哨，也为“反攻复国”桥梁，确定今后以台湾防务为第一。
树倒猢狲散
5月24日，汤恩伯率兵从吴淞口，登上兵舰，狼狈向福建逃窜。汤逃至福建后，任厦门绥靖总司令。
是年9月，叶飞兵团兵临厦门。汤恩伯身为败军之将，不敢言战，遂于10月2日向蒋介石提出撤出厦门。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没有同意。
10月15日，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帷幕。到16日黄昏，守敌彻底崩溃。汤恩伯知人势已去，带着一部分人乘小艇逃到金门。
1949年10月15日晚，我军对厦门岛守敌发起渡海攻击。这是战士们在登船出发。
李宗仁于5月8日自桂林飞抵广州，又经受了一场内阁危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因不满自己处于无权的地位而愤然辞职，阎锡山接替其职位。此外，李宗仁还换了一批内阁成员。
7月14日，蒋介石忽自台北率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张道藩、谷正纲等26人，飞至广州。蒋介石在此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非常委员会，以取代中政会，主席为蒋介石，李宗仁为副主席。会议在蒋的一手控制下进行，最后决定：“非常委员会”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政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先经过其决议通过，方为有效。
这样，李宗仁更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了。
10月初，解放军进逼广东。13日，李宗仁离开一片混乱的广州，飞桂林，旋至重庆。国民党政府只好又从广州迁往重庆。
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后，要求蒋介石“夏行视事”的呼声甚高，李宗仁的处境十分尴尬。11月初，只好借外出“巡视”离开重庆，先后至昆明、桂林、南宁，对政府要其速回的电文置之不理。
不久，李宗仁又以治病就医为名飞往香港。12月初，他带着满腔失望情绪离开中国，去美国医治胃出血，从此，开始了他为期16年漫长的流亡生活。
长江防线溃败后，白崇禧带着部将撤到湖南，将总部迁至长沙。可是，由于此时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兼湖南省主席陈明仁准备举行起义，他不得不将总部迁至衡阳。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给撤退中的白崇禧又一次严重的打击。
10月上旬，白崇禧在衡宝同解放军决战，被歼近5万人。此时，白崇禧本想退往广东，占据出海口，但由于蒋军嫡系所迫，只好率部退回桂系老家广西。
广西战役第二阶段：敌白崇禧主力被歼后，残敌由南宁及奥、桂边地区窜向钦县，企图由海上逃走。自1949年12月3日至8日，经我军追击，分别将敌歼于桂境及奥、桂边地区。这是各路大军并肩追歼逃敌。
在广西，白崇禧经过强行抓丁和编并地方团队，恢复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其兵力为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连同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在内，总兵力近20万。白崇禧此时还不甘心失败，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
解放军完全不理会白崇禧的临时部署，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办法，占领了他的后方，对其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12月1日，白崇禧的两个兵团被围歼于博白地区。
4日，解放军解放南宁，白崇禧率部企图逃往海南岛。
7日，解放军攻占钦州，封闭了白崇禧南逃的海口。
14日，解放军攻占镇南关（友谊关），控制了中越边境。
至此，白崇禧部除万余人逃往越南外，17万多人被歼。白崇禧本人先逃至海南岛，后又乘飞机逃至台湾。
1950年，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之职，与汤恩伯坐到了一条板凳上。
三大野战军横扫残敌如卷席
解放上海后，陈毅、粟裕、张震等决定，以第八兵团继续担任南京、镇江警备任务，并清剿苏南、皖南残匪；以第七兵团主力担任解放舟山群岛的任务，一部保卫海防和担任城市警备；以第九兵团担任上海市警备及淞沪地区海防，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十兵团部率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军执行进军福建的任务。
向贵州进军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和十军由湘西出发，直出贵州，迂回川境之敌。15日解放贵阳、思南等地，至12月初，前出川南的泸州、纳溪、合江、自贡等地。这是某部徒涉沅水向贵州前进第十兵团休整1个月，于7月2日开始向福建挺进。26日到达建阳、建瓯、南平地区。
8月6日，十兵团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福州开进，经过5天急行军，隐蔽逼近福州外围。11日发起战斗，17日解放福州。
9月初，十兵团主力开始由福州地区南下，19日发起漳厦战役。至25日，控制了夺取厦门的有利阵地。攻击部队经过半个月的准备，于10月10日至13日先后攻占大、小嶝岛。15日黄昏，主力发起厦门战斗，至16日下午，登上厦门岛。
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占领舟山群岛。
9月初，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开始向西南进军。第五兵团由上饶经湘潭、湘乡向邵阳地区开进；第3兵团和野战军领率机关分别由芜湖、南京车运郑州，然后秘密经孝感、武汉等地向常德、江陵之线开进。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向贵州境内的敌人发起攻击，此举大出守敌所料，宋希濂率部慌忙西撤。15日，贵阳解放；21日，黔北重镇遵义获得新生。
11月28日，三兵团主力将宋希濂部3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山区，并乘胜在重庆外围歼灭向重庆增援的胡宗南部第一军一部。29日晚，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由重庆逃往成都，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
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于12月9日率领所部分别于昆明、雅安、彭县等地通电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乘势发起成都战役，歼灭胡宗南主力。
成都战役1949年12月2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十八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成都战役。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已前出至简阳、乐山、邛崃等地，第十八兵团等部追击胡宗南集团也进至成都附近。国民党军第十五、十六、第二十、第七和第十八兵团举行起义，余敌在我猛烈围攻下迅速就歼。这是十八兵团部队通过川北之剑门天险，向成都挺进。
12月21日，董宗珩率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成都守敌此时开始瓦解。胡宗南为稳定军心，赶忙召开军以上指挥官紧急会议，叫喊“要团结一致，抵抗到底”，还说“本人亦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拼命鼓动部属顽抗到底。可是，会议的第二天，他就悄悄乘飞机溜到海南岛去了。
胡宗南一走，国民党军队顿时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25日至27日，敌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相继在彭县、德阳、成都地区宣布起义。
这样，解放军不战而下成都。进军西南的战役胜利结束。
10月14日，陈赓指挥东路军三面包围广州，当晚解放该城。
在三路大军的围攻下，白崇禧部队也于12月中旬在广西境内被歼。
1950年4月16日，第四十、四十三军分西、东两路，从雷州半岛并肩南渡琼州海峡。在琼崖纵队和事先偷渡上岛的解放军配合下，两路大军占稳了脚跟。
23日，解放军攻占海口，守军司令薛岳飞逃台湾。
邓小平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作大快人心的报告
1949年8月4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邓小平从上海赶到北平，向代表们作了一个报告，题为《从渡江到占领上海》。这个报告对整个渡江作战的情况作了一个概括的介绍，对渡江作战取得胜利的原因和胜利的意义作了总结。
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
渡江作战是从4月20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
在漫长的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在发动战斗以前，曾经给过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考虑的时间。当他们不愿接受人民极其宽大的和平条件的时候，我们只有给他们再一次的教训和打击。
我们发起渡江作战后遇到的抵抗可以说很小。在1000多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队摆在湖口至上海段的有45万人（包括宜昌至湖口段的共有70万人）。45万人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假如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4月20日夜开始，24小时内大体上30万人全部过了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
在这个过程中，南京在4月23日占领。到5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1500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的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么惊人的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5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
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20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5月27日占领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1个月零7天，消灭敌人40余万人。我方伤亡25万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17万人，在渡江时遭敌轰炸等共伤亡8000人。我们曾有1个兵团俘虏了敌人6万，自己损失1100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压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的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
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8至12人，大者50人，最大者100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60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首使用2100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1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团长、师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渡江使用的船有1万只，所以我百万大军能够渡过长江。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到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做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并不困难。
第二，群众支持，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持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劳作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中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15亿斤，其中80%是沿江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权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一支部队，埋伏了10天，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的。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