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第三野战军胜利渡过长江，追歼逃敌，控制浙赣铁路杭州至东乡段割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之联系的情况下，国民党军慌忙收缩兵力，图作垂死挣扎。龟缩于上海地区的汤恩伯集团，在蒋介石的亲自督令下，企图凭借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兵力，依托纵深数十里的4000多个永备型工事为骨干组成的防御阵地负隅顽抗，以争取时间，抢运物资，并阴谋大肆破坏上海，挑起国际事端，促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
为粉碎汤恩伯集团的企图，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确定：第三野战军以主力围歼淞沪地区之敌，攻占上海；另以一部兵力继续向浙江东南部进军，解放浙江全省。第二野战军主力在浙赣铁路金华、东乡段休整，为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保障第三野战军围歼上海之敌；另以一部兵力支援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渡江作战，并协同该兵团向南浔线突击，相机进占南昌。
当时的上海滩是什么情形
1949年春天，享有“东方巴黎”美誉的大上海，失却了昔日的繁华魅力。前线不断战败的消息惊得国民党军政要员、上海的商贾巨富以及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惶惶不可终日。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满街的鹿砦、沙包，各种街头工事和云集在上海四郊的20多万国民党军队清楚地告诉人们，上海将有一场难以避免的战火。对战争的恐惧及四处横行的国民党军、警、宪，像铺天盖地的瘟疫一般，在上海掀起了一阵阵混乱、溃逃的狂潮。机场、港口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机票、船票早已脱销。有本事的人怀揣金条四处奔波，为的是能得到一张早日离开的机票、船票。此时的上海人早已熟悉了战争，更熟悉了逃难。
上海，就是这么一块神奇之地。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商埠、最大的都市，却也是战争频繁光顾之地。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之战，这里曾爆发了炽烈的战火。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之后一个多月，“八一三”淞沪会战又把这里打得天翻地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间，浦江两岸，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市民们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他们盼望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道路。从此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然而希望很快成了泡影，等待他们的却是国民党政治上的独裁，经济上的掠夺和国民党挑起的内战烈火。
抗战胜利的枪声刚停，硝烟未散，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抢夺胜利果实。为防止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保证自己的“接受”，蒋介石不惜任命汉奸、伪上海市长周佛海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并在美军的配合下紧急空运军队，与日伪军联合进攻解放区。
当时上海几百座仓库囤满了日军搜刮的无数战略物资，加上日伪产业，总值在1万亿元法币以上。眨眼间，上海出现了“饥鹰满天飞，饿虎遍地滚”的场面。前者指后方飞来的接受者，后者则指原在上海的所谓“抗日英雄”、“地下工作者”。
首先登上“劫收”舞台的便是这批熟悉上海的党棍、特务、流氓和由汉奸摇身一变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择肥而噬，人人暴发。
第二轮赶到的则是掌握现代交通工具的国民党军队系统，如淞沪警备司令部、海军部等，他们以军人特有的“干练”草草结束了受降仪式，转而迅速地撑满自己的腰包。
第三轮才是国民党政府委派的接受大员。他们手持上方宝剑，也不甘落后，全力以赴地参与劫夺、贪污、敲诈，甚至为分赃不均而与前两者兵戎相见。
劫收者的主要目标：一是日伪财产，二是市民住宅、汽车和财产，三是民族工商业。其首要者为房产、黄金。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50万两准备金被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汤恩伯捷足先登、抢掠一空。大到工厂、医院，小到房屋、文物，经过他的手便落入私囊，不知所终，连其副官也成巨富。市长钱大钧因热衷于“劫收”而被上海人民称为“钱大钓”。
当权者还利用沪渝两地黄金黑市的差价，将劫得的无数金银财宝每天空运重庆，转手抛出，大发其财。后来当上海物价上涨，黑市价高过重庆时，又如此这般空运回沪再次投机。大人物如此，小官吏们则上行下效，利用职务之便，浑水摸鱼、监守自盗、瞒天过海、隐漏私吞。白天各仓库死气沉沉，入夜则灯火通明，整批整箱地偷运盗买。如此作为，使得人人皆知国民党“有官皆贪，无吏不污”。
国民党内某些特大官僚资本集团，眼见上海肥肉被瓜分，无不眼红心焦，很快也以财政金融工业接收大员的身份挤入上海，大刀阔斧地鲸吞金融工业机构。他们的眼光主要瞄准企业，特日伪强租占用的中国企业一口吞下，然后标价，由自己中标盘下产权。官僚资本一下子在上海劫得470多家企业，占全国官僚资本企业总数的80％；对民族工商业，则强迫其让出股权，以增资、贷款等巧取豪夺的手段控制管理大权。
所有这些“劫收”大员无不空手而来、满载而去。上海民众说他们人人“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个个“五子登科”（条子、房子、车子、女子、位子）。
除了经济上的搜刮、劫夺外，国民党当局还在政治上包庇汉奸，歧视收复区人民，加强独裁统治。他们利用日伪“维持治安”，为打内战又大量收编伪军；对于一般汉奸、军统特务和司法当局则公开标价，得钱买放。上海群众讥之为“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当局对收复区的人民则百般歧视，将工人、学生、职员等一概被斥为伪工人、伪学生、伪职员。对青年学生进行“甄审”，否认学籍，规定须经一年思想训练，否则剥夺他们继续升学的权利。对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的内迁工厂回沪的工人和厂主，国民党当局则不闻不问，一味以高压来弹压要求工作的失业工人。
抗战胜利时，上海人民曾欢呼“天亮了”。然而，他们看到的只是独裁日甚，内战四起；接收大员中饱私囊，大小汉奸逍遥法外；物价飞涨、企业倒闭、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上海人民叹息：“天上来，地上来，平民百姓活不来；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眼下，蒋介石、汤恩伯又把20多万国民党军队放到了上海滩，摆出了一副大打的架势。
蒋介石从上海等地究竟运走了多少
黄金、珠宝、文物等到台湾
早在辽沈战役发起时，蒋介石就开始准备后路了。他将陈诚派到台湾之后，就着手计划并实施将大陆的财富、重要战略物资朝台湾运了。
多年来上海是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的财富多集中于此地，特别是1948年币制改革后，民间所藏金银美钞几乎被搜刮殆尽，全部库存于上海的国库。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蒋介石决不甘心留给自己的死敌共产党，但运送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却需要时间，蒋介石这时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上海多守一日，他就能多搬运一些物资。
1948年12月，国民党内呼请蒋介石下野的声浪越来越高。他召见了自己的小同乡——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此公曾一度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后改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告诉翁文灏，他打算将南京的5个大厂的人员连同设备，一起运往台湾。
翁将蒋的话转告了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没想到竟遭他反对。孙找了个借口：“经费奇缺，没法拆迁转运，若要迁走这5个厂，至少需要100亿元的搬运费。”孙越崎以为提出这个数字会使蒋介石知难而退，谁知蒋介石答复说：“没有经费好说，拨给他130亿元。”整整多出30亿元。孙的口被堵死了。
蒋介石为何如此重视搬走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大厂呢？
原来，资源委员会一直经办全国的煤、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国有企业”，拥有职员3万余人，技术人员及工人共70余万人。其中技术人员里留学生及国内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占40％，可以说是全国工程行业的精华所在。所以资源委员会成了蒋介石的“命根子”，他不惜花大价钱搬厂，一为设备，二为人才，他决不能把这些留给共产党。
他选中第一批搬的5个大厂分别是：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马鞍山钢铁厂。
蒋氏父子与俞鸿钧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中共胜利的这一天，蒋介石命蒋经国持手谕找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其把库存的全部黄金、白银、美钞运往台湾。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全部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防共产党接收。
这以后，每当夜幕降临时，经常有神秘的兵舰停泊在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黄浦江上，船上烟囱冒着烟，马达一刻不停地运转，以备随时开走。附近的江面和岸上实行严格管制，任何船只和个人都不得靠近。身强力壮的军统特务伪装成“苦力”，吃力地把沉重的木箱抬上军舰。
这就是蒋介石偷运国库金银的情景。
据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秘密会议报告和《李宗仁回忆录》中的统计数字，去台湾前，蒋介石从国库偷运走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银元，总计价值约在5亿美元以上。
上海解放前4个月，蒋介石的偷运工作达到了高潮。这时蒋介石偷运的不再仅限于黄金、白银、美钞，而是把范围扩大到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甚至化学原料、药品等。总之，一切有用的东西他都想搬。这期间，他从上海抢运了1500船的物资，还不算飞机运走的。
直到5月22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已打到市郊临近市区了，蒋介石仍电令留在马公岛的儿子蒋经国飞回上海再抢运一批物资。可是当蒋经国飞临上海上空时，江湾机场已弥漫着解放军炮弹爆炸后的烟尘，飞机无法降落。蒋经国只好悻悻而归，并致电其父：“上海已经陷入共军之手，再抢运物资已不可能了”。
蒋介石只好缩手。
蒋经国又在《我的父亲》一书中披露：1948年底，当国民党军从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蒋介石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上海去，要他们设法把上海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全部运到台湾去。临行的时候，蒋介石再三嘱咐蒋经国：
“千万要保守机密，不可泄露一点消息。”
因为蒋介石早已预料到，李宗仁一定要以国库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蒋其实是怕李宗仁阻止他们运走黄金。
蒋经国等人秘密潜入上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一批黄金运到了台湾。蒋经国后来评论说：“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形势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粮饷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
蒋介石盗运走多少黄金、银元、美元？蒋介石下野之后，亲笔写下一个手令，由蒋经国面交联勤总部中将财务署长吴嵩庆，命中央银行将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出。
吴嵩庆，浙江镇海人，是蒋介石的同乡，他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懂外语，抗战时曾在航空委员会当过秘书，财务处长等职，通过侍从室和宋美龄拉上了关系。后来，在是训团高级党政受训，参加了陈立夫的“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同CC关系密切，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蒋介石对吴嵩庆下令：所有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掌握，吴对蒋本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分配等事项，必须有蒋介石的亲笔批示。
上海用麻袋装金圆券
吴嵩庆究竟从中央银行提出多少呢？据吴嵩庆的中校秘书詹特芳记述：
1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是吴嵩庆亲口说的）。蒋介石和他周围的人都非常清楚，淮海战役后，虽然也作了些固守江南，确保上海，成立南昌行营以及经营西南等花招用以自欺欺人，而实际谁都明白，大陆已经站不住脚了。因此，设法将台币与金圆券脱离关系，台币直接与美元挂上钩，有外汇牌价，金圆券在台湾不能流通，这样大陆与台湾就形成两个国家银行了，蒋政权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行金圆券。每撤退一地，人民政府手中的金圆券，只是废纸一张，不会影响台湾的金融。台币的准备金从何而来？主要是这次提取的外币。
2黄金：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92万两，多出2万两。约大部分是金块，每块10余斤至20余斤不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
另外还有黄金4200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我们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介石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的吗（可那4200两，一直未动）？
3银元：约计3000万元。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走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间，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李光烈等，但他们是临时抽调的，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其中内幕。
蒋介石是怎样把黄金运走的呢？
美国人斯特林·席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写道：
“蒋介石劫夺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上海外滩，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中国银行的若干主管打开了金库，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重金贿赂，并获准搭乘这艘等待的货船逃往安全的地方。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包括南京路和外滩的一部分。从黑暗之中，不时传来‘苦力’搬运重物时的嗨嗨声。每一个人都用扁担挑着两大包东西。在水银灯下，他们像食尸鬼般的在银行和货船之间来回奔跑。一位英国记者乔治·梵正在办公室里写稿，偷偷看到整个过程，不禁大吃一惊。当他恍然大悟是怎么回事时，就用怪异的哲学语句打电报回伦敦总社：‘中国所有的黄金，正被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斯特林·席格雷夫的描述有新闻记者的合理想象。事实如詹特芳记述，是用海军舰只运到台湾的，当然这件事既然要背着李宗仁干，又是大批贵重的硬通货，因此派大批军警戒严是少不了的。
在短短的3个月里，中央银行金库中一批批的金银终于安全启运台湾。
目前重要的工作是将留在上海的大批重工机器、轻工原料和棉纺、药品、纸张、化工等物资火速抢运台湾，这是蒋介石眼下除黄金、白银外最关心的东西。
蒋介石反复地讲：“要想重新复兴一个政权，没有经济实力不行。士兵没有粮饷就会造反，老百姓没有吃的、穿的也要造反，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实力就要完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