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军第二舰队，辖各种舰艇89艘，位于长江下游；江防舰队，辖各种舰艇44艘，位于长江中游。配置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的空军4个大队，共有作战飞机300余架。海空军担负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线的任务。
此外，停泊在吴淞口和长江口的美、英军舰，也有可能对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干涉和袭扰。
汤恩伯的江防指导要领
汤恩伯根据蒋介石的作战方针，策定长江防御要领。他就具体作战方案向蒋介石汇报说：“根据总裁批准的作战方针，我们决定长江防线指导要领如下：
1共军如由镇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阙汉骞的五十四军、胡长青的九十九军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顾锡九的一二三军、王克俊的第二十一军、王秉钺的第五十一军，由镇江沿公路和铁路逐次抵抗，直到退至上海。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以确保淞沪地带。
2共军如由皖南渡江时，张世希的第七绥靖区的第六十六军、二十军和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各部队应独立作战。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于兆龙的第九十六军、刘汝珍的第六十八军应伺机反扑。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以确保浙赣线的安全。南京以东部队，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再退守淞沪。
3共军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汤恩伯向蒋介石誓言：“总裁放心，长江防线固若金汤。我们还在长江方向部署了机动部队，如共军由镇江、南京段渡江，我军可以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各部队当由镇江沿公路和铁路逐节抵抗，退至上海，然后以海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
蒋介石在地图上比画了一阵，表示很满意。他笑着说：“这才是我们治国的根本大计。至于和谈，只不过是争取一点时间而已。”
但深谙军情的李宗仁却知道长江防线是怎样的捉襟见肘。他认为汤恩伯按蒋介石旨意部署的长江防线，是“最不堪想象”的愚蠢的部署。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说：
“汤氏把30万精锐部队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征集民财，在四郊筑碉防守。南京、镇江、芜湖一线，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聊作应付。这种部署无异开门揖盗，共产党自然就更不愿与吾人谈和了。”
蒋介石虽然作了放弃大陆确保台湾的打算，但他还是很看重长江防线，蒋介石在溪口命令汤恩伯：“你给我好好打，一定要守住长江天堑！”
汤恩伯的具体江防部署
根据上述作战指导要领，汤恩伯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所辖的兵力作了如下的部署：
（一）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官陈大庆，下辖罗泽闿第三十七军、刘玉章第五十二军、吴仲直第七十五军、朱致一第九十五师和马志超交警总队4个团。防区为白茆口、昆山、青浦、嘉兴、嘉善、浦东之线，任务是以有力一部守备金山卫、奉贤、南汇，特别警戒上海市区。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
（二）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丁治磐，下辖顾锡九第一二三军、王克俊第二十一军、王秉钺第五十一军、王作华第四军、董继陶暂编第一军。其主要任务是以有力部队确保八圩港至仪征各桥头堡阵地，以一部守备白茆口至沙头峰之江防，并确保浒浦、福山、鹿苑镇、杨舍、江阴，孟河、大港、镇江、高资、桥头各据点。对鹿苑镇北之夹江洲岛、扬中、新码头、瓜洲、礼州、义渡局特别警戒。该绥靖区另以一部迅速肃清茅山、苏浙边区及太湖区之游击队。防区东至白茆口、昆山，西至镇江与南京间之桥头镇。
（三）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张耀明，下辖陈沛第四十五军、刘秉哲第二十八军，其防守任务是以一部巩固大海、乌江镇各桥头阵地。江南地段，迅速加强工事。以一部守备桥头镇至铜井镇间的江防，并确保龙潭、栖霞及大胜关。对新州车站附近江岸应特别警戒。
（四）第七绥靖区，司令长官张世希，下辖罗贤达第六十六军、杨干才第二十军、杨宝毂第八十八军。以一部守备铜井镇至铜陵镇间之江防，确保采石、当涂、芜湖。对荻港附近之江面特别警戒。控制有力部队于芜湖繁昌机动。对各桥头堡阵地、江心洲，须派必要部队占领。防区东至钢井，西至钢陵。
（五）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下辖曹福林第五十五军、于兆龙第九十六军和刘汝珍第六十八军，担任铜陵至湖口之江防，各桥头堡阵地派有力部队确保之。
（六）机动兵团由汤恩伯直接指挥，包括驻守在丹阳的阙汉骞第五十四军和驻守龙潭的胡长青第九十九军。
在作完兵力部署之后，汤恩伯严令各部队立即在各自的防区修筑江防工事。汤恩伯还按战略、战术的考虑，要求各部队在修筑工事时要按不同作战要求，分为甲级、乙级、丙级3类。甲级据点工事，由国防部统一计划，决定位置，构筑永久性工事，要求在江防作战中，能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孤立坚守，作为战略反攻部队支撑点。乙级据点由防守部队军、师级选择决定，构筑半永久性工事，各据点间要修筑简易公路，相互联系，在战斗中能独立支撑一定的时间。丙级工事由江防部队师、团选定，构筑强度较大的野战工事。修筑这些工事所需的材料、人工、经费都由当地老百姓负担。许多军官借此机会，以修筑工事为名，大肆搜刮民财，把长江南岸沿江地区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老百姓怨声载道。
汤恩伯还不断到各部队视察，督促沿江部队加紧备战。他在常州召集京沪线守备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开会，为他们打气说：“我们一定要守住长江，才能扭转局势。长江虽然是天险，要没有善于指挥的将领和精干的部队，还是不行的。比如说，口马善走，蒙古马性急，要是没有善于骑术的人，就不能发挥这些马的长处；长江的江面再宽，水流再急，如无精兵固守，也是枉然。今天长江对我们来说，是生与死的关键，守江各部队，决不能麻痹大意。共军一贯不打阵地战，他们长于奇袭，我们天上有飞机，江上有兵舰，岸上有要塞，炮火优于共军，对民船偷渡不足为虑，所以守住长江，阻止共军渡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汤恩伯还恐吓那些高级将领们说：“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把我们都列为战犯，我们大家除了坚决死战之外，已没有别的出路。”
汤恩伯表面上强硬，口口声声一定要守住长江，私下里却对自己的亲信唉声叹气地说：“从湖口到上海共790多公里，只有18个军，光靠军队防守是不够的。如果不打徐蚌会战，今天我们守长江的兵力要雄厚得多。可见战略决策的错误，影响太大了。”
南京高层“半夜过坟地唱歌”
江防部署最后敲定后，尽管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守江毫无信心，但他们还是开动宣传机器，召开各种会议，给下级官兵提神儿打气儿。
1949年3月上旬，汤恩伯到第一绥靖区视察，丁治磐请他给独立团长以上军官讲话。汤说：“外传的和平不可靠，决不可轻信和平，应加紧备战。现在我们的后备军已经建立起来了，整训几个月，就可以投入使用。我们有长江天险，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有现代化装备，有美国援助，对确保江南应具有坚定的信心。要准备共军4月渡江，如果它4月不来，我们5、6月就可以渡江反攻了！”
3月上旬，国防部新闻局中将局长邓文仪到浦镇，对第二十八军官兵讲道：“只要我们坚守江防6个月，国际形势一定起变化，英美不会看到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现在美苏冲突尖锐，大战迫在眉睫，中国问题与世界反共联系在一起。目前和谈，是为了争取时间，若要按照共党的条件，就是向共党投降，我们大家只好逃到国外当白华，别无其他出路。至于白华的滋味，白俄流落在中国的悲惨情形，应引以为鉴。此路不走，只有作战到底，死里求生。你们二十八军捍卫首都门户，责任重大，关系国家存亡，这是军人报国的最好机会。只要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后援部队没有问题。我们尚有20个后备旅，装备精良，拥有现代化装备，随时可以增援你们。”
3月底，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南京附近部队的师长开会，会上军令部长徐永昌吹嘘长江防线固若金汤：“我们现在有这样强大的海空军力量，有这样的长江天险，如果共产党军队还能渡过，那真是天意了。”国防部次长秦德纯也跟着叫嚷：“长江自古天险，曹操、苻坚都渡不过来，更何况共产党？除非它是天兵天将！”
其实，汤恩伯、徐永昌、秦德纯等人的慷慨激昂，不过是半夜过坟地唱歌——自己给自己壮胆儿，国民党第八十八军副师长欧阳秉琰的回忆，倒是说出了当时江防的真情。
1949年二三月间，欧阳秉琰从芜湖乘车沿江西上，经过第八十八军第三一三师阵地时，见河滩上正在构筑工事，却很少看到加掩盖的火力点和交通壕，并且都是一线配备，没有纵深，也没有看到坚固的据点工事。同车的第八十八军一位处长说：“苏维中真糟糕，啥也不管！这些据点，几炮就完蛋啦，有啥用？他们的警戒更马虎哩，前几天传说黑沙洲发现有几个人，他们去搜索没找到个影子。洲上芦苇丛生，藏多少人也容易。他们在洲上放的警戒是天明放出去，傍晚收回来，夜间没有人，共产党夜间占领了，他们也不会晓得。共军将来渡江作战，当然要先占江心洲做跳板。黑沙洲离这岸最近，占领它就等于渡江成功。他们的长官夜间聚赌，白天睡觉，什么也不管。”
欧阳秉琰到第三一三师部后，同师长苏维中谈起江防计划，苏叫苦说：“啥计划！共军从哪儿来，哪儿就是我的重点。一排人，一连人，都可形成重点。一营、一团人过来，保管渡江完全成功，谁也没有办法再给打回去。”欧阳问：“那你准备怎么办呢？”苏说：“那时，只有我一个人顶上去！100多里的正面，不要说江心黑沙洲纵横那么大，光在岸上放警戒，一个师有几个人？咋摆？何况又都是新兵！赌运气吧，共军不从我正面渡江，我算守住了，从我这正面渡江，守不住是我的责任，只有听候法办！——恐怕那时也不可能再法办啦！”
顾祝同召开江防作战紧急会议
1949年4月初，南京，国防部作战室。参谋总长顾祝同召开江防作战紧急会议。
汤恩伯的军事部署在会议上引起争论，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激烈反对。
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是安徽无为县人，他在会上打趣说：“从家乡那里得知，共产党的渡江部队挨家收集夜壶，准备放在船上，渡江时当油灯照明用。”他的话引得在座的人大笑不止，唯有汤恩伯毫无表情。
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说：“诸位以此作为笑话轻松一下，却万不可轻敌，共军诡计多端，必须加以防范。我们海军倒不怕他有灯，怕的是他偷渡。”
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站起来说：“诸位不必过虑，长江自古天堑，曹操、苻坚都渡不过去，何况连兵舰都没有的共产党呢，除非他是天兵天将。”
联勤副总司令张秉钧说：“我们是否应该研究一下，我们沿江守备的兵力如何？据我所知，每个师的兵力不到5000人，以三分之一作沿江一线配备，不过1500人，再除去连营预备队，则真正在一线警卫江防的不足1000人，这样怎能守得住？”
顾祝同（1893-1987）
1948年5月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
伤兵管理处处长魏益山赞同，他说：“还是应该采取全部直接配备，也不要什么预备队了，乘共军半渡而歼灭其主力。我们有海军、空军，优势无论如何还在我们这边。只是，我们得弄清共军渡江的主渡方向。”
顾祝同点头说：“那我们先判断一下共军的主渡方向。”
国防部情报厅厅长侯腾接口说：“依据种种情报，共军的主要渡江方向是在瓜洲、扬中方面。”
作战厅长蔡文治不屑地打断侯腾的发言，站起身，来到地图前，极为自信地说：“根据共军行动征候，主渡方向应在荻港，换句话说是在南京的上游而不在南京的下游。因为荻港渡江容易，而渡江之后，共军则可以从繁昌、宜城直下长兴、嘉兴，将我军的主力逼退至常州、嘉兴、上海三角地区，这个态势显然对共军有利，对我们则非常艰难。那时候，我们将因为主力被困于常、嘉、沪而不得不敞开江西、浙江大门，任敌纵横。我决不同意这样的作战指导。与其这样，不如将主力控制在芜湖、宣城、郎溪，而后随战况退守浙赣铁路沿线，这样能逐次抵抗，使敌不能一举深入，还可能配合华中部队与共军做一次最后胜负的决战。”
蔡文治话锋一转，将身体转向沉默着的汤恩伯：“可是据汤总司令的战报，他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汤总司令欲控制主力于京沪铁路沿线，这分明是自投罗网，第三厅不能同意！”
顾祝同马上插话：“这话说得有道理，汤总司令可以参考。”
整整3个小时会议，汤恩伯一言不发。
蔡文治提出国军的江防主力应自南京向上游延伸。因为这一段江面窄，北岸支流多，共军所征集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的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流，共军不易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这一方案当即得到李宗仁、何应钦和顾祝同的支持。
轮到汤恩伯发言，他对这个方案表示不以为然。他说：“首先，这个方案违背总裁的意旨。”然后，汤恩伯提出：“将江防守军的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核心集中防守，简言之，就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当即反对：“这是自杀政策。就战略、战术看，我想，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你放弃长江守上海是上策。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总参谋长都同意我们三厅的作战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我的方案是总裁制定的，我只为总裁负责。”汤恩伯不冷不热地说。
“总裁已经下野，你不要以此压人。你违抗总参谋长的作战计划，我问你，如果共军大举渡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蔡文治穷追不舍。
参加会议的除少数当事者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蒋介石“长江防御战”的真正底牌：战场仅仅是在上海，首都南京将被牺牲。现在令汤恩伯棘手的是，自李宗仁代理总统以来，一直不遗余力地策划南京防卫计划，大有与南京共存亡的味道。而汤恩伯自上任起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将南京周围沿江要塞的大口径江防炮秘密拆运到了上海，他手中始终控制着200辆美式大卡车，随时准备把设在南京孝陵卫的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撤退到上海去。
由于蔡文治等人并不知道蒋介石的这个计划，所以他们都赞同李宗仁的主张，一再强调要以重兵保卫南京。在这种情况下，汤恩伯既不能同意蔡文治等人的主张，又不便讲出蒋介石的计划，处于两难之中。
汤恩伯将桌子一拍：“大胆！什么守江不守江的，我枪毙你……”说着，把文件一推冲出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