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6～1899的三年中，詹姆斯发表了5部反映青少年生活的小说：《另一栋房子》（The Other House，1896）、《梅西所知道的》（What Maisie Knew，1897）、《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1898）、《牢笼》（In the Cage，1898）和《尴尬时代》（The Awkward Age，1899），其作品中孩子的年龄从4岁（Effie）、5岁（Maisie）、8岁（Flora）、10岁（Mi-les）、16岁（Aggie）到18岁（Nanda）不等。这一系列作品反映了孩子们的好奇、他们的挑战、他们的怀疑以及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迷惑、惊讶、想象、幻想、被人忽视和他们想在令人恐惧的成人世界中获得全部知识的冲动。表达他们心路历程的方法主要是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运用。在他的作品中，小男孩都会夭折，而女孩则会幸存。梅西就是这一系列的代表。
瑞恰德·艾·霍克斯认为：“亨利·詹姆斯的批评史，从局部来说，也是现代批评史。”此话一点不假，它高度概括了亨利·詹姆斯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现代小说所做的贡献。他的叙述角度论的提出，尤其是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使用，使得现代小说摆脱了全知叙述所带来的结构庞大，以及组织松散的局面。亨利·詹姆斯非常反对第一人称叙述，认为第一人称叙述不客观，“在一个长篇作品中……”
在詹姆斯看来，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责任一样，“再现和演示过去和人们的行为是两者的责任”。所以，他说：“我想留下我这个时代的多幅画面。”詹姆斯坚信：“所有的生活来自于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他描写各种各样的关系，以此来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艺术、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而小说则是他理想的工具，因为“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试图展现生活”。
在“小说的艺术”中，詹姆斯将英美小说家与法国小说家相对照，指责前者“道德方面的胆小”，在“某些主题上审慎地沉默”，在“年轻人面前甚至不提及”，这个被羞于提及的主题便是性。在詹姆斯看来，“小说从广义上来说，是个人对于生活的直接印象”，而性是“生活本身”，不应该不被探讨，所以，詹姆斯通过实际的婚姻、可能的婚姻和对婚姻的渴望，围绕着性，写同性恋、异性恋、乱伦、性的骚动与压抑、道德意识等等，从各个方面反映人们的心理与社会现实。
大部分评论家倾向于将詹姆斯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只是具体时间段有些分歧。《20世纪文学批评》将其分为：
第一阶段，1876年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此期间他赢得了国际性主题的创始者和美国人物专横的刻画者的荣誉。在早期作品如《罗德瑞克·哈得森》、《美国人》、《欧洲人》中，詹姆斯探索了带有丰富的历史、艺术，强词夺理和腐败的欧洲文明对天真的美国人的影响。这种情形中存在的悲剧与幽默，就像詹姆斯发现的那样，在于主人翁坚持在游历欧洲时不牺牲新世界的天真。许多评论家将詹姆斯的主人翁的故事阐释为寻求身份，或者更特别的是，是一种想要进入文明史的深刻感情。他的男女主人翁因此在道德上、美学上变得“文明”了。
第二阶段，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1897年，经常被认为是詹姆斯职业的转折时期。很多在此期间完成的小说和故事表明了在形式和叙述技巧上的显著进步。詹姆斯开始实验叙事视角，将诗歌要素引入小说，譬如象征主义、反复出现的主题等，他也放弃了他的“国际性”主题，开始聚焦于艺术与生活、美学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他在戏剧方面的实验使他将经济的写作原则用场景和戏剧的方式构架小说情形引入到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中。
第三阶段，1897年至他的去世，这一阶段见证了他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技巧的全面发展，他完善了“场景”推进方法、单一视角到多重视角叙述、和“间接暗示”的艺术；这一阶段的主题是个人意识的膨胀、孩子的道德教育、主观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冲突。詹姆斯还实验精神现象，如被投射的幻想、被压抑的歇斯底里、还有语言自身的可信度等。
詹姆斯·W·塔特里屯将詹姆斯的第一阶段定为1864～1880。
在他看来，詹姆斯的创作生涯始于1864年，他的第一篇短篇故事《错误的悲剧》（ATragedy of Error）。他的最初实验就是从短篇故事开始，收集在《一个热情的朝拜者和其他故事》（A Passionate Pilgrim and Other Tales）（1875）中。他早期在欧洲游历，为《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和《国家》（Nation）杂志撰稿，介绍英国、法国、意大利的风土人情、习俗、建筑、艺术等，这些非小说类的期刊文章最终被收入到《大西洋彼岸概略》（Transatlantic Sketches）。同样地，这一时期后来的学徒工作收集在《未来的麦多娜和其他故事》（The Madonna of Future and Other Tales）（1879），《一捆信件》（ABundle of Letters）（1880），《一个50岁男人的日记》（The Diary of a Man of Fifty）（1880）中，《法国诗人和小说家》（French Poets and Novelists）（1878）按时间顺序收录了早期文学批评的作品，发表了传记作品《霍桑》（Hawthorne）（1879），初次尝试小说的形式——《监护人与被监护人》（Watch and Ward）（1872）、《罗德瑞克·哈得森》（Roderick Hudson）（1871）、《美国人》（The American）（1877）、《信心》（Confidence）（1879）、《华盛顿广场》（Washington Square）（1880），以及中篇小说形式《欧洲人》（The Europe-ans）（1878）和《黛西·米勒》（Daisy Miller）（1878）。所有这些都表明从一个学徒到国际主题的大师所作的努力是一个有机的发展，同时反映了他在几种小说类型方面的探索。
在此期间，他写了近40篇短篇故事（总数112），大部分可被视为一个试图写作的年轻人的练笔：努力地寻找小说的叙述声音、探索自己真正的主题、为自己的艺术赢得读者。这些故事反映了萦绕在早期长篇、短篇小说中的四大主题的产生与发展：
（1）美国生活的社会、道德状况；
（2）美国旅游者大量发现欧洲文化生活的复杂性，及其在美学、道德感方面的影响；
（3）艺术生活的本质和要求；
（4）美国自由精神的困境，通常是一个被置于传统氛围中的年轻女人的困境。
这一时期的社会视角正如《一捆信件》中的人物路易斯·雷夫芮特（Louis Leverett）所说：“我对研究民族类型很感兴趣；比较、对比，抓住强点、弱点以及各自的观点。”除了将美国当作一方，英国、法国、意大利当作另一方进行道德、社会方面的对比以外，詹姆斯还成为风俗的描写者，他称之为“美欧传奇”。这个传奇就是国际性主题。对于这个主题的探索，他有时表现为中立，有时表现为同情美国人，有时又表现为同情欧洲人面临美国人的粗俗时的无奈。有时他讽刺美国文化的天真和道德僵化，有时又为美国的天真辩护；他一直置疑难以渗透的如此复杂以至于表里不一的欧洲敏感性。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讽刺”。
詹姆斯·W·伽伽檽认为亨利·詹姆斯创作的第二阶段是1881～1890。它始于《一位女士的画像》的成功，中间经历了两部小说《波士顿人》和《卡撒玛西玛公主》的失败，以《悲剧的缪斯》而告终。
继《一位女士的画像》之后，接下来的几年是詹姆斯的高产之时，不仅有三部长篇小说，还有众多的评论和18篇短篇故事，其中有些杰作，如《贝尔特热非欧的作者》（The Au-thor of Beltraffio）、《阿斯本文件》（The Aspern Papers）、《撒谎者》（The Liar）、《一种伦敦生活》（ALondon Life）。三部长篇小说讨论社会问题，清晰明了，被埃德蒙得·维尔森评价为詹姆斯“最清楚、最精心的生活批评”，其中“他的男女主人翁都有职业、使命和实际的目标”。19世纪80年代显示了詹姆斯创造性的活力和标志着他的职业的实验志向。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詹姆斯将心理分析加入到他的国际性主题，正如劳伦斯·霍兰德（Laurence Holland）所说，通过“一个仔细考虑的视觉策略——詹姆斯给人最深印象的贡献之一”，是将情节、人物、意象、和道德意图融为一体。《波士顿人》是詹姆斯唯一的一部致力于美国场景的小说，通过一个不正常的、至少是奇怪的三角恋爱，反映了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在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小说根据实际情况，毫不夸张地描写了地点、人物的外表和服饰的细节。《卡撒玛西玛公主》是一部具有生动的英国场景的小说，描写了一个敏感的装订商通过参加颠覆性的政治行动来与自己的不合法出生和社会失意相妥协。《悲剧的缪斯》，另一部关于英国的小说，在广阔的背景下探讨并不总是和谐的艺术与公共服务、自由与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
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都表明法国自然主义给予詹姆斯能量和持久的影响，但是，詹姆斯并没有采用他认为有时令人厌烦的记者似的报道，性的原始性，特别是左拉对于艺术提炼的敌意。他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概念就已体现精神和环境的决定主义，但是詹姆斯对于自然主义是渐进的，对它的接受也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即使是他最显著的自然主义特色的小说也是风俗小说，丰富地揭示了詹姆斯的感知力和处理他的主要主题的能力：寻求一个被二元性和相对的倾向所困扰的“自我”身份；把社会环境当作竞技场，不完整的男人和女人用行动来表达他们有意或无意使用他人来保证自己最虚幻的欲望和私人理想；对敏感的男人和女人来说，经验不可能强迫人逃离一个不培养或者说不珍惜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世界，或与之妥协。
弗吉尼亚·C·发奥乐（Virginia C.Fowler）发现已经完成的晚期小说包括《圣泉》（The Sacred Fount）（1901）、《大使》（The Ambassador）（1903）、《鸽翼》（The Wings of the Dove）（1902）、《金碗》（The Golden Bowl）（1904）。作品中的人物越来越少，到《金碗》中主要人物只有四个人。人物与读者经历的认识模糊同样的复杂和多元化，使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自我与他人、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脱节。这种主题上的关注既反映在詹姆斯的有关视角的实验中，又反映在他经常遭致批评的华丽而冗长的风格中。
当然，詹姆斯对于视角的关注在他的早期小说中更为明显。但是晚期小说中呈现的技巧如此高明，以至于人们敏锐地意识到它的“视觉过程”，人们显然注意到詹姆斯的兴趣不在“讲述故事”，而在“展示”他的主要演员的故事。因为小说本身就是詹姆斯的智慧成长和自我意识出现的地方，反映者的技巧有助于反映詹姆斯对世界的把握。晚期小说中人类状况的一个标志就是自我的根本孤立和任何权威的缺乏，所以现实就由自我的观察所规定和所构成。这种观察的渐渐展开就变成了小说的主题，尽管詹姆斯继续关注人们行为的道德意义，他就像保尔·阿姆斯特朗所注意到的那样，“对于（对与错的）分界线兴趣较少，对于怎么画、有什么合法性兴趣较大”。
对于意识中心来说，他们的观察实际上构成了“冒险”和兴奋，对于读者来说也是如此，画那道线的过程比早、中期小说更加复杂和困难，因为晚期小说中不断增长的现实的复杂性是与詹姆斯本人晚年的生活视野相一致的。
同样地，晚期小说的独特风格试图使这个世界“令人吃惊的复杂”，但是展现尽可能地清晰。他的“晚期风格”高度抽象，依靠诗歌而不是散文常用的隐喻，使他的晚期意象的隐喻性令人吃惊地难以理解。他的高度的比喻性要求读者的积极参与，要想读懂晚期小说，读者自己必须成为“在他身上什么都没有遗漏”的人。人们不得不允许意象和隐喻在不同情境中反复出现，以产生清晰文本、使文本复杂化的联想意义。晚期小说中的人物因此自然产生比描写更多的意义，具有实际生活中人们的立体感和复杂性。例如，米丽或麦吉使用的、或关于她们的意象和隐喻，如此丰富，阐释多种多样，以至于人们永远不能把她们归结为具有一套品质或特征。这种比喻风格部分地创造了晚期小说中的含混性，以至于人们对文本的阅读，变得正如威廉·斯都（William W.Stowe）所认为的那样，类似于“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的经验成为阐释生活本身的模型”。
近年来，引起评论关注的晚期小说的另一个文体和形式特征是带有虚义的标点符号。那是一些无言的深刻，具有言辞不适宜表达的含义，如当米丽面对布朗兹檽的肖像时。或者它们起着防止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全部崩溃和瓦解的作用，如麦吉拒绝在言辞上面对夏洛特和亚当。尼科拉·布拉得布芮（Nicola Bradbury）证明在早期小说中詹姆斯就使用虚义，晚期小说中更加频繁，种类更多。与此相关的是文本中关键对话的省略和关于这些对话无穷无尽的反思的省略。
前一种划分考虑到了主题和技巧的成熟过程，后一种划分还兼顾了时间段的整体性。所以，我认为，后一种划分比较适宜。
詹姆斯不仅是小说理论的倡导者，同时，他还是小说理论的实践家。纵观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我们发现他的小说既体现了他的小说理论，又体现了他所进行的技巧实验，形式为内容服务，尤其是中晚期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形式就是内容。以下各节将探讨詹姆斯是怎样实践着他的理论，从不同的侧面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的。
“致松散的形式”，会走向“罗曼司的深渊”，只有通过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叙述，叙述者才能保持客观，这就是他几乎所有的小说（仅有一部例外）都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的原因。
那么，什么是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呢？首先，作品使用第三人称来叙事，叙述者所采用的视角是作品中人物的视角，作品只能描写这个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想、所做，通过他的视角来反映客观现实。这样，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就相当客观，避免了全知叙述者无所不知所带来的主观臆断。在詹姆斯的实验中，他首先实验的是单一视角，即通篇作品采用一个人物的视角来叙事，故事中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人物的活动范围之内，离开这个人物故事便不能进行下去。单一视角虽然使得结构紧凑，但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表现面太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詹姆斯绞尽脑汁，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从戏剧的创作中受到启发，发明了双重视角（即两个人物的视角）和多重视角（即多个人物的视角）来叙事，既拓宽了小说的表现面又保持了客观性。
在《梅西所知道的》这部小说中，詹姆斯使用的就是单一视角——梅西的视角，即作品的形式；梅西的所见所闻、所想所做，即作品的内容。可见，书名本身就暗含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我们知道，单一视角虽然表现面太窄，但是它却非常适合展现一个6岁左右的孩子，从浑然不知到懵懵懂懂，到略有所知，最后早熟的认知过程以及在各个阶段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作。梅西的认知过程越真实，反映了她的所见所闻、所想所做就越客观，就越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
让我们来看一看詹姆斯是怎样通过梅西来反映社会现实的。
一个早期匿名评论家说，梅西自始至终“什么也不知道”，这“显然是詹姆斯先生希望我们从他的故事中得到的答案”。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在《梅西所知道的》的序言中，詹姆斯说：“小孩子有许多观感，却缺乏足够的词汇去描述；任何时候，他们的视野比他们能脱口而出的词汇更为丰富，理解力更强。”他用一个女孩儿不是男孩来作为他的“意识容器”，因为“粗野的小男孩……永远不会如此有‘再现力’，小女孩的感受力是不容置疑的，年龄越小，感受力越强，从我的主人公的角色来看，我的计划需要‘无穷无尽的’感受力”。就是说，他不仅认为梅西知道一些事情，而且让她来充当叙述者，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想毫无保留地展示给读者。这样，当时的社会状况、人们的生活、心理状况都通过一个6岁的孩子表现了出来，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
那么，梅西究竟知道一些什么呢？
一开始，梅西确实什么也不知道，她只是把她听到的、看到的忠实地纪录下来。她最先是与父亲一起生活。她看见母亲写给她的信没有打开就被愤怒的父亲扔进了火炉；她听见父亲的朋友们说些她不明不白的色情话，她不明白她刚坐上去母亲家的马车时父亲对保姆默多所说的话：“我亲爱的女人，我马上就来摆平你”和保姆突然的脸红及对父亲的不尊重；她弄不懂她的母亲为何抱怨她的女家教欧佛莫“长得几乎太漂亮了，有些人说只要彼尔不在这里，那有什么关系呢？”她也弄不懂当她第二次离开父亲的家去母亲家时，欧佛莫小姐大声抗议说：“那件事情是一桩定期的恶意的丑事”，使梅西回想起她的保姆对父亲的痛斥：“你应该为自己感到害臊先生，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脸红！”而且“似乎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耻辱’与她的搬迁联系在一起”。这样，父亲对母亲的憎恨、他堕落的生活、他的不负责任，对他人甚至对女儿的欺骗，都通过梅西的眼睛和耳朵展现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长大，知道父母亲并不爱她，只是把她当作伤害对方的工具，她逐渐明白“她一直是一个仇恨的积聚地，一个携带侮辱的信使，和全部的坏事情，因为她就是被用来做坏事的”。她知道母亲有很多情人，但她只听到一个人赞扬母亲；她也亲自证实了母亲和继母对父亲的指责——他是一个骗子，他是“一个骗子，骗子”，“他撒谎，他知道自己在撒谎”。从与母亲的情人上尉的谈话中，她得知母亲也在撒谎，因为上尉告诉梅西她母亲“极其”爱她，“但是她认为你不喜欢她”，“她需要你”，可是梅西确切地知道她母亲不喜欢她：“她不会要我”，“在任何地方她都不会要我”，“即使现在她也不会要我”。
她知道不仅父母亲利用她来彼此伤害，赢得各自的情人的爱；也知道继母彼尔夫人和继父柯劳德利用她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两者之间她选择后者，因为至少继父继母还是爱她，不管出于什么用心。她知道继母甜言蜜语，极其可怕；她也知道继父极其善良，性格软弱；而真正爱她，又没有私心的只有她的保姆魏克斯夫人。
那么，她是怎样知道的呢？这个问题是近年来詹姆斯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
故事以一桩离婚案开始。法庭上，梅西的父亲彼尔·法郎基不能拿出2600磅来补偿他的前妻艾达“据说大约三年前为他们的孩子存储的费用”，因此，孩子梅西被一分为二，每年与父母亲各呆半年。艾达的一位远亲在梅西“不可避免地与彼尔呆了6个月之后”想要接走梅西以换一换环境，但是遭到艾达的拒绝，从中人们得知他们都要孩子“不是为了他们能好好照顾她，而是为了能在她无意的帮助下彼此伤害对方”。从此，梅西开始了她的“大使”的角色——“一艘时刻装满着痛苦的船，一只深深的小瓷杯，里面装着混合的伤人的酸”。
从此故事开始以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孩子的视角叙事，所有的一切——每一个人复杂的动机、混乱的情感、错综复杂的关系，都通过一个6岁的孩子的眼睛和意识展现出来。她真实地再现一切她所见到的、她所听到的、她所想到的。有一些她能理解，有一些她给出错误的解释，但是有时候她也能看出问题的实质。我们看着她一点一点地进步，从天真走向早熟。
一开始，梅西将成年人的世界看作是她所感受到的单个物质现象的大杂烩：高声的谈笑、争吵的声音、热情地拥抱、猛烈地推搡，胡须、牙齿、眼睛、眼镜、珠宝、雪茄，等等。此时，她没有自己的思想，因为“她正处在一个所有的故事都是真的，所有的构思都是故事的年龄”，所以当她的母亲问她父亲怎么谈论自己时，她那天真的小嘴报告说：“他叫我告诉你，你是一头令人作呕的讨厌的猪。”
渐渐地，“一场道德革命在她内心深处完成”。她意识到自己“一直就是一个携带侮辱的信使”，决定实行“装傻的理论”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这一点她是从家教欧佛莫小姐那儿学来的，并不是通过她所说的话，而仅仅是通过欧佛莫小姐忍受母亲的责备时“那一双梅西早已羡慕的眼睛的一转”中学来的。于是，“她张开的嘴唇闭紧了，决定不再被利用了。她要忘掉一切事情，不再复述任何事情”。为此，父母开始叫她“小白痴”，“破坏了他们的乐趣”，因为“她变得令人吃惊地迟钝了”。从那以后，她不断地观察、思考、倾听、比较、断定。没有人介意在她面前掩藏真相，每一个人都将自己的思想向她倾吐，她不得不使用自己有限的经历，比如说游戏、故事、到伦敦的游玩等来阐释它们，来理解它们。譬如，当她问及父亲她去母亲家以后，父亲是否依然爱恋欧佛莫小姐，如同她去母亲家之前一样，回答她的是父亲的阵阵大笑和欧佛莫小姐的“可怕”的幽默，于是，她明白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决定与法式布娃娃李瑟特一道解决这个疑问：“一点一点的她懂得更多，因为她受到李瑟特所提问题的启发”，最重要的事她已明白“每一件事背后都有某些事情：生活就像一个长长的走廊，两边有一排排关闭着的门。她已学会在这些门前最好别去敲门”。尽管布娃娃不能总是提供答案，它却有助于对问题的断定。它有助于测量她对新继父的喜爱程度：“他的出现，光彩照人，使她高兴得合不拢嘴不，没有任何别的属于她的漂亮东西能激发那种特别的欢乐即使是彼尔夫人此时也不能，即使是爸爸高兴的时候也不能，妈妈打扮得花枝招展时也不能，玩具娃娃李瑟特崭新的时候也不能。”继父柯劳德的出现结束了布娃娃李瑟特的时期，从此，柯劳德成为梅西最可靠的伙伴。梅西的兴趣从只能向它提问的玩具转向可以交流意见的成年人，这标志着梅西意识的发展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在这个过程中，知道很多故事及其细节的保姆魏克斯夫人对于开发梅西的智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故事有助于梅西用比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形成逻辑思维。当柯劳德嘲笑彼尔夫人时，彼尔夫人“此时看起来如同魏克斯夫人在她的长长的故事中给她的学生描述的带着沮丧的美丽的情人”；当柯劳德请求梅西不要将拜访彼尔夫人的任何细节告诉母亲时，梅西“像一个印第安俘虏一样闭紧嘴唇”；在她的眼中，她的母亲“总是出去”，“带着衣服，就像火车带着旅客一样”。而且，她也学会了观察和推理：母亲的衣服领口总是“特别低”，“领口越低就越证明某个地方需要她去”；美国女伯爵的“光亮”在于她的财富，她的起居室里的东西“比妈妈的要漂亮得多，如同妈妈的要比彼尔夫人的漂亮得多一样”；女伯爵的笑也使她想起另外一个人的笑上尉的笑，于是她推断“爸爸的上尉对就是女伯爵”。
梅西的理解力在不断提高。在母亲“越来越急于了解到底父亲为什么还不来接她（梅西）”的时候，她作为“有两个母亲，两个父亲，两个家庭，总共6个保护人，她不知道她应该‘到哪里去’”。这个现实使得魏克斯夫人“突然吓得一脸惨白：结果又使梅西进一步意识到这位女士更多的是担心自己的出路而不是她的学生”。她揣摩他人话语的深层含义的能力的提高表明她逻辑思维的成熟。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人和事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开始的时候，她认为欧佛莫小姐“可爱”；当“她第一次有了激情时，她热爱的对象就是她的女家教”；然后，梅西注意到当欧佛莫小姐在她母亲家作家教时，她不敢说母亲的坏话，而当她来到父亲家时，她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说母亲的坏话；后来，她越对梅西表示亲热，梅西越感到害怕，“我非常害怕彼尔夫人”；然而，她还是依赖彼尔夫人，当魏克斯夫人指责彼尔夫人不道德时，她抗议说：“她漂亮，我爱她！我爱她，她漂亮！”她的理由显示了她摇摆不定的思想；当彼尔夫人独自来到法国，不谈论柯劳德先生，只是谈论一顶“带有孔雀胸部羽毛”的帽子时，梅西“越来越觉察到所掩藏的目的之深”；彼尔夫人只对“魏克斯夫人甜蜜”，“甜得像蜜一样”，很少对梅西说话，使梅西明白了她的用意她想说服魏克斯夫人放弃梅西，但是，她忽略了梅西的主体性，想当然地以为梅西自然愿意跟她一起生活，梅西从她闭口不提柯劳德的事实中得知：“她对他并不亲热，她对他甚至并不好”；因此，在最后她们关系的大爆裂之前，梅西已经决定决不接受彼尔夫人，“一会儿都不接受”，只接受“他一个人，其他的人谁都不要”，魏克斯夫人因为很容易就能被说服加强了梅西的决定，告诉她说：“啊，你是其他的人。”
梅西的早熟还表现在她与柯劳德先生之间的默契，她的善解人意。柯劳德先生不止一次地赞扬梅西是“烦恼时的安慰”。当柯劳德与魏克斯夫人一边争吵，一边用眼睛搜寻时，梅西马上意识到他在寻找帽子并将帽子递给她，“他拿在手里，脸上闪着‘谢谢你’的光辉，于是某种情绪感染着她，使她仍然拿着帽缘的另一边；以至于通过帽子的连接，他们站了几秒钟，彼此对望着，默默地交换着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当他要魏克斯夫人宣读彼尔夫人的离婚判决书时，“他站在火炉前，更加平和与他妻子的女儿默默地交流着”；而梅西也“选择了沉默的柔软的办法来满足他，在唇枪舌剑之后，沉默是她能提供给他的伤口的最好的膏药”；当魏克斯夫人“庄严地呼求”他的爱时，他无力表达他的痛苦，这时，“他又遇到了，就像他经常和主动地一样，遇到了来自于那聪明的孩子那种多于女儿情意的凝视再一次他们无声地交着”。“主动地”表明他总是有意地寻找，暗示了梅西虽然年幼，却是柯劳德精神依赖的对象。
如果说这些默契发生在争吵之时，那么柯劳德自己的言语能说明一切。当他请求梅西继续对他和彼尔夫人“帮最大的忙”呆在他们身边时，他说：“我在用最特别的方式跟你说话我总是用最特别的方式跟你说话，不是吗？人们会以为你大概有60岁了而我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我”；他甚至说：“我不应该跟你住在一起，但是我应该靠近你。他曾经有两次几乎脱口而出，建议梅西独自跟他去巴黎。所有的这一切都显示了柯劳德精神上对梅西的依赖和他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不知不觉地将梅西当作可以帮他渡过难关、精神相投的女友；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梅西是他妻子的女儿，太年幼了，不能与她独自组成家庭。
梅西对柯劳德个性的认识更能表明她思想的成熟。最初，梅西因为他的英俊潇洒、热情善良、宽宏大量以及坦诚率直而把他当作故事书中完美的英雄。当他自己想见彼尔夫人，设计了一个计划，美其名曰让彼尔夫人来看梅西，却叫梅西不让保姆魏克斯夫人知道时，梅西在对自己的评论保持沉默和实施一个欺骗行为之间第二次做出了辨别：“她意识到他也许掩藏着她料想不到的某个事情的最初的掠影。有很多次她不得不把自己从认为自己喜欢骗人的印象中开脱出来，可是她还从没有掩藏过一件比想法还大的事情”；自此，梅西开始自我反省，开始怀疑他的诚实。然而，当魏克斯夫人告诉梅西，柯劳德经常去看彼尔夫人时，梅西拒不相信。她哭了，但是她不能辨别她是为与魏克斯夫人的分别而哭还是为“柯劳德的不真实”而哭。尽管如此，她还是爱他，并且“多次”嫉妒彼尔夫人，告诉魏克斯夫人说假如她知道彼尔夫人不善待柯劳德，“我会杀掉她的”。柯劳德回到法国以后，魏克斯夫人不知所措，梅西却非常镇定，决定不经他的邀请而去看他，“也许我要带他出去”，俨然一个成年人的举动。一入眼她就看出了他的变化，她从未见他如此紧张过，她想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男人经常感到害怕？”最后明白“只有一件这样的男人会感到害怕的事情，那就是他害怕自己”。他的变化使得孩子警觉起来，在弄清他的真实意图之前避免直接肯定地回答他的问题，表明了梅西的聪明机智和控制局面的能力。梅西勇敢地提出不带行李，与柯劳德两人去巴黎生活。她的严肃将柯劳德吓得要死，以至于梅西觉得“她似乎在镜子中看见了自己的惨白。然后她知道她看见的是柯劳德先生的惨白”。火车走了，带走了“真正的恐惧”，以至于梅西能大胆地宣布她的决定：“我会让她（魏克斯夫人）走，假如你假如假如你放弃彼尔夫人。”从柯劳德的“啊”的懊恼声中，梅西“看出他是多么的害怕，多么的无助他害怕他的软弱他的软弱”，当他们沿着港口行进的时候，梅西甚至感觉到“他的恐惧，他的软弱的恐惧重重地压在她的身上”。尽管梅西知道他的软弱，她仍然爱他，她的恋父情结使她反复请求彼尔夫人将柯劳德让给她，因为对她来说，柯劳德不仅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更是一个相知相投的情人，这是“她需要的。她所有的学识，学识最终使她明白了这一点”。尽管她失败了，她不再恐惧。当她和魏克斯夫人离去时，后者不敢回头看，她却敢，而且发现柯劳德先生不在阳台上，暗示了柯劳德先生缺乏勇气，也表明了梅西的独立，最重要的是：她的孩提时代的结束，思想的早熟。
我不认为柯劳德先生不跟梅西逃走是因为他的软弱，我认为那是因为他更实际。但是我同意丢丕先生的意见：梅西是所有詹姆斯“伟大人物”中孩子的原型，在他们身上“良知是一种感知形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状态，对这种状态而言，判断是陌生的，为善而善是非物质的。聪明但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纯洁但不合乎伦理，他们对行为本身反思很少，他们主要做着标志着自己存在的事情”。
通过梅西的所见所闻、所想所作和她的认知过程，詹姆斯反映了英国当时中下层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稍有经济来源的人，行为相对自由，却精神空虚，道德沦丧，视婚姻如儿戏，如梅西的父母；而那些没有经济来源的人，为了生存，指望婚姻能提供庇护，如家教欧佛莫小姐嫁给彼尔，柯劳德先生娶了比他年龄大得多的艾达，等他们发现婚姻是一场空时，他们又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因为孩子有一笔遗产，父母能支配其利息，于是便出现了亲生父母弃女而去，继父继母与保姆争养孩子的局面。因此，这部小说也有力地驳斥了某些批评家对詹姆斯根本不了解中下层老百姓生活状况的指责。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叙事都是通过梅西进行的，也是围绕着梅西展开的，作者对她的认知过程的描述符合孩子的认知规律，所以，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做也就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由此可见，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中单一视角在《梅西所知道的》这部短篇小说中的运用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使得叙述既经济又客观，使得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印证了他对贝桑先生关于内容与形式互不相关的驳斥。他说：“故事与小说，思想与形式，就像针与线，我从未听到一个缝纫行会推荐使用某种针而不推荐使用某种线，或推荐使用某种线而不使用某种针”；“在事实（作品的完成）之前他们是分开的，但是神圣的写作过程却把他们嫁接在一起”，他坚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并且确信自己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他说：“假如你能分开你就分吧，你能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分析，去叙述、去报道、去解释，但是你不能把我的整体拆开；你根本不能将我的整体中的元素分解成不同的代理者或者是与你的方式相似。”事实上，他中后期的小说的形式不但是内容的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内容本身。短篇小说《梅西所知道的》就是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