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总结沿海经济区发展经验，提出了影响很大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这些区域发展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区域的发展都是大量专业化中小企业在有限地理范围内的集聚，企业之间的分工或协作依赖于企业主或劳动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从这些特征来看，国内这些区域的发展与“第三意大利”的一些产业区初期发展的特征非常相似。尽管当时我国学者对于国内的这些新产业区进行的研究，也是在积极探讨区域内的产业空间集聚与发展的机制，但鲜见有借鉴和结合国外的新产业区理论来研究的。
从文献检索情况看，1998 年以前少数学者采用企业集群、新产业区集聚等概念进行区域经济研究。比如，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1994）提交中日韩三国工业国际会议的论文《The making of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China：Insights i nto the development zone s phenomenon》，对我国出现的一些开发区现象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同年出版的《现代工业地理学》中介绍了现代工业区（即新产业区）的概念，并结合国内各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探讨。李小建（1997）介绍了新产业区的概念，提出从区域的形成时间、规模、部门结构、联系程度及根植性等方面来判别新产业区。1998 年后，我国学术期刊发表了较多企业集群及新产业区研究文献。1999 年仇保兴《小企业集群》著作的出版。1998年，王缉慈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新产业区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其研究成果汇集于2001年出版的专著《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该书系统地介绍了新产业区理论发展演变，并就典型的中外产业集聚的区域案例进行分析。王缉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理论界关于高技术产业集聚机制的研究进行总结，认为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主要因素有：产业本地的前后向联系，特别是后向联系；高新技术企业的衍生特征；高新技术企业特殊的劳动过程；当地知识和信息的流通环境。盖文启（2002年）出版专著《创新网络—区域经济发展新思维》，从区域创新网络的视角探讨区域发展机制。可以认为，两本专著代表着当前我国学者对企业集群及新产业区的研究水平。2002 年底中国软科学协会“产业集群（簇群）与区域创新发展”宁波会议，对我国的集群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据初步估计，参与集群研究的以及对集群研究有极大兴趣的研究者遍布全国十几个城市。他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软科学基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基金等纵向课题以及地方横向课题的支持下，集群研究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与日俱增，涉及的学科有经济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
国内关于集群的演化问题的研究文献较少，一些学者在对专业镇的研究中提出了集群发展与演化的观点。符正平（2002）在《专业镇成长：从无形走向有形》中，根据国内外专业镇的实践指出，专业镇的产生过程大多是自发形成的，基本运行规律是不进则退。只有持续升级，专业镇经济才能避免走向衰退甚至死亡。专业镇建设的一个根本目标是要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与持续发展能力的区域特色经济体。在专业镇发展的初期阶段，无论是区域整体还是单个的企业，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在发挥着包揽一切的作用。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专业镇发展的“斯密”阶段。专业镇的成长从“斯密”阶段升级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称为“钱德勒”阶段。在这一阶段专业镇内部的传统企业开始向现代企业转变，现代管理这只有形之手开始发挥作用，政府的角色也开始介入，中介组织形成并在一些领域起作用。在《论企业集群的产生条件与形成机制》中，符正平（2002）讨论了企业集群产生的供给条件、需求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认为网络效应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发展企业集群的政策一要坚持看得见的原则，二要区分集群的不同成长阶段。符正平指出，对于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马歇尔（1991）认为是外部经济，克鲁格曼（1991）认为是递增报酬，这两种解释都是静态性质的，对企业集群形成过程的解释是缺乏的。应借助于网络外部化（网络效应，Network Extemality）概念来解释集群的形成过程。企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其实质也是一个体现在企业的区位决策上的网络外部化的过程。作者认为集群要获得自我持续成长能力，集群企业的数量必须达到某种最低临界规模（Critic al Mass）；同时提出网络效应作用下企业集群的形成、解体过程曲线。最后提出对于已经形成的成熟型企业集群，政府支持政策的重点是帮助其实现升级改造，使企业群具备持续的增长潜力。在供给方面，各级政府应帮助集群提高创新能力，培养具有专门技能的人力资源，促进企业群的空间聚集。各级政府应该成为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合的推动者。在需求方面，我国加入 WTO以后，政府应大力推进企业群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在反倾销方面，政府、集群行业协会、企业应相互合作，积极应诉。但是这种理论观点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王珺（2002）运用 Krugman和 Vanables的纵向连接模型，以广东省的专业镇经济为考察对象，来解释集群经济的演进过程，把集群经济分为三个演化阶段，即专业市场型、纵向配套型和合作扩展型。郑风田、唐忠（2002）提出我国企业簇群成长的三维度原则。三维度原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簇群成长是国家宏观环境、簇群与群内企业三个维度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维度的缺陷或者不正常都将影响簇群的正常成长与发展，甚至会导致簇群的灭亡。簇群的培育要兼顾三个维度，注意维度间的协调与发展，才能保证健康成长。宏观维度包括的内容有：①需求条件；②经济环境与制度；③文化传统与基础条件；④特殊干预，指各种宏观的金融服务与非金融服务。中观维度原则主要是指簇群成长需要的支持性服务。簇群能否快速成长，与其所在环境能否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密切相关。这些专业化的服务主要包括：簇群内微观金融服务类行业、中介服务类行业、生活服务类行业、人才服务、企业环境、法制环境、要素流动性、簇群当地文化、政府服务等。微观维度原则包括：①簇群内部的信任、联合行动与对犯规者的制裁；②企业间能否有互补优势，互补性可以提高簇群的营销优势；③企业间竞争程度与管理技能；④簇群内企业的学习与创新能力；⑤新企业建立的容易程度。魏江（2002）构筑了集群创新系统总体结构模型。该模型包括三个层次的网络：核心网络、辅助网络和外围网络。其中在核心网络中，构成要素之间主要有垂直网络关系（如供应商与用户关系）和水平网络关系（如竞争合作互动）。魏江认为，在集群中，企业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集群创新系统的最核心要素，集群富于创新的微观基础是其成员企业自身具有高效的技术创新系统，这一方面保证了集群中优化了的信息流和知识流能被企业个体所内化利用，另一方面也保证了集群中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发布源，从而增大集群内部的信息和知识流量。史东明（2003）分析了中小企业集群的效率基础：①相对明晰的产权制度；②市场需求因素与集群所在区域内市场竞争程度，③地缘集中和区位因素；④结构竞争力，集群形成的结构合力，在于它促使内部的中小企业充分利用自身以外的资源，通过集群内部企业的协作机制和竞争机制加强了内能；⑤外部经济与规模报酬递增收益；⑥产业组织效率；⑦加入全球价值链；⑧地方传统文化。指出我国现有高新技术园区代表着先进的产业组织形式和先进的生产力，但如果不能以市场为导向建立起产学研科技创新体系，不能为集群提供高度专业化的高效的中介服务，不能建立起像“硅谷”那样的集群组织机制，不能形成强大的国际产业链，就不能提高集群的组织效率和竞争力。
不过，从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目前国内外对企业集群集聚、形成、发展、演化的研究大多属于定性分析，鲜有实证和定量研究。
现有的一些研究注意到了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发形成的现象，但还未从理论上阐明这种自组织模式在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形成与演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本章首先运用系统论观点，分析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系统特征。其次，在分析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形成与演化的自组织与他组织两种基本模式基础上，提出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形成与演化具有自组织的机制和规律，以及政府以他组织模式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时的要符合自组织的规律和条件的假设。然后，并根据自组织理论原理和高新技术产业特点，提出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组织必要条件体系假设，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