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大成是为了名利，但光为了名利而通向大成是错误的。曾国藩在名利观上头脑很清楚：让名利自己到来！让通向大成的日子在努力的过程中飘然而至。
就自律的内容来说，在曾国藩的自律中，力戒名利和俗见是一个重要方面。
对曾国藩而言，名心太切和俗见太重，大概是他最大的缺点了，它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躯体。
他在1870年3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更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
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差不多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天下的最大耻辱。我们不能容忍一个人去为盗为匪，为娼为妓，但我们能接受并欣赏一个人成功成名，立德立言。我们只知道为盗为娼的危害，但不知道成功成名的危害。
名心切的人，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人在达到一定境界，取得一定成功时，如何对待得失功过就显得十分重要。曾国藩信奉“得意不可再往”，“美事不可一人占尽”等信条，并用于处理居高位、有大功之后遇到的各种繁难之事。
早在金陵即将攻克、大功即将告成之时，曾国藩就开导弟弟曾国荃，有功不可居。他在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三日信中说：攻克金陵城的事大有希望，实慰我们兄弟之怀。这都是圣朝的福运，绝对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达到的。不仅仅是我这个没有亲临前线的人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矜功夸张的念头，就是弟弟你备尝艰苦，也必须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功劳成绩在于臣子、福运洪祚却在于国家的道理。时时刻刻保存着一旦拥有天下而不参与的思想，保存着一旦拥有盛大的名声而感到难以做到名符其实的思想。在计谋方寸之间蕴蓄考虑得深刻周到，那么侥幸地攻克以后，自然会有一种谦虚的光辉出现在你的面前并且辉映着你的今后。但金陵城久围不下，京师内外议论纷纷，曾国藩惟恐发生意外。
同治三年（1864）五月，在决定让李鸿章会攻后，他又给弟弟写信说：
十二日那天接到弟弟劝纪鸿去参加乡试的信，字体秀拔刚劲而且有一股和静之气，知道弟弟生病的身体已经大好了。因此我回一封信，与李鸿章商量请他来一起围剿金陵。十四日由于接到初八那天寄来的圣上谕旨，因此又给李鸿章写了一个咨文和一封信寄去，商量请他来金陵会剿的事情。随即又把给李鸿章的咨文和信送到弟弟那里，料想你已收到。晚上我又仔细思考，李鸿章来帮助攻剿金陵，好处很多，不好的地方只不过被李鸿章分占了一个美名罢了。后来论述这件事的人就会说：胡林翼克复了湖北省，李续宾克复了九江城，沅甫你攻克了安庆城，李鸿章攻克了苏州，左宗棠攻克了杭州城，金陵城却是曾国荃与李鸿章二人攻克罢了。这也不是坏的名声。有什么理由要一定完全由你一个人攻克金陵然后方留下美名呢？一个人又有什么必要占居天下第一个美名？如果弟弟一定不肯求助他人，那么拖延的时间太久了，你的肝火就更加旺，你的脾脏就更加衰弱，就一定变成内伤。我们兄弟两人都将后悔。倒不如现在来得及决定好计划，不留下什么痕迹。希望弟弟把我给李鸿章的咨文和信递给他，你自己也写一封信。等到弟弟你的回信到达我这里以后，我就与弟弟联名再向朝廷呈奏。
但曾国荃却不这样想，他舍弃了身家性命，他搭上了湘军老底，他冒死冒险已经三年有余了，这三年哪有一天在平安中度过？现在该摘果实了，却让他人一起来摘，他咽不下这口气。因此，曾国藩连去二封信，他就是不回信。曾国藩太了解弟弟了。六月初，他又去信一封，还是劝弟“有天下而不居”：
你是一个倔强性格的人，正值长久劳累忧郁之后，一旦见到亲人，大哭一场，大闹一场，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是因为哭也好，闹也好，都是可以发泄胸中的积郁，都是可以暗暗地调理好肝病的。我到金陵的日期，比李鸿章到金陵的日期早四五天，这才是妥善的。到时候希望弟弟先寄一封信给我。千万！寄来的圣上谕旨虽然催促迅速攻克金陵，但是没有什么苛刻责备的话语，不过是普通的就事论事罢了，你不必看得过重。这次谕旨的催促之词，与以前催促向荣、和春的话比较起来，倒松动灵活多了。谕旨中也并没有什么指摘的话。你少见多怪，难以经受风浪。乾隆、嘉庆年间的督抚秘诀，另外抄写。
曾国荃对清廷的催促也不甚满意，因此曾国藩写信劝导。信中所说乾嘉督抚的秘诀，查曾国藩的有关著述不见记载，但极可能是有“不出头、不出名”之意。因为如梁启超所说：清代是个没有名臣的时代。为什么？还不是皇帝自雄、英明，大臣稍有作为就会有危险，甚至被抄家。当时有“宰肥鸭”之说。说的是乾隆厚养地方督抚大员，等到养得很肥，贪得很多，就抄家问斩，由于财产充公，并不上缴国库，而进入内府，所以受益者自然是皇帝了。可以说，督抚得贪婪之名，而皇帝得有财之实。所以当时的督抚都畏惧凛凛，用曾国藩同时代的著名散文大师梅曾亮的话说：“殿陛若咫尺，督抚畏惧凛凛，颂圣惟恐不周。”所谓“秘诀”，无非是自我保护之道而已。
但曾国荃攻下天京后，很快又从官场中退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曾国藩再次拿出“有天下而不居”的信条劝导这位倔强的弟弟：
你的肝气不能平伏下来，深为可虑。为了什么原因，一定要郁郁寡欢？自古有大勋劳的人，不过本身得到一个爵位罢了。你却自己本身得到一个爵位，而且赠送给为兄一个爵位，弟弟赠送给我的这个礼物，别人或许忽略了而没有察觉到，你或许谦逊而不以此居功，可是我却深深地知道。刚才已经详细告诉我的妻儿知道这件事，将来一定遍告家人和族人，让他们也全部知道个中缘委。我的弟弟你对于国家大事或者家中之事，可以说是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为什么还郁郁寡欢？千万自己保重啊。
由于曾国藩不厌其烦地向他的弟弟灌输“有天下而不居”的思想，曾国荃回乡后也真的“养晦”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