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团练”是经世致用的最佳途径，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曾国藩因为在家守孝而自我限制，差一点失去人生中最关键的机会。
“忠孝”是儒家的两个基本原则，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表达“忠孝”的各种形式，尤其是“孝”，更是有名目繁多的表现形式，是否尽孝，全在形式能否做得到位。
曾国藩一直以理学家自居，尽孝当然要做给所有人看。可是，偏偏在丁忧期间，出现了曾国藩人生中最关键的机会，好名声的他陷入了自己设下的败局之中。
十三年的京宦生涯，使曾国藩名声大振，跻身六曹，尤其是对于理学的不懈探索，使他的思想境界有了巨大的改变。曾国藩已经由不遗余力地谋求个人与家庭的发展，转而为整个统治阶级和社会制度去争生存。但是，当他冒死犯颜皇帝，以决心挽救江河日下的局势时，却发现自己补天无术，引以自豪的二品京官，并不能为他解国家倒悬之急提供什么帮助。
咸丰二年（1852）六月，曾国藩得以去江西做乡举的主考官，并获准事罢可回乡探亲。曾国藩在行抵安徽太和县境内小池驿时，接到了母亲江氏已于六月十二日（7月28日）逝世的讣闻。于是他改服奔丧，迅速由九江乘船西上。行至武汉时，他从湖北巡抚常大淳处得知，太平军正在与清军在长沙激战，于是他便从岳州改旱路，途经湘阴、宁乡，于10月6日转回白杨坪。
当湖南编练新勇的时候，曾国藩正在湘乡家中“丁忧”。其好友刘蓉劝他到团练局襄办团练，曾国藩以不能“墨绖”而与公事，对军事十分外行，有“如菽麦之不辨”而加以拒绝。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曾国藩内心里十分矛盾。太平军虽然离开湖南进入湖北，然而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却给湖南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各地会党纷纷起事，社会环境十分动荡。对于以国家屏障相标榜的曾国藩来说，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尽快恢复封建的统治秩序，是他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他应将多年积累的才识，用于捍卫清王朝的统治斗争中去，并在斗争中一显身手。
然而，曾国藩又有极深的顾虑。一方面，他深受理学影响。他认为丁忧期间出来任事有失大节，不久前即因江忠源“墨绖从戎”而责怪他有亏大节，此时曾国藩当然不愿自打嘴巴；另一方面，京宦十三年，使他深深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与无能，更使他了解了吏治的腐败与堕落，对于与他们的合作，曾国藩不抱任何希望，与其将来事事掣肘，无望成功，不如现在就隐其锋芒，避而不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说：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苦，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这使曾国藩感到前途渺茫。恰在此时，即1853年1月21日，他接到清廷要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在权衡利弊之后，他写出奏疏，决定拒绝接受任命，请允在家为母亲完孝。
正在写好待发时，湖南巡抚张亮基专弁函告曾国藩，武昌被太平军攻下的紧急消息，他的好朋友郭嵩焘又受张亮基的委托，以一天急赶120里，连夜来到曾家，劝他出山说：“你本有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这一席话，对于曾国藩来说触动很大，重镇武昌被太平军攻克，这将意味着太平天国的威胁在不断加大，如若太平军反攻长沙，他将安身无处，避居山村，恐非良策。
曾国藩碍于面子，却难于改变主意。于是郭嵩焘又请曾父曾麟书出面，劝说儿子出来承办团练。这样，曾国藩在既有保全桑梓的名号，又有父命可承，便无顾虑可言。于是曾国藩决意墨绖出山，他在后来写给江忠源的信中解释到：“大局糜烂至此，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份力必须拼命效此一份，成败利钝，付之不问。”
很快，曾国藩告别其家，与郭嵩焘赶往长沙，去兴办团练。此一改变是曾国藩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他便踏上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漫长征程。
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个人往往受一些无法理解的观念所束缚，并导致失去成功的重要机会。曾国藩在丁忧期间，就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败局。
如果您有机会询问功成名就的曾国藩，给他帮助最大的人是谁？如果您与曾国藩的关系足够好，他一定会说是“洪秀全”。
一点都不奇怪，如果不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曾国藩几乎不可能在历史上留名，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二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也不可能对中国的近代史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曾国藩的成功，完全是建立在平定太平天国的基础上，而不是其他。
根据满清的官吏制度，曾国藩丁忧回家之后，要等到三年之后重新做候补，在失去穆彰阿的庇护之后，他很难再重新爬到原来的高位的。
乱世出英雄，太平天国实际上给了像曾国藩这样的在籍官吏，能够发达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江忠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短短的两年内，由一个知县摇身一变，成为安徽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
曾国藩也是在野的少数高官之一，在士人的心目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办团练可以一呼百应，开发一条升官发财的新路。
士人兴办团练是大势所趋，曾国藩不出头，肯定有其他人出头。如果他墨守陈规，三年之后再出山，只能成为别人的幕僚，而不是湘军的头领。
曾国藩当然理解这一点，心里十分着急。
可他却不敢主动出山，做出不孝的行为，因为他太重视自己的形象了。一直以封建卫道士的面目出现，江忠源丁忧期间出来做事，他还去信教训了江忠源一顿，现在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吧。
曾国藩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台阶。
这样的败局，对于曾国藩确实不算什么困难的事情，应对起来绝对游刃有余。
办团练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团练大臣的影响力是成功的关键。团练大臣一般都是丁忧或者在籍的官吏，成为朝廷和地方的联系人。
曾国藩是湖南少有的高官，加上个人修养的声誉，是湖南创建团练的最佳人选。曾国藩知道，湖南凡是有办团练想法的人都会来找自己，完全有机会做做形式，待价而沽。
果然，邀请曾国藩出山的人是一拨接一拨，他达到了不是自己想出山，而是不得不出山的目的。同时，在朝廷的任命和父亲的催促下，三个台阶让曾顺顺利利地出了山，把握住了人生中最关键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