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正月，我大清钦差出使大臣何如璋等来驻东京。五月，盗刺参议大久保利通。以其变法专制故也。凶徒石川县士岛田一郎既就缚，犹自呜得意，日：“吾为国除害矣！”先是明治二年，参与横井平四郎为十津川乡士所要杀，横井盖尝主张革命论者。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亦遭刺杀，凶徒怀书自首，乃责其练习西洋兵法云。八月，车驾巡狩北陆诸国。十一月，还幸。嗣后巡幸诸国，间岁辄举行，以为常典。是年复开地方官会议。以参议伊藤博文为议长。先是，府县改置后，井上大藏大辅召集地方官，以议民政为地方官会议之始，自副岛种臣等请建议院，政府欲以地方官会议为议院始基，稍变官吏专制之治，藉以塞民权自由之口。而民权家乃谓：“官吏为朝廷所授，非人民公选，不足以代议。”所召集各官又自谓：“代民公议，不愿受官省抑制。”
书于太政官，乞裁抑议长之权。议长滋不悦，既定期开议矣，忽饬令散会，至八年始开议。议中有拟设民会一事，议员不听民选，姑以区户长为代，民权家益鸣不平。是岁，再开议，议定郡区町村编制之法、府县会规则、地方税规则。此三法仍由政府核定。租税分为二款：归国用者名国税，在地方用者名地方税，府县会议员则由民人公选云。而地方绅民结党立会以论时政者所在蜂起，中如高知县有三大党，日立志、曰静俭、日中立。立志主张民权，推板垣为首。静俭仍主封建之政，中立则两不偏倚。西乡事起，板垣虽调和诸党，戒党人毋躁，而立志社遣片冈健吉上疏，极论朝政，既而健吉等竟谋反，事觉，皆禁锢。其后立志社长又与诸县士结立爱国社，在大坂聚会，听者甚众。其他政党不可胜数。官民争权、屡兴讼狱，先是，酒田县民苦县令虐政，控诉于朝。政府遣松平亲怀检其事，松平辄系县民百余人于狱。县人又遣森藤右卫门叩阍上告，朝廷再命司法省判事儿岛惟谦鞫究其实，至十一年判决：令官偿民款六万三千余圆，处松平以罪，惩役一年。又横滨有高岛嘉右卫门所设玻璃街灯，区户长以人民公款购买之，众诉其专断。裁判所既断决，众不服，又上诉于东京上等裁判，高岛乃请以公款还众，以求解讼，十二年案始结。旧幕府时，并无律令，刑罚轻重一任藩主上下其手。至是始有民人控官之案，权利所关，众属耳目，事定后，民权之说益盛。至十一、十二年间，各府县联名上书，请开国会者多至数万人。德川氏季年，举国纷纷，倡尊王以攘夷之论。逮王室既尊，幕府既覆，诸藩瓦解，不足自立，事权扰攘，未知所归。谓归之国皇，自非命世英主崛起中兴者不能。谓归之朝臣，则西京旧族第因人成事，威德又不足服众。谓归之二三强藩，则尊王之论本于攘夷，既马关败绩，麂岛受创，确知夷不可攘。所以号召群策者，既失其挟持之具，苟但图富贵、据权势，如旧将军之所为，则德川氏二百余年之恩泽，二百余藩之羽翼，断不甘俯首听命。故下之奉版籍以还朝权，势也。上之废阀阅而擢功能，亦势也。维新之始，收拾人心，既有万机决于公论之诏，士民之杰出者执此以为口实，争欲分朝权以伸民气，促开国会，势也。而政权所属，上不能专制于朝廷，次不能委寄于臣隶，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议院之法，以渐变君民共主之局，又势也。封建之世，权不可合，合则乱生，建诸侯而少其力，贾生之所以策汉也。德川家康收其效矣。列国之世，权不可分，分则削弱，五单于争立，匈奴之所以服汉也。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知其意矣。假如德川氏之季，政出多门，此和彼战，议论未定，敌已渡河，仍复相忍为国，因循泄沓，惮于改革，恐日本已非已有矣。故夫日本今日之兴，始仆幕府，终立国会，固天时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荡，而后成此局也。然而二-y_豪杰，遭时之变，因势利导，奋勉图功，卒能定国是而固国本，其贤智有足多矣。
外史氏日：余既编《国统志》，于皇统绝续之交，霸府兴废之故，国家治乱之由，复择其要详之小注。综其变故之大者，有四事焉，今汇叙于篇末：一在外戚擅权，移太政于关白。天智时，内大臣镰足有功王室，赐姓藤原氏。其子不比等，文武、圣武两帝皆纳其女，孝谦其外孙女也，不比等始为太政大臣。其后自光仁以至崇德二十七世，非藤原氏出者独光仁、桓武、仁明、宇多、后三条五帝耳。不比等四世孙良房纳女于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长子惟乔，而惮良房不敢立，清和即位，良房始摄政。其子基经废阳成，立光孝，始立关白之号，谓万机先关白之也。基经二子时平、忠平，忠平摄政于朱雀时，与其子实赖、师辅并列三公，于是有天庆之乱。冷泉二弟为平、守平，村上欲立为平为冷泉储贰，而实赖等以非藤原氏出，阻之，而立守平，于是有安和之变。师辅三子，日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日道隆、道兼、道长，皆兄弟争政。伊尹女生华山，兼家女生一条，兼家乃使道兼赚华山逊位于一条，其后三帝皆道长女所出。道长二子赖通、教通，相继执政。赖通生师实，师实生忠实，忠实疏其长子忠通而爱其少子赖长，于是有保元之乱。其后忠通子孙更执朝政，于源平之际，至于一姓分为五派，更为摄、关，然其势衰微，不足道矣。当其盛时，皇后、太子，非藤原氏出，即藤原氏出，非摄、关女，均不得辄立。即勉强树立，而宣立后之诏，拜东宫之官，盈廷诸臣，至无一人敢执其事者。阳成废而退院，华山赚而为僧，举朝悚息，莫敢异议。而其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涕泣感恩，谓非大臣力不得立，事无大小，先告关白，偶因一语不合，则以退要君，必优诏慰谕，强起视事而后已。盖历代之君，专呢其闺帏燕好之私，内有所制，外有所惮，而诸藤妃嫔操奁镜、执巾栉，遂夺大政而移之外家矣。虽有一二刚明之主，冀收大权而申独断，然积重之势不可挽回，盖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极藤原氏之横，贿赂遍于朝廷，田园遍于通国，而诸国吏治废驰，盗贼蜂起，所在武人横行肆扰。当是时源、平二氏数镇东边，每用武人以奏功效，因袭之久，既如君臣，诸国武士，半其隶属。宝龟中议汰冗兵，姓堪者，专习武艺以应征调。至贞观、延喜之后，百度驰废，上下隔绝，奥羽、关东之豪民，辄坐制乡曲，藏甲畜，自称武士。而自藤原氏执政，官多世职，将帅之任，每委之源、平二家，于是所在武士分属源、平，源、平用之，若其臣隶。而诸藤原氏犹未之悟也。方且以门阀相高，以格例为政，鄙视武士，不列齿数，虽立战功，吝而不赏，然一遇有事，仍委之源、平二氏。二氏各发隶属赴之，如探物于囊，莫不立办。诸藤利其便也，又且延为爪牙，倾排异己，乃至父子兄弟争执朝权，于劫一朱器台盘，亦令调兵相助。忠实长子忠通，次子赖长，忠通方为摄政，忠实欲令让于赖长，请之法皇，不可。忠实怒曰：“摄政，朝廷所授，氏长誉，吾所与。”乃令左卫门尉源为义遣兵入忠通第，夺传家重器、朱器、台盘，以授赖长。逮乎保元之乱，则上皇倚源氏，朝廷倚平氏，互相争斗，平氏仆而源氏起，大权复移于将门矣。嗟夫！上至圣武，下迄源、平，藤氏之执朝权者凡二十余人，历四百余载，虽未有新莽、曹操其人敢于僭窃者，而骄纵奢逸，召祸酿乱，终举其千岁不拔之基，授之于向所奴隶之武人，而藤原氏亦与王室俱衰共颓，仅存空名。不亦哀哉！
一在将门擅权，变郡县为封建。上古国郡置造长，奉方职者百四十有四，犹封建也。孝德时废国造置国司，任国守者六十有六，犹变封建为郡县也。于是郡县七道，治以守介，而在朝之官有田有食封，多者不过千户。有功田，有大功者始许世袭。自相门执权，封户日多，各国庄园居其十八，守介所治一二而已。故国司常不赴任，举其地方豪族武人以自代。源赖朝兴，国司置守护，田园置地头，督赋税，备寇贼，武人任职遍六十州，总其权于帅府，封建之势始矣。北条氏因其旧制，守护之任，犹得考课，易置如古之国司然，往往因袭，传之子孙，渐成封建之势。建武中兴，以新田、足利诸族有灭北条氏功，思以土地收人心，概以一姓连跨数州，名虽守护，实则封建。足利氏叛，乃夺诸氏所有予子弟功臣，令其世袭，士马出于斯，刍粮出于斯，争战出于斯，封建之势成矣。足利氏之初，务以大封啖将士，迨所志已遂，而雄藩尾大，势不可制。及其衰也，内臣构难，外国党援，狼吞虎噬，反以自毙。织田氏起于陪臣，一时部将多属英杰，攻略所得辄以分赏，其志盖欲尽锄故国取而代之也。丰臣氏继兴，见织田氏所志甚难而功不克成，于是又变一法焉。兵威所加，但求降服，苟能归附，即还故封，虽蟠踞八九州者，亦因而抚之，不少杀削。以故一时群雄咸俯首听命，然而身没未几，海内分崩。盖日本封建之事，足利氏未享其利而先承其弊，织田氏欲去积世之弊而未及图其利，丰臣氏苟贪一日之利而未能祛其弊，至德J1J氏而封建之局乃一成而不变焉。德川I氏之盛时，诸侯凡二百六十余国，既分封土地，得众建力少之意；复广植子弟，为强干弱枝之谋；而又据其险要，操扼吭拊背之势，令诸侯筑邸第、质妻孥于江户，间岁则会同于东，使诸侯恋于室家，疲于道路，有所牵制而不敢逞。以故父老子弟不见兵革，世臣宿将习为歌舞；弦酒之欢，溢于街巷；骓虞酣嬉，二百余载，可谓盛矣。夫源氏种之，织田氏耕之，丰臣氏耘之，至德国氏而收其利。柳子厚日：“封建之势，天也，非人也。”岂其然乎？抑非德川氏之智勇不克收此效乎？然如岛津之萨摩，毛利之长门，锅岛之肥前，始于足利、织、丰之间，袭于德川之世，族大宠多，兵强地广，他日之亡关东而覆幕府又基于此。斯又人事之所不及料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