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愚以悄没声息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在我的直接感觉里颇为意外。他谢世前两三个月时，便留下“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保留骨灰不接受花圈……”的手书遗嘱。他不要惊动任何人。他要安静地告别这个世界。我之所以产生甚为意外的直接反应，除了不合时下通行的丧葬习俗因素，除了这位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有建树且有广泛影响的人应有的社会反响，姑且不论，单就王愚个人性情而言，似乎难能采取这样决绝的悄没声息的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
在我的印象里，王愚是位热情洋溢的人，尤其于他钟情的文学事业，永远是一种热情洋溢的姿态；涉及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两翼的人，无论性别和年龄，无论省内或外省的生人或熟人，他总是一种不分彼此的热情洋溢的姿态；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初涉文坛时热情洋溢，历经二十年“右派”冤案及至牢狱之灾后重返新时期的文坛，不仅热情不减一丝一缕，而且焕发出一种更为持久的热情洋溢的姿态，倒像是要把“右派”帽子和牢狱之灾重压之下积久的热情加倍释放出来。
我认识王愚的时候，是新时期文艺复兴的上世纪70年代末尾，他刚刚获得平反走出冤狱重新坐到《延河》编辑部的办公桌前。我见到他的突出印象，是上唇和鼻头下一绺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极其浓密的胡须，当即联想到鲁迅先生标志性的那道胡须，颇为相像。其实远不止一抹胡须与鲁迅相像，王愚的又瘦削又低矮的个头，浓密而又硬挣的剪短直立的头发，尤其是窄窄的脸型，还有高眉骨下略显深陷的单皮眼睛，活脱一个北方的鲁迅。这张脸看一眼便储成记忆，不会发生张冠李戴的混乱。就是这位刚刚走出牢狱不久的王愚，于1980年春天发出一篇影响广泛的文学评论文章，题目为《二十五篇之外》。文章的背景是这年春节刚过，中国作协公布了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的获奖篇目，共二十五篇。王愚当即作出反应，品评了几篇未获奖的优秀的短篇小说。尽管他没有对获奖的二十五篇小说提出歧义或批评，然力举另外几篇小说的评论本身，就显示着不言而喻的辩争意味。我读过这篇评论文章，一个历经二十年冤情刚刚走出劳改砖场不久的王愚，对文学作品依然保持着敏锐的审视眼光，还有不看别个眼色直抒己见的纯文学精神，在我就自然发生了敬重和钦佩。
人们似乎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上世纪80年代是新时期文艺复兴的黄金岁月。在这个黄金岁月里的王愚，展示出他人生里程中的黄金时段。他关注着一波迭过一波的中国文学的潮流，许多新跃出的作家的重要作品，都进入他的视镜，而且发出他独特的评说的声音，说他是新时期文学的推波助澜者当为恰切。尤其是对刚刚跃上陕西新时期文坛的几位青年作家，都有他关注的目光，这几位作家的每一篇或每一部中、短篇小说所展示的新的艺术追求上的变化，都被他扫描到了。我在80年代中期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轱辘子客》，在《延河》发表。我那时住在乡下老屋，有一日回作协办事或开会，在作协院子里碰见王愚，匆匆地擦肩而过时，他停住脚：“刚看了你发在《延河》上的短篇小说，不像原来的陈忠实了，变得好。”这是这篇短篇小说面世后我听到的第一声评说。仅仅一句话的好评之所以经久不忘，在于我对这篇小说写作的用心非比寻常。我已在构思着《白鹿原》，需要用一种叙述语言完成，《轱辘子客》这篇小说的写作，纯粹是为着叙述语言的试验而作的，通篇故事和情节都以叙述实现，只在结尾处有几句人物对话。这种叙述语言的艺术效果如何，在我已不仅是这篇短篇小说的成败，而是牵涉到未来长篇小说的写作，能否有自信实现叙述语言的新探索。王愚给了我鼓励。也可见王愚对一篇短篇小说都不放过。其实何止于我的写作，新时期初始涌现的十余位陕西青年作家的作品，都被王愚关注着，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对这些青年作家创作的探索和发展，起到了难以量化却确实积极的促进作用。王愚促成了“笔耕”评论组的成立，被推为组长。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他和陕西高校的几位当代文学评论家谋划，成立了一个纯民间性质的文学评论团体，取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笔耕。这个“笔耕”评论组，既关注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动向，更关注陕西刚刚涌现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不仅写了许多评论文章，而且对每一位青年作家创作的优长和缺失都进行讨论，力促他们的创作不断跃升新的艺术境界，我是受益者之一。难得在于这个“笔耕”评论组没有公费，那时尚未发生社会赞助的事，他们专注地讨论完某一个文学专题，散伙后各自回家吃饭，顶奢侈的时候，是由一位慷慨之士掏腰包请大伙吃一碗羊肉泡馍。
在全国十余家文学理论与批评杂志里，有一种单纯对中国小说进行评说的杂志《小说评论》，王愚是促成这本杂志创刊的主力之一，先任副主编，接任主编。这本个性独具的评论杂志，对新时期当代文学的重要小说作品都发出了评说的声音，视野之开阔，已不局限陕西文学创作，而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自然，对陕西新时期以来涌现的一茬又一茬以小说创作为主的作家的作品的研究，对他们创作的提升和发展，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恕不一一赘述。
送别王愚那天，看到躺在花丛中的这位体形瘦削脸孔酷似鲁迅的人，我突然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认识他并和他在一个院内生活和工作的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无法数计听过他多少回作品研讨会的发言，更记不得闲适环境里听过他多少回即兴的随意而出的闲话，却几乎没有听到过他在二十年的冤狱里遭遇的灾难生活的只言片语。他向来不说，我也一直不敢问。我约略知道一点，就是他在监狱的砖场劳动改造。任谁都知道，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砖场生产属于手工劳动，尤其是把烧成的砖从砖窑里弄出来，通常说出窑，主要靠人往出背，后来稍为先进的轮窑，用架子车往外拉。我不敢想象，体重不足五十公斤、身高顶多不过1.60米的王愚，怎样完成规定的背砖出窑的定额！即使用架子车往外拉砖，也得把刚刚烧成的砖块搬到架子车上，从高温和灰尘弥漫的砖窑里拉出来，再把砖块一摞一摞搬下来垒堆到砖场上，那些尚等不得冷却的砖头，搬上搬下，烫人手掌。王愚竟然挺过来了，挺了许多年而没有倒下，对于这个矮小瘦削到不足五十公斤的生命个体，算是一个奇迹，也属万幸。然而，他却不说，也没有看到他对这些不堪的往事的文字记述。
我之所以对他不说不写那些灾难性经历多所感慨，是有一个诱因，七八年前我读过丛维熙先生的一部写他“右派”劳动改造生活的书《走向混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的阅读直感，应是惨不忍睹。丛维熙写得很平静，通篇文字里都是一种平静，平静的文字愈让我感受着惨不忍睹。我那时就想到王愚，背砖拉砖的劳动改造的日子怎么熬过来的，他却不说，也不写。我自然会发生庸常的猜测，王愚襟怀宽阔，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说也罢，说了也白说，往前看也往前走，珍惜重新获得的生命创造的机会，着重于钟爱的文学评论的新探索；再，能做到不提也罢的基础心理，大约是不想再触及那些业已过去了的不堪，痛苦到难以言说的状态，有人索性就不说了，这是性格的一种，这是王愚。
在人多的场合，王愚是健谈的一个人，尤其是在朋友聚餐喝过几盅酒之后，妙语连珠；再贪杯多喝几盅之后，便呈现出一种忘我忘他又忘乎所以的自由状态，常常做出一些类似童稚少年的表情和举动，转瞬又说出几句狂放的豪言大话。同座熟悉的或初识的朋友便看到一个鲜活而又个性化的王愚。我在那种场合里，往往会突然想到，这样富于性格张力的一个人，如何走过了背砖出窑还不许“乱说乱动”的二十年岁月；同时想到，被封口二十年的王愚，一旦出了劳改的砖窑，依然保持着既能说又喜动的活泼天性，真应验了民间俗语说的禀性难移的话。还有，他手舞足蹈，妙语迭出，净是国事省事文学写作事，却绝不提及自己二十年冤狱里的任何事，即使喝到八九成醉态，仍不会提及，我便感佩这个瘦削矮小的人的巨大的承载能力，也隐约感知到这个人非同一般的精神品相。
王愚喝酒在文学圈里已有名气。他每天必喝，多是在自家屋里自斟自饮，喝到兴奋处，便推开稿纸，把激扬的文字倾泻出来。他喝酒似乎不大讲究品牌，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乡下回到城里，在住宅楼道上遇见王愚，他手里提着一瓶酒，是从巷道里的小卖部买来的，我想看看这位大评论家喝什么好酒，一看却是汉中生产的“城固特曲”，当时售价不过三元。未及我问，他笑着自我解释，这酒好着哩。王愚喝酒也留下不少笑话，多是喝醉时的失控行为惹出的。典型的一次是某晚聚餐后回到作协大院，东倒西歪地走步，竟然不辨眼前的水泥围栏的水池，一头栽了进去，爬不出来。一个路过的人听到水池里有拨拉池水的声音，初以为是鱼儿戏水，又想到金鱼弄不出这样大的水声，跑到池边一看，晦暗的水池里蠕动着一个人，当即拖出水来，一看，竟是大评论家王愚。任谁都会想到，如若没有路过的这个人的奇遇，后果不堪设想。然而睡过一夜的王愚，又正襟危坐在《小说评论》主编的书稿堆垒如山的办公桌前，或是对一位来访的作家纵横捭阖起他的阅读意见来。
这样一个热情洋溢又颇见自由率性的王愚，却决然地选择了悄没声息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我在最初感到诧异之后，随之也就释然，这是王愚性情里相辅相成的另一面，犹如鲜亮的阳光之后，浮上天际的柔媚的月亮的谧静。
2010年4月15日二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