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乡下人叶赛宁进入了城市：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又来到彼得堡。这时他刚刚17岁，在小地方读完了师范学校，就匆忙地跨进大都会的门槛，可是他所受的乡村教育，将持续地影响其一生。他从来不否认自己原始的身份，写在《自传》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农民的儿子，于1895年9月21日生在梁赞省梁赞县库兹明斯克乡。”家里人本希望叶赛宁成为乡村教师，他却在城市里当上了诗人——一位城市里的田园诗人。
叶赛宁在莫斯科当过店员、印刷厂校对员，还就读过沙尼亚夫斯基民众大学。他把自己在乡下写的诗投寄给各大刊物，可惜都遭到退稿——这与大多数文学青年的经历相似。后来他去彼得堡拜师学艺，敲开了大诗人勃洛克的门：“当我看到勃洛克时，汗水从我脸上流了下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活的诗人。”未来的大诗人叶赛宁，在名不见经传时居然也有过如此羞怯的心理活动。幸好勃洛克很赏识他那散发着青草气息的诗稿，将其引领人上流社会。曾使叶赛宁吃过闭门羹的那些刊物，开始隆重推出这位新面孔，他的第一部诗集《悼念亡魂节》也随即出版了。初出茅庐的叶赛宁，体会到春风得意的感觉：“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是个天才。我知道这一点比别人更清楚。”
1916年，叶赛宁应征入伍，住在皇村（也是普希金的精神故乡）。因为跟皇后的副官洛曼上校有一定交情，受其邀请，读诗给皇后听。据说皇后倾听了叶赛宁的朗诵后长叹一声：诗很美，但是太忧郁了。叶赛宁回答：整个俄罗斯都是这样。他还给皇后讲述了贫困、气候、灾荒等等——这简直是在代表俄罗斯乡村发言了。不知皇后听了有何感想？
叶赛宁因为拒绝写诗歌颂沙皇，而被送到前线的一个军纪处分感化营接受改造。不久，革命爆发了。
关于叶赛宁这一时期的生活，在其自传里有些描述：“我擅自离开了克伦斯基的军队，投入革命，过了一个时期逃兵的生活，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工作，但不作为一个党员，而是作为一个诗人。”在叶赛宁的意识中，诗人的觉悟并不比党员逊色：“我从没有参加俄国共产党，因为我觉得自己更加左。”赤子一样的诗人哟。
叶赛宁生活中最著名的女性是邓肯。这位美国女舞蹈家1921年来苏联访问和演出时，与叶赛宁一见钟情，并闪电般地结婚了——她比叶赛宁整整大十七岁。叶赛宁伴随这位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走遍了全欧洲，并同去美国。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诗歌与舞蹈的结合，一位乡村之子和一位摩登时代的女明星的结合。叶赛宁多多少少为诗人们挣了点面子。叶赛宁与邓肯的故事，可以拍一部附庸风雅的好莱坞电影，至今未拍的缘故，莫非是难以找到能够胜任的两位主演？
电闪雷鸣的爱情跨越了年龄也跨越了国界，可惜只持续了数年。叶赛宁孤独地回到了祖国。他开始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自己的国家与事件：“我不喜欢我们这种几乎冷却了的游牧生活。我喜欢文明。可是我非常不爱美国。美国——这是一股臭味，在那儿，不仅艺术，甚至一般地说连人类最美好的激情都濒于死亡了。假如今天以美国作为方向，那么我准备那时候更喜爱我们灰色的天空和风景：稍微陷在泥土里的木屋，篱笆——从篱笆上竖起的巨大的木杆，而在远处，一匹瘦小的马驹在风里摇着尾巴。这并不是那些摩天大楼，它们目前只产生了洛克菲勒和麦考密克之流的人，可是在我们这里，它们培育出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和其他的人。”在叶赛宁心目中，托尔斯泰等一系列俄罗斯大师，才是人类精神领域的百万富翁和财阀。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后代受用不尽的。叶赛宁声言自己喜欢文明，其实他最热爱的还是优美如歌的农业文明。对齿轮密布的工业文明他还是有点抵触情绪，因为它有时会像精致的牢笼一样禁锢人性的歌吟……
叶赛宁回国不久，就因精神抑郁而自杀。临死之前，他是否还想起长袖善舞的邓肯？邓肯给叶赛宁田园诗一样清新且忧郁的生活，插入了一小段狂欢的打击乐。可是，狂歌劲舞会使我们脆弱的乡土诗人失重的。读叶赛宁的诗篇会发现，大自然是他的女神、他的爱情，在他的生活中爱情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爱情已构成他内心的大自然，使他能透过城市的面具呼吸到乡野的新鲜空气。在失去乡村之后又失去爱情，叶赛宁的精神崩溃是必然的。
仅仅两年后，邓肯也死了。
他们会在天堂里会合吗？还是视若陌路？
但愿天堂里会有他们故事的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