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童年时代只知道两位作家，一位是鲁迅，另一位就是高尔基。我的孤陋寡闻与年龄有关，但也与当时的那个时代有关，因为那本身就是一个孤陋寡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文学领域里似乎只推举这两位巨人，甚至不惜把他们神化。在他们的名字前面，总要慷慨地冠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之类头衔。这两位太阳型的作家，使其他的星辰都黯然失色了。所以我的童年，只留下对这两位作家的记忆。我知道鲁迅是中国人，而高尔基是外国人。在我幼稚的想像中，他们更像是兄弟一般的关系，甚至其相貌都不无神似之处：瘦削的四方脸，平头短发，浓眉，犀利的眼神，尤其都有一撇浓密的八字胡……他们的作品，对那个时代都起着圣经般的作用。现在想想，他们简直是那个时代的两位文学神父。仅仅他们两人，已经使我内心的殿堂足够拥挤了。必须承认：我是因为对这两位偶像的崇拜而关注起文学的，甚至于梦想成为一个作家。他们那双峰并秀的形象给了我的童年以极大的影响。在那个时代，作家的地位似乎是因为他们精神上的存在而得到提高，以致令世人羡慕的。从主观上来说，如果我今天能算一个作家（可惜作家已不吃香了），则完全来自于他们给予我最原始的教育，他们相当于我的文学父亲。即使我长大成人，即使时代又使他们走下了神坛——由巨人而还原成凡人，但我仍应保持那种对父亲般的尊敬与感激。假如没有他们，我的人生将大有区别。至少我的童年，将彻底在无知中度过。文学原本就促人早熟，而他们又使文学更早地进入我的生活，我似乎是由童年就直接进入了“我的大学”——一座文学的课堂。
鲁迅的杂文与小说虽然深刻，但对于一个孩子的理解力而言，还是显得壁垒森严。比较而言，高尔基的灵魂纵然远在异国，但因为有其自传体三部曲的娓娓述说，似乎更为亲切。《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有多少中国孩子因之而了解到一位外国男孩儿成长的经历。说起来不好意思，我最初读的并非原书，而是一套黑白效果的同名连环画，但这已足够了，足够使我把书中的主人公当做自己异国的伙伴来看待。鲁迅的童年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虽然有个乡下伙伴叫闰土的，还曾划船去看社戏或偷蚕豆什么的，但总体的轨迹很单纯。高尔基的童年则苦难而又传奇：进鞋店当小伙计、给绘图师做学徒、逃课、在伏尔加河轮船上做厨师的小工、借着烛光偷偷读书……这是一些离我很遥远的事情，但更容易使一位循规蹈矩的学童想入非非。通过那一系列朴素而又新鲜的画面，我进入了别人的童年，而别人的童年又开始影响我——我过早地体会到某种隐秘的忧伤与快乐。有时候，一部书就能帮助一颗混沌的心灵认识到：世界是如此之大，每个人的命运又是如此悬殊……在我的心目中，高尔基既是巨人（当时社会的评价），又是平凡的孩子，跟我的同龄人一样，伴随我成长，并且不断把成长过程中的喜怒哀乐告诉我。他是一位能让别人分享其喜怒哀乐的伟大的孩子。至少他告诉我：巨人并不是一出生就是巨人的。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是我童年最重要的读物。他因之而成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既不相识、而又最了解的一个人，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应该说我的童年，至少有那么一小部分生活在别人的童年里，生活在遥远而陈旧的伏尔加河流域，跟一位流浪的俄罗斯小男孩儿共呼吸，这多多少少给我胆怯而平淡的童年增加了一点点冒险的乐趣……
大约十年以后，我果然成了一个文学青年。大约十年以后，我也进入了“我的大学”——只不过这是一所与高尔基的“大学”迥然有别的常规化大学——念的是中文系。时代变了，高尔基的名字，很少被人提起了。在思想解放的时代，那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挣脱禁锢重现了，就像不约而同在一夜间获得了新生。譬如对高尔基的祖国，我们知道除高尔基之外，原来还有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对那么多新面孔还认识不过来呢，也就淡忘了高尔基这张老面孔。更主要的是，人们仿佛对于文学家乃至文学本身也有了重新认识。在重新界定的殿堂里，高尔基似乎处于一个被罢黜的尴尬的位置。至少在书店里，他的著作不像以往那么醒目了，快被形形色色的新版名家名著淹没了。在我之后的下一代中国人，恐怕很少有谁读过《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或深受其感动了。
大学毕业后，我从外省流浪到北京。居京大不易，薪水菲薄，只够在郊区租一间农民房栖身。我白天骑车去上班，晚上则闭门读书、写作，深刻地感到自己是从象牙之塔回到了人间——命运对我生活的安排恰恰与高尔基颠倒，先有“我的大学”，然后才有“在人间”。或者说，走出菁菁校园之后，我才真正地进入了“我的大学”——一所高尔基式的充满人间烟火味儿的大学。仿佛为了求得心灵的安慰，又像为了汲取某种力量，我居然从旧书堆里重新翻检出那本纸张已泛黄的《我的大学》：“于是我就到了这座有一半鞑靼人住的城市。我住在一所平房的一个狭窄的小房间里。这所房子孤单单地坐落在小土岗上，在一条很窄的、破破烂烂的街道的尽头。房子的一面墙紧挨着一片失过火的空场。空地上长满茂密的杂草；在苦艾、牛蒡、马蓼的杂草丛中和接骨木灌木林里隆起一片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底下有一个宽敞的地下室，无家可归的野狗就麇集在这里，也慢慢在这里死去。这座地下室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它也是我的一所大学。”由于生活经历的相似，高尔基离我更近了。或者说，是生活本身，帮助我不断地理解着高尔基，理解着那个年轻流浪汉的奋斗史。并且我自我安慰：许多人（譬如高尔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由黯淡的现实走向光明的前途。后来我租房的那个村落面临拆迁，房东催促我赶快搬离，说一星期后推土机就要开来了。我四处打听，而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所，心情太郁闷了，就坐在旁边的工地上抽烟。我永远记得那个死亡一样寂静的黄昏，工人们都下班了，只有一排排水泥桩静静地陪伴着我。我为生活的无情而感到无力。我为世界的空旷而感到空虚。鬼使神差，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高尔基的影子，出现了《我的大学》里的一幅画面：年轻的流浪汉在伏尔加河畔一艘翻晒的舢板底下过夜。我想，那至少是一种值得仿效的精神。于是，内心的悲哀演变成某种悲壮，自身面临的困境也散发出淡淡的诗意。我要求自己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像高尔基描绘年轻时的落魄经历一样，回忆自己失败的青春和这个失败的黄昏的——伤口总会结疤，而伤疤会像勋章一样值得胜利者炫耀。就这样假设着、假设着，血液里仿佛又灌输了新的力量。其实这种心路历程早已被高尔基在《我的大学》里描述过了：“我已经学会了幻想出非凡的惊险的事业，幻想建树伟大的业绩。在艰难的生活日子里，这种幻想给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这种艰难的日子真是太多了，我的幻想也随着越来越丰富了。我没有指望从外面得到帮助，也没寄希望于偶然的幸运。但是，在我的身上渐渐地养成一种顽强的意志，生活条件越是艰苦，我就觉得自己越是坚强，甚至越是聪明。我很早就明白了，人是在不断反抗周围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
我永远不会否认：高尔基是我童年的偶像，而且在我成年之后，他也从精神上拯救过我一次。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位作家，对于我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哪位作家，能对我的实际生活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不管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地位如何（伟大还是平庸），对于我都是有意义的。我为自己是他的忠实读者而庆幸。我回忆着他（在别人逐渐将之忽略的时代），就像回忆自己精神上的父亲——哪怕他在世人的眼里只是个凡人，但在儿子的心目中是永远的英雄。我写这篇文章赞美他，哪怕仅仅出于私人感情。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他给自己起的笔名叫“高尔基”（意指苦命人）。“高尔基”本是俄文的音译。童年的我，却一直无知地以为这个作家姓高呢（就像以为鲁迅不是姓周而是姓鲁一样）。但至今在我心目中，他仍然姓“高”——高大的意思。多么嘹亮的名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