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时关羽避讳事虽未见载记，至少也应当在此崇祀关羽之际。明万历刊印之《三才图会》关像说明，也的确为三撇之，但康熙初年奉敕编纂刊刻的《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十七、三十八俱为关公事迹，其名即刻作两点“羽”。康熙五十五年敕编的《康熙字典》未集中，41页“羽部”内文均作“羽”，但是篇首篆字却作。或为清代书体导致“羽”字写法不同，另有作者说，连满文中“羽”原来书写为，后来也因避讳写成了。此方面真相尚待发覆，姑志以待方家指教。
乾隆中期是弘历对于关羽话题最感兴趣的时期。他在三十四年十一月亲撰《御制重修关帝庙碑记》，再次褒崇关羽，并由儒家立场剖明所以崇祀之由：
“人之道，非圣无以臻其极，至圣不可知而谓之神，如《书》所谓‘乃圣乃神’，与夫炎帝之谓神农，夏帝之称神禹者，希焉。若神之道。旼旼穆穆，自日星河岳，虔逮坊庸门溜之各颛其职，靡不缘司契以定主名，则纯乎神，而非人之所得预者。生为英，歾为灵，其功德勿沫于世，世亦相与爼豆尸祝以神之，然未有不推本乎正直聪明，足立万禩人伦之表，故景仰睾然，尊而宗之，以为圣神焉。盖圣而神之，所以着圣道也；稽神而圣之，所以明神道之正若是者。尝求诸先圣先师而外，厥惟关圣大帝，克以当之。”
把“神”看作“至圣不可知”，无法解释之现象。同时又宣布从关羽事迹中摒除“其他稗野所载，怪伟荒忽，事迹不见正史者，阙而不书，惧亵神并诬圣也。”并强调指出关羽作为道德榜样的作用：
“宋臣苏轼言：‘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顾由断港绝潢，达乎河济江淮，不能不以凕澥观其汇；由墟落廛市，赴乎赤畿望紧，不能不以都会统其归。于焉求神之所凭依，讵惟是褒大其封，鼎新其宇，用备昭报之靡文云尔哉！将阐夫神与圣之所从来，所以为人道扶植纲常，助宣风教，即致祀之原，胥不外是。”
文中特别提及关羽“至我朝而愈显，且神迹不可殚记，而于行师命讨为益彰。”“我国家久仰灵威，近于西师之役，复昭蒙佑顺，因特敕封曰忠义神武灵佑，并太常议于地安门外神庙，恭书新号神牌，门殿易盖黄瓦。”碑末自署“乾隆三十四年岁在己丑仲冬之月上澣御笔”，即十一月上旬写就的。
配合乾隆日程考察，此所谓“西师之役”是指征缅。他曾为大军受阻，亲信主帅傅恒染病焦虑，一度考虑撤兵。不意三天之后，忽得傅恒奏疏报告“缅王请降”。度其日程，即便“八百里飞驿”，乾隆旨意也不可能到达云南，正好自下台阶。于是乾隆另降堂皇谕旨，体面收兵。这本来属于战略僵持局面，谁更能坚持，便能获取全胜的问题，但孔子注《易》之《系辞传》有谓：“阴阳不测是为神。”又说：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乾隆当然也乐意甘居“见几而作”的君子，而以“阴阳不测”之“神”功，归于关羽“佑顺”。这是对于关羽神功的又一解释。故其撰写碑文中，喜悦感服之情，由衷而生。
傅恒本为孝贤纯皇后富察氏之弟，即乾隆舅子，其信用之专，赏赐之重，乾隆一朝，无出其右。坊间稗史小说更于其间多有传言揣测，枝蔓不赘。傅恒家族亦世崇关帝，傅恒及其子福隆安、福康安均亲撰有关帝庙碑文，并家奉景山东街关帝庙一座。不为偶然。
乾隆崇敬关羽可谓不遗余力，由于濡染汉文化程度较乃祖乃父都深，又特好附庸风雅，显示文治。既然在追赠封荫上雍正已经按照儒家礼仪，做足了尊关文章，于是他就决心干预历史。光绪《顺天府志》记载，乾隆曾于二十五年改关羽原谥“壮缪”为“神勇”，三十三年加封“灵佑”。又御书正阳门关帝庙联：“浩气丹心，万古忠诚昭日月；佑民福国，千秋俎豆永山河。”四十一年特令改谥“忠义”。到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他实在按捺不住，特谕更改蜀汉封赠关羽的“壮缪”谥号，严厉指责陈寿修史“不公”，并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三国志》，并希望能够“传信万世”：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忠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为公？从前曾奉世祖章皇帝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独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该为‘忠义’。第本传相沿已久，民间所行必广，虑难以更易。着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本，用垂久远。其官版及内府陈设书籍，并着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
颁布这条上谕时，乾隆正在巡行东北，一定多有感触。我猜想中国各地民间关于“关羽与龙”的种种传说神话，也正是在道教的煽动下丰富其“想象”的。
关羽“改谥”之议，其实始于北宋，宋徽宗当初追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就是有意避开蜀汉的“壮缪”封谥。明人于此也有讨论，如以史家为己任的朱国桢就说过：
“《三国志》：云长谥曰‘壮缪’，其义谓壮于出兵，缪于料敌云尔。众以穆穆之义解之。夫以穆为褒词耶？不足重。以缪为贬词耶？不足轻。大抵英雄不能违时，时命大缪，则云长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陆逊拟其后。时命大顺，则石勒取王浚而有余，孙纬以劲兵邀，极罢，不能得之掌股间也。”
从汉前文籍记叙，则壮缪之“缪”，实非褒义。乾隆改谥“忠义”，亦秉承康熙十六年为正阳门关庙御书之题匾，虽然非如他所希望的“传信万世”，但是毕竟厘定以“忠义”为关羽形象的核心价值。二百年来，迄无大变。此举也在正统儒家士大夫中获得了好评。如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就认为：
“今吾乡街巷，皆有关帝祠。有但呼为‘老爷’，皆未免近亵。即士大夫无不知敬关帝者，而尚以当时之旧谥为称，亦断不可。”
光绪《顺天府志》还言及此后几朝封谥关羽的经过，如果配合当年国之大事，就知道这种封谥，不啻祈求关羽为清廷“救亡”：
谥法虽然起源于周，但后世却为儒家所独推重。儒家所以讲究并不断严明谥法，意图就在尽力提倡儒家价值体系，以树立符合其价值观念的榜样。每字亦各有其义。梁章钜《南省公余录》卷五“列圣尊谥取焉”则反映了清中后期对于“谥法”的重新厘定，如“安仁立政曰神，则天广运曰神；克定祸乱曰武，保大定功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德威遐畅曰武；天好生曰仁，教化溥浃曰仁”等等。如果有人将关羽谥号所有的涵义整理一遍，就会发现褒奖于他的品德，究竟有些什么内涵外延值得总结。
比较特别的是咸丰一朝，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先是为太平军所迫，朝政风雨飘摇；接着又遇英法联军直攻京师，仓皇出逃热河，可谓狼狈之极。所以此际咸丰帝曾接连四次加封关羽。
当太平军以金陵为都，改称“天京”，举兵北伐，与清军激战于黄淮地带时，《清文宗实录》中突兀出现了这样一条记载：
“（咸丰四年四月）癸酉，谕内阁太常寺奏，‘遵旨呈进关帝庙图式一折。关帝显佑我朝，神威叠着。上年加崇封号，升入中祀，一切典礼悉照中祀举行。’前据太常寺奏请展拓庙制，以示尊崇致敬之道，以实不以文。关帝庙奉有年，若遽易旧规，转不足以妥神灵而昭诚敬。所有庙宇规模着悉仍旧制，无庸增拓。乐器一切，均照本年春季陈设。至跪拜礼节，仅行二跪六叩，虽系照中祀例，然满洲旧俗于祭神时俱行九叩礼，嗣后亲诣致祭，亦朱定为三跪九叩礼，用伸俨恪之诚。”
并以中祀之礼，追赠祖上三代王爵，将关公祀仪完全追比孔子：
“跻列中祀，行礼三跪九叩，乐六奏，舞八佾，如帝王庙仪。五月告祭，承祭官前一日斋，不作乐，不彻馔，供鹿、兔、果、酒。旋追封三代王爵，祭品视崇圣祠。”
自此在国家级仪礼上，关帝崇祀已经达于顶点。既然关羽崇拜升格，太常寺拓展庙制的要求，也不过是照章办事。可怜咸丰愁兵愁饷，愁将愁帅，哪里还有财力裕余，来为遍布全国府道州县的官建关庙拓庙增制？所谓“崇奉有年，若遽易旧规，转不足以妥神灵而昭诚敬”云云，不过是掩盖财力窘迫的堂皇借口罢了。于是允准用儒家最高礼仪进行虔敬参拜，以致诚祷。
这道谕旨还无意中透露出，满洲皇家私下进行的的堂子祭关仪典，对关圣帝君早已超越雍正厘定的制度，采用“九叩”大礼了，只是汉臣包括负责制礼的太常寺官员还蒙在鼓里而已。顺带一说，也正是此次国库窘迫，官建关帝庙不得不“悉仍旧制，无庸增拓”，才使后世府道州县城的孔庙保持了一庙独大的体面。
清末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还谈到了咸丰皇帝的宠妃叶赫纳拉氏（即慈禧）也十分崇敬关公：
“正阳门外关帝庙，屋甚卑隘，相传神像为明熹宗手塑。车驾出城，必入庙拈香，祈签者甚众，孝钦亦笃信之。”
说起慈禧对于关公的崇信，也有不少轶事可说。“庚子之乱”，列强调兵进入使馆，清宫已在其大炮射程之内，可她仍然在颐和园逗留观望；似乎期待着什么奇迹出现。光绪庚子《都门纪变百咏》：
“颐和园里闹神仙，疑有疑无鼎沸传。卫士仓皇宫监走，大家跪请佛爷前。”
自注言：
“皇太后、皇上驻跸颐和园。五月十二日夜二鼓后，喧传神仙下降。附近居民争购香纸，向空跪拜。喧嚷之声，达于大内。翌日遂有回銮之谕。旋步军统领拏获造言生事之李群仔一名，立即正法。宫中称太后为老佛爷。”
此虽未明言传闻所降，究为何神，但以“五月十二日夜”见之，其必为关羽无疑。这一耽搁，使叶赫那拉氏连热河行宫都无暇顾及，只得仓皇间经河北、山西，远飏西安。不知为何，他们在途中没有恭谒山西解州的祀典关庙，而是拜祷了洛阳关林。据沈德本洛阳《奉委重修关林记》言：
“光绪二十七年秋，皇太后、皇上銮盟幸洛，诣关帝陵庙拈香，发帑银千两，命太守苏完瓜尔佳氏文公（字仲恭）重修庙宇。乃于二十八年夏，札委德本任其事。”
谕旨敕命的修庙工程，居然一拖再拖，等同今日之转包。乱世修缮，其弊可知。待到庆亲王和李鸿章与列强谈妥条件以后，慈禧、光绪终于可以起驾回銮的时候，又郑重其事在洛阳拜谒关林。刚刚获得御帑补贴修缮的洛阳关林，只有驻锡僧人才知道落下了什么样的后遗症。光绪三十三年《重修关陵圣庙记》言：
“辛丑岁（光绪二十八年，即1901年），皇太后、皇帝圣驾西巡回辇，驻跸河洛，登临伊阙，瞻礼圣庙。见垣宇多半堕落，即发帑金千两，命太守文升宪督工，将前后殿宇尽行补葺，焕然-新。不意修者未察其毫末，葺者未审其幽渺。僧在庙焚香礼拜，蓦见圣帝正三殿背后金刚墙西北角，擎天玉柱朽崩摧坏，金梁难支，如不急为修理，恐致殿宇有患。”
待到慈禧、光绪两宫回銮，抵达京师时，城阙残破，已非旧时幽燕。慈禧娘儿俩面对的正阳门外城，也回非市井繁荣，车水马龙景象。清人尚有笔记载记此事。略谓慈禧回京，先在马家堡车站下了火车：
“旋允直督袁世凯之请，带铁路洋总管进见。太后谢其一路料量之妥善。洋总管退，太后始升舆，舆旁有一太监随行，指点沿途景物。太后注视，道逢外人，太监呼曰：‘老佛爷快看洋鬼子。’太后微笑不语。过南城，直入前门，至所谓关帝庙者下舆，入内拈香。太后跪于神前，有道士数人赞礼。时正阳门楼上立西人颇伙，下视院中，历历可睹。太后仰见之，俯首而笑，遂登舆直入大内。到万寿宫，确系下午二点钟也。”
德国人卫礼贤同时记载则是：
“慈禧太后从西部的避难所回到了自己的都城北京。这是次胜利的回师，使团的女士们可都不想错过这个大场面。尽管太后一度被大家极度仇恨，认为她是想灭绝外国人的恶魔中最大的一个，可现在她却成了好奇心的焦点。女土们聚集到皇城南边最大的门道前门。太后乘着黄色的轿子，夸耀着皇家的威严，顺着笔直的大道进入了皇宫。她甚至忘记了祖宗关于圣驾光临时，所有的人都应该回避的训戒。她在前门侧面的两个小庙里举行了献祭活动，一个给慈善之母观音，一个给王朝的保护神关帝。事实上，她还向聚集在一起的陌生人群和蔼地点头致意。使团的女土们则兴奋地挥动手中的手绢。”
这时距离宣统三年庚戌冬月隆裕太后正式宣布清廷逊位，只有九年。《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回忆说，清室逊位以后：
“陈（宝琛）师傅最信卜卦，并为我求过神签，向关帝问过未来祖业和我自己的前途。”“袁世凯去世那天，消息一传进紫禁城，人人都像碰上了大喜事。太监们奔走相告，太妃们去护国协天大帝关圣帝君像前烧香，毓庆宫无形中停了一天课。”
恐怕这也就是紫禁城里四百年关公信仰的最后回声了。
（第五节）民国祀典
宣统三年清廷宣布逊位，次年元月民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又郑重其事地翻过了一页。
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军阀控制的民国政府海陆军部“呈请崇祀忠烈，并祀武庙”获得批准时，袁世凯曾以大总统身份致词，说：
“允陆海军部之请，特将关帝及岳王合祀武庙。凡有军人宣誓的大典，均在武庙行礼。”
且言：
“关帝一生忠义，护国保民，千古为神的根本，在此忠义二字……我们军人要学关帝，惟有一心尽忠于国家，一心尽忠于元首。”
武庙增加岳飞，当然是为了给他当年力战金兵正名，也是与清代极端崇祀关羽划清一条不大的界限。国家祀典武庙也是在仓促间设在醇贤亲王庙（曾为西藏驻京办事处，现仍改为民国祀典武庙，列入全国文保单位）中。陪祀有二十四将，据《察哈尔通志》第二十六卷记载：
“民国四年奉文，关岳祭祀每年春分后第一个戊日，各地方长官及军警官一体致祭。近年废。正殿正中位次：关壮缪侯、岳武穆王。两序从祭位次：东序，张飞、王浚、韩擒虎、李靖、苏定方、郭子仪、曹彬、韩世忠、旭烈兀、徐达、冯胜、戚继光；西序，赵云、谢玄、贺若弼、尉迟敬德、李光弼、王彦章、狄青、刘锜、郭侃、常遇春、蓝玉、周遇吉。”
其废祀年代则为民国十七年（1928年），即国民革命军率师北伐，以国民党为主的中央政府改组，统一政令之际。但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又于1969年官方资助在日月潭重建了“文武庙”，前殿孔子，后殿关岳。笔者也曾参观此庙，气势恢弘，庙貌一新。近年归还民间社团管理，改以关公作为主祀之神了。可见天下之事，了犹未了。
又有相关插曲，聊以补阙。民国废止关岳庙祀十一年后，日军在侵华建立“华北临时政府”期间，曾于1939年三月二十三日恢复“武庙”祭祀，其令文略谓：
“唐代崇祀武成王，佩哲沾飨，比隆文宣。宋元相承，明初始罢。民国合祀关、岳，未定武庙之称，但为将士忠烈之型，而非兵家韬钤之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宜正万众之观瞻，永作三军之典范。兹特兴复武成王庙，制定祀典，颁行各省市，虔缮庙宇，春秋时享。”
并厘定配祀为“左为汉留侯张良、清靖海侯施琅；右为汉武乡侯诸葛亮、清大将军岳钟琪。”此外十二将分别为“齐上卿管夷吾、燕昌国君乐毅、吴将军孙武、秦大将军蒙恬、汉丞相萧何、汉淮阴侯韩信、汉大将军卫青、汉骠骑将军霍去病、汉寿亭侯关羽、唐军师李靖、唐胡国公秦叔宝、宋少保岳飞。”还有从祀历代名将七十二位。这种替代，固然有故示复古以与清朝、民国拉开距离的表示，但亦不无显示“文人掌军”之矜持。尤其明知关岳为“将士忠烈之型”，恐为抗日将士榜样，却偏要卖弄“兵家韬钤之祖”，以消弭道德榜样的影响。配祀诸将不伦不类，也是仓促间拉在一起的。这次庙祀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但是尽量贬低、消除民间关羽、岳飞影响之意，却很显豁，这与日本人明治维新以后对于关羽的排斥态度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