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朗灵护国妙经》与雷神关公
关公为中华民族全民信仰，尤其是道德方面的神只，殆无疑议。但何以至此，历代学人却论者纷纭。论者一般以为关公所以成为全民道德神，是“封建统治阶级”，或者儒学倡导的结果。虽然不致大错，但是却系懵懂大帽，未能察其渊源流别。笔者从近年搜寻所得，发现道教及民间宗教以托经形式出现的几种关帝经文，才是重要线索。本文即循此踪迹，结合历史背景试为解读，切望方家教正。
其实在关公封帝以前，道教已有《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妙经》，开始假托关帝说咒传经了：
“尔时，兴国太平天尊义勇武安王汉寿亭侯关大元帅敕封崇宁真君，圣父聪明正直忠翊仁圣明王，圣母助顺明素元君，神子圣孙，参谋大将，麾下左右，统兵分兵之神，伏兵降兵之神，藏兵收兵之神，布阵摆阵之神，团阵走阵之神，水阵火阵之神，八方八煞四方四勇天丁，掣电轰雷，腾云致雨，鸣锣击鼓，发号施令，将军合司文武公卿，玉泉山得道仙真吾授玉帝敕命，三界都总管雷火瘟部冥府酆都御史，提典三界鬼神。吾登坛示知尔众：日在天中，心在人中。日在天中普照万方；心在人中不容一私。宁为忠臣而不用，毋邪媚以欺君；宁为孝子而不伸，毋忿戾以怼亲。无论纲常伦理，无论日用细微，皆当省身寡过，不可利己损人。一念从正，景星庆云；一念从邪，厉气妖氛。善恶明如观火，祸福应若持衡。凡我含生，总盟此心。吾司雷部霹雳，奏疏速上天庭，昼察阳元功过，夜判冥夜鬼神。若人传写千本，胜看一藏真经，吾遣天丁拥护，自然百福来臻。即说咒曰：大圣馘魔纠察三界鬼神刑宪都提辖使，三界采探捕鬼使者，元始一气七阶降龙伏虎大将军，崇宁真君雷霆行符伐恶招讨大使、三十六雷总管酆都行台御史，提典三界鬼神刑狱公事大典者，提督刑案神霄大力天丁、三界都总兵马招兵大使、统天御地诛神杀鬼大元帅。尔时与会文武圣众，闻是经说，莫不踊跃，赞叹称善。若人虔心讽诵，上至帝王，下及民庶，即得星辰顺度，社稷安宁，人物康阜，灾厄蠲除。凡有请祈，悉应其感，一切人天，均沾利益，信受奉行，作礼而退。”
显然踵继佛教有关“玉泉山得道”传说，不过宣示信众“义勇武安王汉寿亭侯关大元帅”系受玉帝敕命，为“三界都总管雷火瘟部冥府酆都御史”，“吾司雷部霹雳”，亦兼有惩恶之使命。而“宁为忠臣”，“宁为孝子”，“无论纲常伦理，无论日用细微，皆当省身寡过，不可利己损人。一念从正，景星庆云；一念从邪，厉气妖氛”，则兼杂理学及道教之说。
《正统道藏》卷二六〇还有《酆都朗灵关元帅秘法》，称关羽封号为“酆都朗灵馘魔关元帅”，可知雷部众神中的“朗灵上将关元帅”即为关羽。
案明嘉靖、隆庆时田艺蘅《留青日札》说：
“雷，天地之义气也。故春分而发，秋分而收，昼而作，夜而息。今则方春而震隆冬而轰，无分于昼夜而霹雳，此殆之其所暴然而辟焉。”
雷为“天地之义气”的说法比较新鲜。田坚执认为的理由是：
“王充有《雷虚篇》，以雷之击人为偶然，辩之甚详。此或未尽天道之妙。天无妄灾，雷无虚击。今历观远近，所击死者虽未必皆元恶之人，而不善者实居多矣。”
或者正是关羽何以由“义神”兼为“雷神”的儒家解释。
鉴于元至明初以来，进入国家祀典之道教致祭越来越繁复，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四月，礼部给事中张九功建言“乞敕礼部，稽之祀典，尽为厘正”。尚书周洪谟奉旨清查，言及雷神祭典时，曾道：
“所谓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为道教所尊的雷部主神。道教以为玉霄一府，总司五雷，雷部诸神皆受其统辖。又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天尊示现之日，故朝廷岁以是日遣官诣显灵宫致祭。夫风云雷雨，每岁南郊已有合祭之礼，山川坛复有秋报之祭，重复致祭，非其所宜。以六月二十四日为神现示日，和设像名称，皆无所据，亦祈罢其祭告。”
则六月二十四日本为雷神示现之日。后世许多地方有关公诞日为六月二十四日的说法，虽言康熙时出于解州常平村关公祖庙井中发现的汉代石碑，其实是儒士多情，故作虚幻，以应“四戊午”神异之词。其真切来源，实应于此处寻求。
（第二节）《关王忠义经》与嘉靖“抗倭”
嘉靖既佞道教，又崇祀关公，这两种因素对于《三国志演义》的大流行有无关系，值得探考。不妨由《关王忠义经》谈起。
《关王忠义经》（又名《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此题目应为万历以后增益）今已辑入李一氓主编之《藏外道书》第四册。其首载“净口”、“净身”、“净心”、“安土地”、“净坛”等神咒醮仪，以及“祝香”、“长跪礼奉”、“真志心忏悔”、“志心发愿”等礼节，以表供奉关羽之虔诚，于《伏魔关帝忠孝护国翊运真经》中大讲忠孝节义及因果报应，其中《关圣帝君济世消灾集福忠义经·述志章第一》假借关羽口吻，用四言韵语自述生平事迹，已经十分接近同时《三国志演义》的描述，值得注意。其言：
“关圣帝曰：吾本东汉，解良居民。黄巾作乱，天下招兵。观榜涿郡，偶遇刘张。桃园结义，生死不忘。吾习《春秋》，吾知武艺。始除黄巾，三战吕布。许田射鹿，投鼠忌器。土基被困，失散兄弟。曹操奸雄，奏封寿亭。吾奉二嫂，吾思兄弟。诛良斩丑，挂印辞曹。霸陵桥上，挑起锦袍。吾宿义司，明烛达旦。独行千里，五关斩将。吾斩蔡阳，古城会叙。后遇子龙，周仓归义。冒雪隆中，三顾卧龙。义释曹操，恕斩黄忠。领牧荆州，劝农讲学。单刀赴会，谈笑自若。赤壁鏖战，水淹七军。生擒庞德，华夏威名。初封前军，继加五虎。定鼎西川，荡寇神武。吾无所长，惟持忠义。扶汉诛奸，死无畏避。吾年近六，有命在天。视我赤心，听我微言：为子尽孝，为臣尽忠。父慈母爱，兄友弟恭。夫妇倡随，朋友信义。乡邻婢仆，真诚和气。吾言浅近：天地不尊，神明不惧。五谷不重，三光不避。小秤大斗，杀生害命。奸淫诈逆，集微成着。如此人等，神明厌弃。先夺其魂，后杀其体。举世昏迷，自谓得计。一旦无常，委之天地。谛听吾音，玩此真昧。”
道教还通过这部经书大大提高了关羽的神权，谓其：
“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上司三十六天星辰云汉，下辖七十二地土垒幽酆。秉注生功德，延寿丹书；执定死罪过，夺命里籍。考察诸佛诸神，监制群仙群职。高证妙果，无量度人，至灵至圣至上至尊伏魔大帝关圣帝君。”
请注意连加的四个“至”字，实已将关羽视为融汇三教之最高神只，这与嘉靖时代的佞道氛围也颇为合辙，不为无因。
需要注意的是，这部书虽然以道经形式出现，但是表述的价值观念却是地道儒家的。其中所述“许田射鹿”、“秉烛达旦”、“周仓归义”等事，均不见于元至治本《三国志平话》。而“恕斩黄忠”则差异较大，《平话》本述黄忠力战张飞、魏延、关羽三将，未见胜负，“关公言曰：‘此乃大丈夫也，世上皆无。’军师高叫：‘三将停马！’武侯美言说黄忠降了汉。”显然不能将黄忠之降，归结于关羽之“恕”。但此经讳言关羽死事，则与《平话》相同。
至于《忠义经》出现的时间，可由分析《关王忠义经》之序探讨之：
“关王《忠义经》十九章，皆王自制也。晋陈寿演俗通义，似近鄙亵。兹宋学士孙奭编述，南渡中丞张守订梓，相传五百余年，漫无可稽，世人亦不知有是经也。维侯忠义昭寓【宇】宙，功烈垂史册，祠祀遍天下，黄发稚齿，极海穷边，靡不崇重。而侯之随在普灵，威英显赫，千载一日。博幸生同侯乡，籍侯庇久。嘉靖丙辰巡抚荆楚。荆故侯保障区，迄今家尸户祝，顶礼如在。比还省，辞楚王殿下，王询侯故里事，复出《忠义经》示博，拜赐踊跃，若侯陟降也。归舟检阅，后先紊叙，简篇遗逸，字画错乱差讹，遂为校订重录。首揭侯像，并述侯辞曹之书，后人仰侯之赞，汇成一帙，携之京师。继役开中，未遑锓梓。适都督刘显移兵守川广，因以贻之，俾刻荒镇，以作士气，以风忠义，且播之天下瞻奉者，有所持诵则效云。兵部尚书蒲州杨博叙事。”
请注意这里提到的“嘉靖丙辰”（三十五年，即1556年），亦即嘉靖近臣黄锦、陆炳捐资重修当阳关庙，徐阶为记之时。按杨博是嘉靖年间名臣之一，张居正《襄毅杨公墓志铭》曾谓杨博“（嘉靖）乙卯入为兵部尚书，寻加太子少保。丙辰丁父忧，戊午召还本兵。”按照常理，他不可能同时“巡抚荆楚”，除非“丁忧”之事发生在“巡抚荆楚”以后。但也另有证据说，杨博的确服膺这位“乡先贤”并随时礼敬之：
“京师前门有汉前将军庙，颇着灵显。前明大司马杨博过之，必投一‘乡晚生’名刺。以杨与侯同为蒲州人也。”
首要线索就是赠书的“楚王殿下”究为何人。按《明史》列传第四《诸王》曾记述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楚王府发生过一出世子英耀淫乱，忤逆弑父的人伦惨剧，文长不录。嘉靖丙辰承袭楚王一爵的，正为其弟英佥。明室素重道教，嘉靖尤甚，何况关羽此时已经成为皇室私祀主神。楚王府经此惨变，或者有道士编造出这部《忠义经》，劝他以“忠孝节义”为出世圭臬，或者楚藩延请写手编纂此书，欲以“福祸果报”劝醒世人，都是有可能的。若此说成立，则《关王忠义经》很有可能从早期明刊三国故事中受到启发，将关羽故事及“忠义”大旨摘出标示，加以道教咒语符箓加以推广，以迎合嘉靖帝心理，无论出自道士还是藩王，都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序中扯到北宋孙奭、南宋张守，以证明经出于宋，则出于宗教“制经托古”的惯伎，不必当真。
此序中谈到的“都督刘显”，倒是值得注意的另一个人物。而刘显“移兵守川广”之事，倒确实发生在这一当口。《明史·刘显传》言：
“嘉靖三十四年，宜宾苗乱。巡抚张臬讨之，显从军陷阵，手格杀五十余人，擒首恶三人。诸军继进，贼尽平。显由是知名。”
他曾与俞大猷、戚继光一起参与“抗倭”战争的一线统帅，传记也在《明史》中同列一卷。更值得拈出一说的是其子刘綎。据《明史》记载，綎“勇敢有父风”，“部曲多健儿，綎拥以自雄。”且“为将数被黜抑，性骄恣如故。尝拳殴马湖知府詹淑”，在重文轻武的的明代，恰似一出“怒鞭督邮”。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与努尔哈赤作战时，他率领蜀兵孤军深入三百里，因盟军杜松、李如柏、马林部及从属朝鲜军皆畏缩不前，故先胜后败，陷入重围，“殊死战”殁。亦类关羽荆州之败。且言刘綎“于诸将中最骁勇。平缅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倮，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綎死，举朝大悚：‘边事日难为矣’。綎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其为人行事乃至最终结局，都极像是在追摹关羽。
万历二十二年，在邻近洛阳的解州关帝庙“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敕封‘关圣帝君’”时仪典隆重：“遣官奉九旒珍珠冠一，玉带一，四蟠龙袍一，黄牌一面，上书封号一十六字，至京都正阳门供讫”。并在颁赐醮词中郑重其事地宣告：
“切念朕躬奉天御世，尊为亿兆之君；法祖保邦，位称神人之祖，精勤图治，默赖神庇。凡有护国之灵，悉登尊崇之祀。恭惟关圣帝君，生前忠义，振万古之纲常；身后威灵，保历朝之泰运。除邪辅正，圣德神功；保劫康民，福幽利显。既赞干元之化，宜宣帝号之封。所传《三界伏魔大帝关圣经忏》，足以师世淑人，安供名山福地，以乘久远。用是朕发诚心，颁赐帑金，印造《伏魔经忏》。特命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赍请，前去彼处供安，镇静方隅，肃清中外。关圣帝君以今年八月十五日，位证南方丹天三界伏魔大帝之位。天人共庆，三界推尊。兹建醮典三日，安供圣经，庆贺圣帝。自天伊始，永安帝位，不在将班。鉴观万天，巡游三界。悉清人鬼之妖，全消未萌之患。庶使边防镇静，四夷无干扰之虞；朝野奠安，海宇乐升平之化。常历岁月，永荷神庥。”
但此经内容究竟如何，笔者囿于闻见，尚未查悉，有待方家指点。
（第三节）《觉世真经》与道德重建
关羽作为全民道德楷模，背后当然有儒家不断以伦理诠释的推动作用，这已从明清以来各地纷纷树立的关庙碑文中经显示无遗，只是仍然囿于《三国志》的记述。但是到了嘉靖年间的《关王忠义经》里，已开始据《三国志演义》增饰的情节立言，不仅直白地进行“忠孝节义”说教，而且声言会对当时市井习见的“小秤大斗，杀生害命，奸淫诈逆”种种恶习毫不含糊地严惩，以及漠视信仰，“天地不尊，神明不惧。五谷不重，三光不避”情形的厌憎。配合诵此经时需要进行的，还有一整套醮斋仪礼，可以视为道教籍关羽神介入军队，乃至全民道德教化的一种尝试。
到了清代，这种情形就更加明显了。现存记载表明，传为康熙七年出现的《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就是这种努力的新一轮开始。乾隆十年（1745年）夏纶撰《觉世篇注证》，乾隆三十年（1765年）沈维基又撰有《觉世宝训图说》，都是阐述这部经书的。今见最早的《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碑版，为乾隆四十三年刻于常熟的《关圣帝君宝训》，此外还有乾隆四十七年立于京师香山，五十四年立于正阳门关帝庙及法源寺的几版碑刻，也证明了乾隆朝应是其广为流播的时期。
该经又称《关圣帝君训世真经》、《觉世篇》、《觉世宝训》，简称《觉世经》，成书年代不详。一种说法是传于清初：
“相传康熙七年夏，降乩于沃乡之桩园，授之王贞吉等，帝亲制序。”
另据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嘉庆十年所刻碑文的自述，来源则是：
“昔海曲刘可学游于太行，夜梦帝君，授经垂训四百三十二言。越数日，西河公署中，复隆鸾笔，与所授经文无异，遂广其传。”
只是两说涉及的地域“沃乡”、“海曲”，以及当事人物“王贞吉”、“刘可学”都无由查证，而这正是民间鸾书惯用的手法。十八世纪以后民间善书又将《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与《关帝觉世经》三部结集，以“三圣经”之名刊行，遂成了中国民间宗教的“圣经”。
《觉世经》篇首即述明立意大旨为“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可立身于天地之间。”并标立“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守王法，重师尊。爱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乡亲。敬夫妇，教子孙。”仍然是以儒家五伦为教化之核心价值体系，同时又增加了“时行方便，广积阴德。救难济急，恤孤怜贫。”“创修庙宇，印造经文。舍药施茶，戒杀放生。造桥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难解纷。捐资成美，垂训教人”等公共领域的道德规范，以及对于“瞒心眛己，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诱愚人。诡说升天，敛物行淫。明瞒暗骗，横言曲语。白日咒诅，背地谋害。不存天理，不顺人心。不信报应，引人做恶。不修片善，行诸恶事”等商业、宗教活动中的欺诈行为的谴责，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篇末还以“我作斯语，愿人奉行；言虽浅近，大益身心。戏侮吾言。斩首分形。有能持诵，消凶聚庆。”毫不掩饰地宣示了其托经训世，“神道设教”的面目。从时代历史诸因素综合看来，这应当是在明清之际经历重大战乱以后，民间重建价值体系的一种努力，也可以视作将关羽塑造为全民道德神的开端。且已开始脱离三国史志、小说、戏曲故事，独立传播价值信仰，也应该是戏曲小说广泛流传以后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