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会会长朱大渭撰文认为：关羽不仅派糜芳、傅士仁驻守江陵、公安（其中公安城就是刘备修筑，专门用来防备孙权集团的），又在附近沿江设置了“屯候”（仿佛长城防卫的烟墩），以便随时侦察功向，及时报告信息，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内外套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防备孙权的四道防线。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线只有一百八十公里，当时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只需一天多就能赶回。因此在关羽看来，对吴国的防范可说是万无一失。他还进一步认为，“失荆州”的真正原因在于诸葛亮《隆中对》的判断有误：
“《隆中对》把荆州作为蜀国北伐中原的一个战略据点，忽视了‘荆州在扬州上游，关系吴国的安顾，孙权对荆州是势所必争的，否则便不能有吴国’。刘备、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以前对此始终无深刻认识，从而反复同吴国争夺荆州，把蜀军主力十余万消耗在荆州战场，刘备、关羽也为此丧命。故蜀国庞统、法正、赵云皆主张放弃荆州，集中主力北上争夺雍、凉和关中，并有吴国为援，如此蜀国形势当会改观。既然刘备、诸葛亮未觉察其战略计划的错误，所以对吴国必全力争夺荆州毫无思想准备。他们把蜀汉两大战略据点之一的荆州重任只交给关羽一人担当，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对付魏、吴两大敌对强国？而且，在关羽北代紧要关头，又不给予一兵一卒支持。所有这一切，皆源于《隆中对》所包含的错误因素，未据政治形势发展而加以修改。明乎此，再看前述关羽败亡的五条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另外，第一、二、四、五条，皆属客观因素，而非关羽的主观力量所能克服。因此，我认为荆州的失守，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而是蜀国战略方针失误造成的。关羽虽有一定责任，但其忠于职守，以身殉职，应无所非议。”
其次，陈寿曾言关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但在镇守荆州时他是否“骄傲自满”，其实也有异说，不特“拒婚孙吴”一事。如马超归蜀，被待为上宾，关羽致书责问，诸葛答书一事，李贽就认为这是一出“双簧”：
“孟起来降，其心未测，不先有以弹压之，反复未可知也。惟孔明深谅先主之心……得此则孟起野心自化，毋复他虑。”
而顾炎武在议论韩愈当年因不拘礼法，被劾罢职之事时，则以为关羽此举是维护刘备人主之尊：
“至于山阳公《载记》言：‘马超降蜀，尝呼先主字，关羽怒，请杀之。’此则面呼人主之字，又不可以常侪论矣。”
至于关羽防守虽然严密，但最终仍未能阻止吴人得手的原因，还有一重解释。
《三国志》尝言关羽与吕蒙都喜读《左氏传》，是因为《左传》集中汇集了春秋时代的各种战例，与《孙子兵法》这类战争哲学的论着相比，更适合行伍出身的将帅理解。钱锺书说：
“《宋史·岳飞传》：飞‘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喜‘野战’，宗泽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家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赵括学古法而墨守前规，霍去病不屑学古法而心兵意匠，来护儿我用我法而后征验于古法，岳飞既学古法而出奇通变不为所囿；造艺、治学皆有此四种性行，不特兵家者流为然也。岳飞好《左传》，当亦是为学兵法。《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记孙权自言：‘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因劝蒙：‘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早以《左传》及《左氏外传》属‘兵书’。”
钱氏且谓《春秋》所言兵事甚多，涉及许多组合谋略，结盟、毁盟，也是外交、军事组合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春秋无义战”，但盟友间“不宣而战”，“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的战例，自孙吴“偷袭荆州”之前，尚且未有。
“兵法”或者今言“军事学”向来都是实践性、经验性极强的领域，二战时日军偷袭珍珠港，也是西方战争史未曾遭遇到的战例，以致罗斯福总统是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卑劣、无耻的民族”这样的词语作为开头，向日本宣战的。战后东京法庭审判东条英机辩护律师布列尼克辩称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并非偷袭”，意图利用东西半球时间差进行诡辩。检察官反驳时特别指出日本向美国递交最后通牒电报，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以后才送达，而且偷袭得手后日本才播发了天皇裕仁的宣战诏书。对比之下，关羽是在吕蒙托病、陆逊继帅后才开始襄樊北伐，《吴书·陆逊传》载有襄樊大捷时《与关羽书》一通，犹言“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云云，卑词甘言，誓重同盟。背后乃收买叛将，不宣而战，令人猝不及防，无疑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创新”战例，亦以此载明典籍，给后世“军事/外交”的组合谋略平添了许多变量。这在辽、宋、西夏、金、元之际又开始表现出来。
战争行为从来就不属于单纯“道德评价”范畴，故以今人视野观之，面对如此心思细密，富于算计而又没有任何道德顾忌的亲密“盟友”，关羽当初即欲不“大意”，亦未必能够也。
俗谚向有“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的说法，本文亦无意于此做什么“翻案”文章，况且“骄兵必败”作为对于后世将帅，乃至其他各种事业决策人的警示，当然是一个普适真理。随着谋略学的泛化，结盟、背盟、叛盟偷袭之类情事，在后世“党争”、“商战”的博奕中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意失荆州”无论归责于谁，倒不重要了。况且连诸葛亮、关羽这样的“文化英雄”都避免不了这个规律，更具有惕励后人的意义。但如以“大意失荆州”作为品评历史人物的千古定谳，不刊之论，则恐未必。
（第三节）“蜀疑其眩”
沈约编修《宋书·乐志》的“吴鼓吹曲”中，还有一首为“彝陵之战”，刘备集团全军覆没以后，两国重新通好所作之曲《通荆门》，全文是：
《通荆门》者，言大皇帝与蜀交好齐盟，中有关羽自失之衍，戎蛮乐乱，生变作患。蜀疑其眩，吴恶其诈，乃大治兵，终复初好也。《汉曲》有《上陵》，此篇当之。第八。
荆门限巫山，高峻与云连。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汉王据蜀都，崇好结和亲。乖微中情疑，谗夫乱其间。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气震。荡涤幽薮，讨不恭。观兵扬炎耀，厉锋整封疆。整封疆，阐扬威武容。功赫戏，洪烈炳章。邈矣帝皇世，圣吴同厥风。荒裔望清化，化恢弘。煌煌大吴，延祚永未央。
“右《通荆门》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其中谈到了“中有关羽自失之衍，戎蛮乐乱，生变作患”。何出此语？这也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吴蜀同盟之间的互不信任；另一个则是荆州民心归向。不妨拈来续论。
应该说孙、刘两家“盟友”彼此猜忌已非一日，而曲注所谓“蜀疑其眩，吴恶其诈”正是两大猜忌点。《吕蒙传》叙蒙分析荆州大势说：“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就是吴人看法的典型代表，还成为后世“帝魏”派的论据。如青年苏轼《诸葛亮论》就批评“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再后来“帝蜀”派占据上风，“蜀人之诈”又成为“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源头。枝蔓不提。
自从《三国志演义》绘色绘声地描写了诸葛亮江东“舌战群儒”之后，一般读者心目中，吴人之“眩”似乎已缺失依据。其实此处所谓“眩”者，“迷惑”也。即《荀子·正名》：“彼诱其名，眩其词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之意。《吴书·陆凯传》言凯上谏孙皓疏，亦有“游戏后宫，眩惑妇女”之语，二字属连，亦此之谓。也可引申为“诳言虚语”，“大言假话”。如述袁曹交兵时，顾徽向曹操夸耀江东“山薮宿恶，皆目化为善，义出作兵”以制止曹氏觊觎之心，而实际上却一直怨恨蛮夷不宾，外言炎炎，而其实不逮然（参下文）。裴注转引之吴人《吴书》，先后叙述冯熙，赵咨，沈珩在吴危难之际使魏，每以“带甲百万”等语夸大吴之实力及备战状态，除冯死于魏外，其他使者或令曹丕“善之”而“魏人敬异”，或“引珩自近，谈语终日”，因而“频载使北”云云。可知吴人载记中的“眩”言炫事，几乎成为东吴外交使节的义务职责。而西盟蜀而偷袭蜀，北臣魏又背叛魏的事实反差，不能不令东吴的外交信誉受到极大的损害。
更惊人的是，吴人还曾利用随于禁遣返的魏臣浩周，为其大胆“眩”言，在曹丕面前“口陈指麾”，甚至“以阖门百口”来担保孙权的一片忠诚，以致曹丕“既信（孙）权甘言，且谓（浩）周为得其真”，为吴立国争取了战略时间。只是这段记载不出于吴人之手，结局当然也不圆满。
《吴书》描绘设计擒拿关羽事，多有踵事增华之言，尤以吴范之事叙得神乎其伎：
“权与吕蒙谋袭关羽，议之近臣，多曰不可。权以问范，范曰：‘得之。’后羽在麦城，使使请降，权问范曰：‘竟当降否？’范曰：‘彼有走气，言诈降耳。’权使潘璋邀其径路，觇候者还，白：‘羽已去。’范曰：‘虽去不免。’问其期，曰：‘明日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时尚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
叙来一波三折，尽得跌宕之妙。但故事的空间距离颇有问题。按吴范位置应在公安城孙权的总指挥部，而潘璋则在当阳漳乡的前沿指挥所，两地直线距离至少也有数百里。不意千里动静，几经变化，仍不出其掌心。而风帷初动，须臾即报。信息交流竟然如此迅捷，无疑于今日之电话手机伊妹儿矣。裴松之于此引《蜀记》云：
“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
且为此疏云：
“臣松之按《吴书》：孙权遗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絶智者之口。”
也是由此处质疑。显为后人踵事增华，敷演成为当时正在流行的“志异小说”，而于史家体例殊不相合。这在《周瑜传》叙“赤壁火攻”中体现得更为突出，事实上《吴书·周瑜传》关于“赤壁之战”经过的描述，显于《魏》、《蜀》两书相关描写均有歧异，且与《吴鼓吹曲》及王粲《英雄记》的相关资料亦有很大差别，或者就是三国故事虚构化的开始，以此证明吴人“赤壁争功”的合法性，从而为背叛盟约，偷袭关羽制造根据。以其枝蔓，另文再议。
吴，蜀两地后皆以才辩之士辈出而称道于世。然当三国同为弱势之际，彼此不相佩服，一度兵戈相见之外，亦不断有口角纷争穿插其间。此为“大背景”中之“小过节”，但亦对两地后世之文化走向不无影响，“蜀疑其眩”即其一也，值得拈出，略申数言。
《吴主传》曾云，有“蜀使来，称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权叹曰：‘使张公（昭）在坐，彼不折而废，安复自夸乎？’”此或为敷衍“舌战群儒”故事之张本。俗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大概受此刺激，此后无论在蜀在吴，每当与蜀人论辩，吴士每奋勇争先，必撄其锋，而屡载之于吴史，津津乐道，风气亦为之转移。如记叙彝陵战后吴使郑泉奉命通好，谈及蜀已称汉帝号事，“刘备问曰：‘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凌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意，是以寡君未复书耳。’备甚惭恧。”直接羞辱到刘备头上，显有报复之意。其实此前关羽不就正是在荆襄“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之际，被孙权背后捅一刀的吗？吴人之《吴书》竟将郑泉之言书之于史，可谓善于强词夺理。亦可参观诸葛恪（或谓薛综）与蜀使费祎应对嘲难，吴人“咸称善焉。”蜀使张奉以姓名嘲吴臣阚泽，泽不能答，薛综即以地名嘲骂“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复自伐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为答。”请注意这两次嘲难，都有吴士旁观应和，不谓无因，可供治三国外交史者补注一笔。
其于后世影响甚大之两事，亦容略为申言。吴人君臣之间雅好争嘴斗捷，每逞口角之胜，后亦备载于《三国志·吴书》中。如《张纮传》引环氏《吴纪》叙纮孙张尚与孙皓谈论“柏中舟”与“松中舟”等事，孙皓反目，发怒收尚，百官公卿“诣宫叩头请，尚罪得减死”事。又如《王蕃传》注引《吴录》：“（孙）皓每会，因酒酣，辄令侍臣嘲谑公卿，以为笑乐”云云。东晋南朝以后，随着江东文士数量增多地位提升，此风渐次浸被，《世说新语》已多有描述，尤以宋后为甚，即蜀人苏轼亦以此着称。朝士大夫彼此以姓名籍贯谑虐嘲骂，从此成为中国官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叙者每以其为雅谑韵事，亦不乏以此结怨而相倾轧，败坏政风者。历代笔记稗史多有载记，事烦不引。
又两宋重臣多出江左，宋人记叙与辽金元之“北使”打交道时，亦每以斗诗论词之尖新，讲说清谈之奇峭，来嘲谑摧折对手，复以私记夸耀笔端，辗转录入笔记稗史，喋喋不休，以与荣焉。今之国人每言“阿之精神胜利法”，溯源追根，造始之端，其源于此乎？
《吴书》瑾传曾述诸葛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雅弘。”“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采，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而其子诸葛恪却“辩论应机，莫以为对”。可谓橘生于淮，水土异也。案驳难辩论原起于东汉儒学今古文经学之争。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亲临白虎观、大会今文经学群儒，讲议五经异同。“省章句”，“正经义”，敕为《白虎通义》一书。佛教宗派新入中土，也把天竺辩风带了进来。《世说新语·假谲篇》云：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由“旧义往江东”，就怕连饭也没得吃了，即可推知中原谈习本与江左大异其趣。而后来道恒却与竺法汰弟子昙壹、慧远等“大集名僧”论“心无义”说，“据经引理，析驳纷纭”，“就席攻难数番，问责锋起”，成为一时潮流。盖缘晋室东迁，进入江东的人文环境之后，中原旧习、西来梵风与江东嘲难交相煽炽，发为“清谈”，遂使汉末月旦人物之“清言”，魏晋言近旨远之“谈玄”更上层楼，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之大端。此节应有专书论述，论者幸当留意之。
元人郝经《曹南道中憩关王庙》诗云：
“传闻哨马下江陵，青草湖南已受兵。壮缪祠前重回首，荆州底事到今争？”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有《晋书·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一条，曾作精辟分证，略谓据有荆州实为“控制上游强兵，以夺取健康中央政权之经验教训”的大事，且言“周瑜在刘备入蜀之前，早已规取益州，实为卓识，惜其志不果。‘王浚楼船下益州’，则‘金陵王气黯然收’。”不妨参看。
我以为，《吴书》及《江表传》等所以违背史书体例，多有增饰之言，首先“赤壁争功”而为刘备“借荆州”作铺垫，又以“借荆州”作为“偷袭荆州”的合理性张目，也是吴人善“眩”的一个证据。后人不察，贻误至今。
（第四节）荆州民心
钱锺书引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一〇语，有“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以史家所不废也。”故《关背德》、《通荆门》两曲，既混杂于号为“南朝民歌渊薮”的《乐府诗集》之中，是否有关“人情葑菲刍荛”，而于史家有所裨益，是笔者关心的又一重点。但它们究竟是官方赞颂之乐，还是民间性情之响？却关乎当时对于关羽失荆州，被擒杀之民心向背，故不得不为之一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