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深一层的原因在。许地山《道教史》谓：“秦汉所封有八神：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除天主及兵主外，都是山东底山。天主祠天齐，天齐是天底肚脐。兵主祠蚩尤。”《史记·天官书》云：“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者王者征伐四方。”《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蚩尤）造立兵仗、刀、戟、大弩。”《路史·后纪四》引《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云笈七签》卷一百引唐人王瓘《轩辕本纪》：“蚩尤始作铠甲兜牟，时人不识，谓是铜头铁额。”“于葛庐山发金作冶，制为铠甲及剑，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在道教之前身方士观念中，蚩尤即以“兵神”着称，如说其主兵灾之象，亦不过分。这个风习一直延续到宋，《宋史·礼志二十四·军礼》：“军前大旗曰‘牙’，师出必祭，谓之。后魏出师，又建纛头旗上。太宗征河东，出京前一日，遣右赞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少牢一，祭蚩尤、牙。”可知直至宋代，蚩尤犹有“兵主”的名分。
案《后汉书·虞翻传》引谚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解池所在为（潼）关之东，虽然素以人杰闻，但认真拣选起来，却也并非易事。倘以尧舜禹或后稷、风后降世，题目未免太大，但无论河东裴氏（宰相世家，即裴松之家族）或柳氏（解州柳宗元家族）的人物，还是猗顿、伍员，尽是文臣谋士，不足以抗御蚩尤之凶猛蛮霸。“三箭定天山”的唐代名将薛仁贵固然也可列入传说，却远在河津，尚有距离。按《三国志·关羽传》：“羽，河东解良人。”权衡之下，搬演之神当然是素以“威猛雄壮”，且又生于“解良”之古盐池畔的关羽最为合适。何况他曾经是武成庙之从祀，后来在征侬智高时还有率领阴兵万里救助乡人的神功恩德。无论于国家祀典，还是岳渎崇拜，都理应为国出力。在其故里建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案宋代河中府之府治，即在今山西运城市蒲州镇，距解池仅有百里之遥。《文献通考·物异二》：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解州盐池紫泉场水次二十许里，不种自生，其味特嘉。命屯田员外郎何敏中往祭池庙。八月东池水自成盐，仅半池，洁白成块，晶莹异常。祀汾阴经度制置使陈尧叟继献，凡四千七百斤，分赐近臣及诸军列校。”
《文献通考·郊社十六》：
“（大中祥符）四年，亲祀汾阴后土，还至河中，亲谒奠河渎庙，亲谒华阴西岳庙，群臣陪位庙垣，内外列黄麾仗，遣官分奠庙内诸神。”
赵桓最宝爱的“祥瑞”，与最喜欢的“亲祀”次第相连。虽然没有记载说明宋真宗在祀汾阴后土庙（今属山西运城市万荣县）的途中是否亲临过解池，祭奠过盐庙，但是广结善缘，推恩及远，泽被关羽，也是可能的。
对于解州关庙的创始时间，早期记叙似有缺失。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七：“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饬修关圣庙。”《解州志》记叙亦谓：“关圣庙在城西门外，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敕修。”惟韩文《正德修庙记》确言“距解城址西百余步，旧有关王祠，乃宋祥符甲寅敕建，元佑壬申重修。”可知其缺失年份，应为“七”字。换言之，解州关庙的初创年代应为大中祥符七年甲寅（1014年）。这一年也是西夏兵围攻宋环州而不能下，宋将折可适破其归师之时，也许就是戌守西夏边关的北宋将士，开始奉关羽为“擎天得胜关将军”的由来。此年郑咸之碑已言“侯之名闻天下后世，虽老农稚子，皆能道之。然谓侯英武善战，为万人敌耳。”结合沁县元丰三年（1080年）关庙碑记叙述关羽曾率阴兵救助乡人的故事，或者可以为北宋“说三分”的流行状况作一脚注。另文再论。
顺便一说，赵恒也是在大中祥符七年，加号黑杀神为“翊圣保德真君”，复于元佑七年壬申（1092年）重修庙宇的。
关羽的国家庙祀一向设立在其葬所当阳，唐代庙宇及咏诗俱在当阳。所以这次建庙，固然是宋真宗“神道设教”的政治设计所然，但也意味着关羽崇拜开始由楚地向中原，由南方向北方，由巫风淫祀向岳读崇拜的转移。影响深远，后话不提。山西向有解州关庙“始建于陈隋”的说法，实际上是在挪移佛教关于当阳建庙传说，并不确切。
直至明清，解州盐池犹为财赋重地。此后为池神加爵进封者不绝于史。至今解池畔犹存有盐池神庙，其中包括关王殿。现存解州盐池庙之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河东运司重修盐池神庙记》就明确记载了“旧有盐池神庙，其为殿三，其妥神五。中殿神二，曰东西盐池之神；左殿神二，曰条山风洞之神；右殿神一，曰忠义武安王之神。”并且历数述了所以在此敬祀关羽的原因，最后总结道：
“《礼》有之曰：‘君子生而敦行，能表正乡俗者，殁而祀之社，谓之乡先生。’礼也若王（案指关羽）者，固所谓以死勤事者也，又明神也，又乡先生也，殁而祭之社，以兴后学，以护国富民，不亦善邪！”
其实别的原因都是后世兴起的，惟有“乡先生”之说，可以证实关羽以乡人身份为盐池保护神的真实缘由。
可知儒臣本知其为“夫子不语”之怪幻，特碍于“神道设教”，故不予置辩也。郭正忠还介绍说：
“唐代的解池，大部分时期隶属于河东道蒲州。肃宗干元三年（760），蒲州改为河中府。而河中府的安邑县，一度曾隶于河南道陕州。宋朝的盐池，则隶于陕西路解州的解县和安邑县。此时，把解盐笼统叫做‘河东盐’的称谓，已被淘汰。人们多用‘陕西颗盐’来指解盐。如果有谁说起河东盐，反而多指并州的‘土盐’了。”
“了解历史上‘河东池盐’与‘陕西颗盐’的称谓变迁，有助于避免许多误会。称解盐为‘陕西颗盐’，一方面意味着历史上晋、陕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今日之山西省，曾包括历史上陕西路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宋代所谓陕西商民，或西秦商民，原曾包括晋南商民在内。这种概念和涵义，对宋以后的民俗仍有影响。”
这对于我们理解后世遍布全国，并以关羽为供奉主神“山陕会馆”的形成，尤有帮助。
（第三节）盐业与宋代财政
先说物质文明。如众周知，食盐是人类及其畜养不可或缺的生活品，而盐税自西汉盐铁会议定为官方专卖品以来，即是国家最重要的财赋来源之一。唐代安史之乱后，由于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区域大幅度缩水，淮盐、浙盐、川盐都成为唐政权赋税的主要来源，更不必提近在咫尺，与长安、洛阳呈三角形的解盐了。白居易《白氏长庆集》肆陆《策林》第贰三目《议盐法之弊》论盐商之幸云：
“臣又见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稗贩。少出官利，惟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农桑，上无益于筦榷，明矣。盖山海之饶，盐铁之利，利归于人，政之上也。利归于国，政之次也。若上既不归于人，次又不归于国，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此乃政之弊，国之蠹也。今若厘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无侥幸之人，上无折毫之计，斯又去弊兴利之一端也。”
又白氏《新乐府·盐商妇》：
“婿在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陈寅恪认为：“然此等腐儒之议论，于唐代自安史乱后国计之仰给于盐税者，殊为不达事情也。”复引《新唐书》伍肆《食货志》云：“（刘）晏之始至也，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盐利中又以解盐为最甚。柳宗元曾言它的经销范围是：“西出秦、陇，南过樊、邓，北极燕、代，东逾周、宋。”传统的政治中心长安、洛阳及新兴的汴梁地区都被囊括无遗。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年）二月，有诏宣称：“会计之重，咸鹾居先。矧彼两池，实有丰利。”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十二月世宗甚至下诏，令“曹、宋已西十余州，尽食颗盐。”
宋代以来，盐利的地位有增无减，谈论盐利在国家赋税中的比重时，宋人因时代不同而有三说：一是“当租税三分之一”，二是“计天下每岁所收盐利，当租赋二分之一”，第三种说法谓占国用“十之八九”。至于盐利之丰，宋人甚至议论说，仅泰州“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也。”南宋学者吕祖谦评论宋代盐利时，有“惟海盐与解池之盐，最资国用”之语，而其他议论如“榷盐之利，国用所资”、“国家经费之大，籍于盐利者居多”等亦充斥史书。南宋更甚，以至有“南渡立国，专仰盐钞”的说法。不过已无干解盐，可不论。
解盐向有“颗盐”之称，南朝道士陶弘景甚至认为河东池盐最佳于医用。由于技术的提高，至迟在宋代已有“今解州、安邑两地所种盐，最为精好”的声誉。以至有学者感慨地说：“中国历史上以盐钞立国者，此其例也。”宋代不仅全盘承袭了唐代“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的作法，而且扩大到“国家坑冶、铸钱、籴粮、和买、榷货收购、汇兑、金银及纸币流通等本钱，以及地方官司开支，基层公人杂费担任各个方面，无不随处可见盐钱的效用。”身为河东人氏的司马光《涑水纪闻》卷第四曾言：
“王景曰：晋盐之利，唐氏以来可以半天下之赋。神功以此法令严峻，民不敢私煮炼，官盐大售。真庙以降，益缓刑罚，宽聚敛，私盐多，官利日耗。章献时，景为选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陈尧咨等多谓不变。章献力欲行之，廷谓大臣曰：‘闻外间多苦恶盐，信否？’对曰：‘惟御膳及宫中盐善耳，外间皆是土盐。’章献曰：‘不然。御膳亦多土盐，不可食。欲为通商，则何如？’大臣皆以为‘必如是，县官所耗，失利甚多。’章献曰：‘虽弃数千万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乃不复敢言。于是命盛度与三司详定，卒行其法。诏下，蒲、解之民皆作感圣恩斋。庆历初，范杰复建议‘官自运盐，于诸州卖之。’八年，范祥又请‘令民入钱于边，给钞请盐。’朝廷从之，擢祥为陕西提刑。”
解盐在北宋的销区，则如司马光所说，“旧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事实上，它的销售区域还包括了河东的晋、绛、慈、隰四州和今之安徽的宿、亳等州。我们知道，这一带正是当时中国的腹心地区。盐利同时还是军备和军费开支中来源的大头，如“陕西抗御西夏的‘边防财用’，多取自解池钞盐钱，‘可助边费十之八’。”其于国计民生之影响，自然可想而知。
且说北宋诸帝积蓄资财，有若悭吝老儿窖藏聚钱。赵匡胤初平荆湖、成都，即储所获金帛置于内库，号为“封桩钱”。又以燕云十六州没于契丹，未能收复为憾，所以另储财资，以待异日之用，故有他准备以“缣帛二百万（一说三百万）易敌人（一）首（级）”之说。以后历代帝皇均在府库中储藏国用之余财。《宋史·食货志》记叙了自元丰初，仁宗曾自制诗以名库，曰：“五季失图（一本作‘国’），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库以号之，凡三十二号。后积余羡赢为二十库，又揭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这个故事也道尽了历代宋帝积财储物，以稳定政权，护疆保土的良苦用心。
但是宋代的财政支出，也有前代不可比拟的苦恼。它继承的是五代十国的半壁江山，然后是澶渊之盟以后执行“以金帛换和平”的战略，带来庞大的纳币输款，又得应对西夏的战备开支，因此引起了持续的财政紧张。《宋史·食货志》云：“传至真宗，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由是食货之议，日盛一日。”“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西陲，费累百万”。以至“仁宗、英宗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撤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旨。”神宗初即位，就以“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为由，下诏令群臣建言。其实这是理解宋史关键的一环：这种外强压境，“危若累卵”的局势经不起任何闪失，所以着眼于外敌者，希图通过王安石来变法以图强，即所谓“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而司马光等着眼于内患者，却生怕变法引起的社会动荡，会激起民变，把本来就脆弱的局面搞坏了。这里的争论焦点，都是官僚集团之间操作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具体问题，使用政治手段对待持不同意见的政敌也毫不容情。非如唐时形而上的“三教论衡”那样，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清议，后世史家亦不宜以“改革派”、“保守派”的简单概括。而“新”“旧”两党吵吵嚷嚷，一直到徽、钦二帝“北狩”，赵构“泥马渡江”，争论才重打锣鼓，另选话题。而王安石及其“新党”党羽蔡京者流，虽约金灭辽，却不料“前门拒狼，后门迎虎”，亦被责以罪臣，从此背上了“靖康耻”，造成北宋覆亡的历史包袱，而为后世理学所痛诟。南宋之主战主和两派也在争吵不休，结果又重演了北宋覆没的一幕，后话不表。
宋朝曾特设专“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的财税机构，不断擘划税源，改进财务，开源节流，反映着两宋君臣为增收节支，殚精竭虑的不懈努力。也使我们联想到，宋人所以在科技发明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说不定也有这种有形而沉重的财政压力一份功劳，如战后德国然。黄仁宇曾认为，北宋的朝代特征与传统体制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赵宋王朝之为一个朝代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最富于竞争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其收入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其经理倚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灵活的部门，而把人力及食粮当作次要。第三，其税收底账根据五代十国间的数目字，比一般的将税率提高，同时政府大规模开矿铸钱，更使其数目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简单均一的原则。”
因此断言：
“综合这些条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
《宋史·食货志》达二十万字，在二十四史中篇秩最多，而有关盐业盐政盐法及其沿革变迁，又是其中最详细的。鉴于解盐在国家赋税中无可争议的地位，自宋代开国以来，围绕解盐的“全面榷禁”还是“局部通商”，以及“盐引”“盐钞”的变迁、回收以及贬值问题，已经几起风波，不仅使北宋臣僚中的“精英”尽皆卷入争论，连包拯、沈括都曾以中央大吏的身份，亲至解州调查，更成为王安石与司马光两“党”之争的焦点之一。因而解州池盐获灾，而且是重大灾害，当然会惊动朝廷，成为大事了。而佞通道教之北宋诸帝，如真宗、哲宗、徽宗等都会有所举动，也是意料中事。
宋代的财政政策是矛盾的。在撙节日常用度的同时，宋帝又毫不吝惜把大笔钱财花到信仰上，即所谓“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宋史·食货志》言：“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已占国家财政的将近四分之一。而“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阴、上宝册又增二十万”，则较乃父更进层楼。宋徽宗是一个笃信“丰亨豫大”经济学说，热衷于“大干快上”的君主。他的时代在财政上有一个“大跃进”，仅由解盐产量来看，比太宗、真宗时期就增加了将近四倍，比仁宗时期也增长了大约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