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崇祀，代止一二君，或庙飨其臣子而不及其君父，是偏也。凡为天下主，除亡国暨无道被弑，悉当庙祀。有明国事，坏自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神宗、光宗、熹宗不应崇祀，咎不在愍帝也。”
雍正仍之。如果说前代庙祀诸人名单，还带有后世君主出于自身或者开基，或者守业的个人色彩，那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再议奉享陪祀时，弘历就以辨明“中华统绪”作为出发点，通盘筹划出奉祀原则：
“（乾隆）四十九年，谕廷臣：‘曩时皇祖敕议增祀，圣训至公，而陈议者未能曲体，乃列辽、金二朝，而遗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谓南北朝偏安，则辽、金亦未奄有中夏。即两晋诸代，因篡而斥，不知三国正统，本在昭烈。至司马氏以还，南朝神器数易，宋武帝手移晋祚，篡夺无所逃罪，其他祖宗得国不正，子孙但能守成，即为中主。且蜀汉至初唐不乏贤君，安可阙略！洎朱温以下，或起寇窃，或为叛臣，五十余年，国统不绝如线。周世宗藉余业，扩疆宇，卓然可称，而斥摈弗列，此数百年间，祀典阒如，又岂千秋公论？他若元魏雄据河北，太武、道武，胥勤治理，并宜表章。昔杨维桢着《正统辨》，谓正统在宋不在辽、金、元，其说甚当。今《通礼》祀辽、金，黜两晋诸代，使后世疑本朝区分南北，非礼意也。明神、熹二宗，法纪坠失，愍帝嗣统，事无可为，虽国覆身殉，未可以荒淫例。皇祖彻神、憙，祀愍帝，具见大公。乃议者因复推祀桓、灵，亦思汉之所由亡乎？其再详议。’寻议增祀两晋、元魏、前后五代各帝王，并以唐宪宗平乱，金哀宗殉国，亦宜列祀。允行。”
现在的陈列是乾隆厘定的祭祀。此将历代帝王庙祀主列表如下：
乾隆在关于入祀标准的谕旨中既提到了“一统帝系”，帝王庙要体现“中华统绪，不绝如线”，又在给享殿题联中明确写道“治统溯钦承，法戒兼资，洵哉古可为鉴”，可知这是他对于历代“正统”，即新型政权合法权力来源的一次整体梳理。其中以蜀代汉，以五代后唐，后周代唐的旨意显豁。出于多民族融合的考虑，北方偏霸之主尚可入祀，却决不允许历史上任何偏安、割据之邦自立门户。这既是对于历代“正统”争议的一次总结，又何尝不是出于“《春秋》大一统”历史观念的考虑？
北京社科院《历代帝王庙保护利用评估报告》课题组曾以与太庙、孔庙并立而三的“皇家庙宇”定位历代帝王庙。窃以为并不确切。盖缘太庙为帝室之所袷，孔庙为儒学之所宗，历代帝王庙则为中华治权“正统”之所系，亦为其具象化标识。惟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属于儒学系统。
此外东西庑配殿，还祀有经过乾隆钦定的历代功臣名将七十九位：
其中以国力孱弱之两宋入祀功臣名将最多，包括近年来备受争议的岳飞与文天祥。值得注意的是，三国蜀将中只有赵云，而无关、张。乍一看来似乎不可理喻，尤其是清代关羽地位极其崇高。历代帝王庙管理处作了这样一个附注说明：“为突出三国时代的关羽地位，清代建有单独的关帝庙祭祀之。”位置就在帝王庙二门西跨北院之内。而张飞早有国家祭祀庙宇，故而不再列于陪祀。
据《历代帝王庙100问》说：
“（关帝庙）究竟是在哪位皇帝手中盖起来的呢？明代文献中没有发现有关关帝庙的记载，在《大清会典》中历代帝王庙图上有一处标明‘关帝庙’三个字。《大清会典》是清代嘉庆年间编纂的书籍，据此推测，关帝庙至迟在乾隆末期似乎就有了，它有可能是乾隆帝或嘉庆帝建造的。”
此说也未必确切。万历初年开始编纂的《明会典》所附《今帝王庙图》中，二门外西跨院已经建有四座建筑物，与《大清会典》所指关庙所在地相合处正有一座，我疑心或者就是新建之关庙。按嘉靖由西南方位入嗣皇位，并按祖制把出生地锺祥升为承天府，荆州、当阳亦划入府治。关羽最初于当阳归天成神，也就顺理成章地替代永乐年间奉立的帝祚护佑神北方玄武（真武大帝），成为新的嘉靖一系帝祚保护神。后世名闻天下的正阳门西南偏小关庙，亦同时于嘉靖十年建成，不为无因。详细考辩留待后文，不赘。
（第六节）《左传》兵法与讲史演义
《左氏传》在宋代还有一些相关可道之事。《宋史·儒林二·何涉传》载：
“（涉）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虽在军中，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
说来狄青（1008～1057）是北宋尤其难得的福将勇帅。他与吕蒙一样，都属于士卒出身，功至将帅的传奇性人物。《宋史》列传第四十九《狄青传》，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行伍出身，善骑射。“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却不肯除去年轻时触犯刑法脸上留下的黥记：
“奋行伍，十余年而贵，是时面涅犹存。帝尝敕青傅药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
曾在西夏前线征战多时，但是主要功绩是平侬智高时攻克昆仑关，其中混杂有关公崇拜的“神道设教”，已见于前文论列。惟功高震主，以致仁宗忧虑，顾宰相曰：“速议赏，缓则不足以劝矣。”结果还是引发了猜忌。“青在枢密四年，每出，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不报。嘉佑中，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国寺，行止殿上，人情颇疑，乃罢青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明年二月，疽发髭，卒。”
值得一提的是，狄青是被庆历集团的尹洙首先发现，转荐韩琦的，且“（范）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推想何涉向“狄青之徒”讲的，应当就是《春秋左氏传》中的战例战法和奇妙的战争故事，这种方式至今犹为讲史演义者沿用。
又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的《行状》中说：
“先生七岁时，凛然处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
亦此情景。朱熹也说：
“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义。”
也强调了《左氏传》的故事性。钱锺书则进一步指出：
“《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
这就不仅是历史实录，实际上是以《左传》为后世讲史演义、小说戏曲的滥觞。以此观之，三国故事为宋人讲史演义之始作俑者，或者换句话说，三国故事素以兵法战例擅长者而为听众喜爱，并非偶然。
案《春秋左氏传》本为将帅必修之课。钱锺书尝言：“古之‘名将’而‘精通’《左氏传》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一三曾标举之，关羽、浑瑊、狄青等与焉。”至于何以如此，钱氏亦有解释：
“《宋史·岳飞传》：飞‘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喜‘野战’，宗泽授以阵图，飞曰：‘阵而后战，兵家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赵括学古法而墨守前规，霍去病不屑学古法而心兵意匠，来护儿我用我法而后征验于古法，岳飞既学古法而出奇通变不为所囿；造艺、治学皆有此四种性行，不特兵家者流为然也。岳飞好《左传》，当亦是为学兵法。《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记孙权自言：‘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因劝蒙：‘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早以《左传》及《左氏外传》属‘兵书’。《新五代史·敬翔传》梁太祖问：‘《春秋》所记何等事？’翔答：‘诸侯战争之事耳’，又问：‘其用兵之法，可以为吾用乎？’答：‘兵者，应变出奇以取胜，《春秋》古法不可以用于今’；观《旧五代史·敬翔传》末附注言其‘应《三传》数举不第，发愤’投笔，则其对梁祖语，或犹存余愤，乃己噎而劝人废食欤？后世言兵者称述左氏不衰；颜季亨《九十九筹》卷一〇《战律〈春秋〉》叹‘《春秋》，兵法之圣也’，即以孙、吴等兵法诠《左传》；明陈禹谟撰《左氏兵略》，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二有《春秋战论》一〇首，谓‘左氏之兵’为‘谋三十有二’，‘法二十有二’焉。”
钱氏且谓《春秋》所言兵事甚多。如言兵战之“诈敌”（可参观该书之《左传正义》一五“僖公二十二年”）；言“治兵”（参观一八“僖公二十七年”）；言“战亦戏也”（一九“僖公二十八年”）；言“先发制人”（二二“文公七年”）；言“两强相遇勇者胜”（四一“襄公二十五年（一）”）诸节。
《三国志·关羽传》裴注“羽好《左氏传》，讽诵略上口”，又见《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乃吕蒙向鲁肃所说：“斯人（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两则均出于吴人记载，值得注意。此乃强调关羽好兵法谋略，非如后世文人理解为“知尊王，《春秋》大义”也，例证即是吕蒙也好读《春秋》，却为江东割据而掩袭关羽。而关羽之尽弃前功，兵败身死，亦因低估“吴下旧阿蒙”，彼时亦在钻研包括《左传》在内的兵书故也。
由此看来，熙宁王学号称“富国强兵”之策，却黜去《春秋》，还是一个重大失误，以致宣和、靖康之际主持朝政者徒知张皇，举对失措，远无统观料敌之长策，近乏临机应变之权智，终致覆亡的教训；与南渡之后，文臣武帅争讲《春秋》的原因，于经史两学之外，尚有别解。后来胡三省注《通鉴》总结历朝亡国教训时，就特别谈到用兵之道在于谋，“是知徒勇而无谋者，无益于成败之数也。”作为儒士的史家，有鉴于亡国破家的切肤之痛，也终于注意到一再被他们鄙为“诡道也”的兵家者言。这算是对中唐以来文武纷争，或有宋以来的右文轻武的现象作了一个小结。也从理学的角度，为后世讲史演义推崇将帅谋略开了绿灯。此节与讲史演义的勃兴和发展关系颇大，幸望读者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