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道德失范
“忠”是儒家基本的伦理规范，《论语·里仁》中曾参对孔子的思想作过简要概括：“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但究竟何德而谓“忠”，却代有解读，并不统一。《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谈“忠”，也只说“忠者，中此者也。”以“中正平和”为“忠”，并未涉及“效忠”的问题。古人向有人际交往的对等原则，如《尚书·泰誓》：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孟子》：
《孟子》：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钱锺书对此数有辨析，如曾举《史记·刺客列传》载豫让之“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又以《汉书·贾谊传》延伸而道之：
“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
认为是“因小见大，有关治体，匪特恩私之酬报矣。”但后世以“忠节”属连，进行了新的定义，尤其以效忠国家社稷的“忠君”为主。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五十一《天道无二》言：
“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
这种说法成为后世强调“忠心不二”的新解。《隋书》载炀帝赐杨素诏，曾引古语谓“疾风知劲草，世乱有诚臣”，后句又衍变为李世民诗“板荡识忠臣”。其实初唐也并不崇尚和奖励“忠臣”，即使是以开明纳谏而着称于史的“贞观之治”，以敢于诤谏而闻名后世的名相魏征。当李世民以高颖、诸葛亮为榜样，开导群臣“若如此，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的时候，魏征就对唐太宗诉说过“难当忠臣”的肺腑之言，道尽了初唐“忠臣”的尴尬处境：
“良臣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
《贞观政要》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向左右大臣提出一个问题：“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高士廉说“养百姓最急”，刘洎说“抚四夷急”，岑文本说“礼义为急”。褚遂良则说“太子、诸王，须有定分……此最当今日之。”于是唐太宗坦露自己的心事说：
“此言是也。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但自古嫡庶无良佐，何尝不倾败家国。公等为朕搜访贤德，以辅储宫及诸王，咸求正士。”
可知英主如李世民，开明如贞观盛世，也没有把礼义即标立价值指向，放在国家政治的要务上，一旦遭遇危机，“倾败家国”，天下大乱，君上臣下自然就惶急无主，无所适从了。
西汉的文化设计是“以孝治天下”，“忠君”即是“孝父”的推衍和延伸。初唐曾因“沙门不拜君亲”引发过皇帝与释门对抗，以及廷臣之间的大争论，后经“三教论衡”及其他原因，终于使佛徒认同“孝”为释徒报恩之一种。但身临国难，“孝”也不免成为恋家或苟且偷生的借口，尤其当朝士用命之际，把“孝”摆在当头，也是一种尴尬。所以中唐儒士曾为“忠孝能否两全”引发过一场争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四《定谥》云：
代宗朝吏部尚书韦陟薨，太常博士程皓谥曰‘忠孝’，刑部尚书颜真卿驳之：‘出处事殊，忠孝不并。已为孝子，不得为忠臣，忠臣不得为孝子。故求忠于孝，岂先亲而后君？移孝于忠，则出身而事主。所以叱驭而进，不惮危险，故王尊为忠臣；思全而归，恐有毁伤，故王阳为孝子。则知昼之与夜本不相随，春之与秋，岂宜同日？且以为尚书忠业高远，羽仪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众。议行称谥，固多美名。何必忠孝两施，然后表德。历考前史，恐无此事。敢率愚见，请更商量。’皓执前议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先于孝。孝于家则忠于国，爱于父则敬于君。脱爱敬齐焉，则忠孝一矣。夫君臣上下不可以废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以亏孝。忠孝之道，人伦大经。孔子曰：以孝事君则忠。又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此圣人之教也。至于忠孝不并，有谓而言：将由亲在于家，君危于国，奉亲则孰当问主；赴国则无能养亲。恩义相迫，事或难兼。故徐庶指心，翻然辞蜀；陵母刎颈，卒令归汉。各求所志，盖取诸随。至若奉慈亲、当圣代、出事主、入事亲，忠孝两全，谁曰不可？岂以不仕为孝，舍亲为忠哉！况忠孝侯之传鹊印，唐尧之代即有此官。伏念美名，请依前谥。有司不能驳焉。
按《韩非子·五蠹》曰：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这是从为政者即管理者角度，对“忠孝两全”提出的有力质疑，尤其容易得到像颜真卿这样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赞同。钱锺书曾以大段篇幅辨析先秦汉魏之“公义私恩，两端难执”诸种情状，认为：
“后世小说、院本所写‘忠孝不能两全’，意发于此。《毛诗》中只一见，而《韩诗》则屡见，且加厉而为悲剧性之进退维谷（tragicdilemma），生死以之。”
也许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困惑，后世才出现了《忠经》，通篇以儒家观念立论，阐述“忠之为道”，力图补正《语》《孟》对于“忠”的论说之阙。主张“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对后世尤其是理学的实际影响较大。他们认为“忠臣”不仅仅是为了君主和国家舍身忘我，也不仅仅是平日直谏，临难死节，而是在于用心谋划，严密实施，匡正错失，抚爱人民，端庄威严，运用法律，来教化民众，上下一心，略同魏征所说的“良臣”。
且说唐代虽然素以盛大夸耀于史，亦为后人艳称，却始终没有能够树立起一套保障官僚体制忠诚的价值系统来。紧接着“贞观之治”的便是“武周代唐”，紧接着“开元盛世”的便是“天宝之乱”，一治一乱，短短一百一十四年间，一方面“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建立了“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宫廷内部管理极为不力，庞大的官僚系统不堪一击。《管锥编·毛诗正义·四牝》，参中华书局版第一册第134～136页。不但容易造成政局的大幅度振荡，就是至亲骨肉的皇子王孙，也不是引颈受戮于皇家刑场，就是铁骑践踏于京城天街，以致杜甫在《哀王孙》里充满感情的道：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韦庄《秦中吟》述唐王朝灭亡之惨状更为淋漓。《十国春秋·韦庄传》：“（韦）应举时，遇黄巢犯阙，着《秦妇吟》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人称为‘秦妇吟秀才’。”韦庄“杜陵人。唐臣见素之后也。”唐长安时谚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说，韦杜两氏本为与李唐王朝同气连枝的高门大姓，故对其衰落灭亡更有切肤之痛。
这种伦理观念上的薄弱和混乱，在“安史之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唐大历、贞元、元和年间因为勉强抑制住藩镇叛乱趋势的蔓延，史称“中兴”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安史之乱的“从贼诸臣”。
话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际，李隆基拥杨玉环仓皇出逃，却把京城的文武百官都甩给了叛军（史书所谓“陷贼”），有的亲贵还甘心为乱贼效力。两京收复，肃宗“回銮”以后，如何处理“从贼诸臣”便成了大问题，这曾引发过一次激烈争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并议论说：
“安禄山之变，唐臣贵如宰相陈希烈，亲如驸马张垍，皆甘心从贼，觍颜为之臣，此即处以极刑，岂得为过？乃广平王收东京后，希烈等数百人押赴长安，崔器定仪注，陷贼官皆露头跣足，抚膺顿首于含元殿前，令扈从官视之，并概请诛死。李岘争之，谓非维新之典，伪官内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概处极法，恐乖仁恕，况残寇未平，尚多陷贼者，若尽行诛，是益坚其从贼之心。乃议六等定罪。（器、岘等传）《旧书》谓岘此奏全活无算。《新书》亦谓因此衣冠更生，贼亦不能使人归怨天子，皆岘力也。是皆以器为过当，岘为持平。按是时萧华自贼中归，奏云，仕贼官有为安庆绪驱至河北者，闻广平王宣恩命释放，皆相顾悔恨。及闻崔器议刑太重，众心又摇。（器传）李勉亦奏肃宗曰：‘元恶未除，点污者众，皆欲澡心归化，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盗也。’由是全活者众。盖当日时势或有不得不从轻典者，然一时权宜，用以离携贼党则可，若竟以岘所奏为正论则非也。堂堂大一统之朝，食禄受官，一旦贼至，即甘心从贼。此而不诛，国法安在！乃当时无不是李岘而非崔器，何也？……盖自六朝以来，君臣之大义不明，其视贪生利己，背国忘君，已为常事。有唐虽统一区宇已百余年，而见闻习尚犹未尽改，颜常山、卢中丞、张睢阳辈，激于义愤者，不一一数也。至宋以后，始知以忠义为重，虽力所不及者，犹勉以赴之，岂非正学昌明之效哉！”
这里的义正辞严，当然有异代不同时的漂亮话，也包含着理学史观价值的严厉判断。但此举毕竟开始了对大臣的不忠进行“惩诫”，为汉魏六朝至隋唐臣僚遇变则首鼠两端的行为，作了一个了断。而“扬善”则是对“惩恶”的自然延伸和补充，所以唐德宗李适撰写《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开宗明义就讲：
“立人之道，曰君与臣；立臣之道，曰忠与节。忠莫极于卫国，节莫大于忘身。存其诚德贯乎天地，致其功用施于社稷。独断剿凶慝之命，沉谋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拯时，其义烈足以宏教。非昊穹锡庆，数佑皇家，重振纪纲，再激污俗，何遘迍之会，而获见斯人。”
急切为臣下标立舍身卫国的“忠节”，作为新的价值标准。他又在《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的开首感喟道：
“天有柱以正其倾，地有维以钮其绝，皇王有辅佐以济其艰难。非命历所归，不得生良弼；非君臣相合，不能集大勋；非暴乱宏多，不足表忠节；非奸猾炽焰，不克展雄才。天与事肆会，然后臣功着而王业兴焉。”
在历数了兴唐诸将的功绩之后，李适还特别将李晟与郭子仪并列：
天宝之际，盗起幽陵，翠华南征，潼关不守。广德之际，戎轶邠郊，皇舆东巡，酆官罢警。则有若尚父子仪等殄殪丑逆，册肃宗于岐；攘却蕃夷，翊代宗于陕。建中四祀，寇发上京，暴蔑人神，僭称名器。则有若西平王晟等翦灭大憝，廓清中区。惟兹数公，异时同德，道济于社稷，勋书于彝鼎。唐之得人，于斯为甚。
不仅如此，他还亲自为李晟作神道碑，极尽哀悼惋惜之意。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在唐代武成王庙的陪祀中，始终没有出现李晟的身影，就不难理解五代史家在李晟论赞中的以下话语的分量了：
“西平器伟才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将帅之风，见义能勇，听受不疑。忠于事君，长与应变，诚一代之贤将也……而德宗皇帝听断不明，无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谗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权。丁琼之言，诚堪太息。虽龊龊刻渭桥之石，区区赐凌烟之铭，亦何心哉！”
所谓“丁琼之言，诚堪太息”，是指长史丁琼本有怨望，在李晟被剥夺兵权时，曾建议他“以公功，乃夺兵柄，夫惟位高者难全，盍蚤图之？”而被李晟驳斥为“不祥之言”，执琼以闻。可见《旧唐书》作者犹带五代士夫意识，认为君既不君，则臣将不臣，所谓“蚤图之”，或即拥兵自重，不假节钺；或即自立为王，取而代之，如朱泚然。何况孟子本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的说法。
欧阳修的说法就温和委婉得多，他虽然也同情李晟，认为唐德宗是“庸主”，但却以为急流勇退才是功臣“免祸”之法：
“晟无积赀输粮，捉【提】孤军抗群贼，身佩安危而气不少衰者，徒以忠谊感人，故豪英乐为之死耳。至师入长安而人不知，虽三王之佐，无尽其能，可谓仁义将矣！呜呼，功能存社祏，不能见信于庸主，卒夺其兵，哀哉！虽然，功盖天下者，惟退，祸可以免。”赵山林《南北融合与关羽形象的演变》一文，曾引用乾隆三年刊《蒲州府志》卷第二十四所载“唐人小说”一则谓：
“李晟镇河东日，夜梦伟人来谒，自言：‘汉前将军关某也。蚩尤为乱，上帝使某征之，顾力弱不能胜，乞公阳兵助我。来日午时约与彼战，我军东向，彼西向。’语讫而去。晟早起，心异所梦，令军士列阵东向，如所戒。是日天气晶朗，至午，忽阴云四合，大风骤作，沙石飞起。晟曰：‘是矣！’即令鸣鼓发矢，如战斗状。久之，风止云豁，视士卒，似多有伤者。其夜，复梦来谢云：‘已胜蚩尤。’”
此篇未见其他记载，如果确实为唐人所作，应该是现存关公故事中最早的“小说”资料了，颇惜作者没有进一步分证。该记叙明显不同于其他“斩蚩尤”之传说形态，且颇关涉一些唐代有关忠义的故实，值得为之辨析。此外，这则传说未能言明蚩尤何以为乱，关羽何以要征，分派命令之“上帝”究竟属于何方神圣，自不如宋后出现的说法略具条理。但惟其如此，尤能提调探究兴趣。
中晚唐政局反复多变，皇帝动辄就仓皇出逃，确实会令留在京城无力随“狩”的臣下无所是其从。钱锺书论及杜甫《哀江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望城南望城北”句时，以为“杜诗尤凄警”：“杜疾走街巷，身亲足践，事境危迫，衷曲惶乱，有若张衡《西京赋》所谓‘丧精亡魄，失归忘趋’。”欧阳修记叙桑道茂向李晟预请赦书的故事，正表示着对于这种两难处境的“同情之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广记·桑道茂》所载唐人记叙，却与欧史显有差异：
“李西平晟之为将军也，尝谒桑道茂。茂云：‘将军异日为京兆尹，慎少杀人。’西平曰：‘武夫岂有京兆尹之望。’后兴元收复，西平兼京尹。时桑公在浮囚之中，当断之际，告西平公：‘忘少杀人之言耶。’西平释之。（出《传载》）”
其实，既然桑道茂预言那么准，理应预见并避免自己身陷这种两难处境。“缣帛”之类道具，“书具”预赦，“衿膺”题免等等表演，明显为“想当然”之增饰，此亦当时说话人，后世小说家之惯技耳，不过是表达出了修史者的微妙情感。据说黄幡绰也遇到过这种尴尬，李德裕《次柳氏续文》言：
安禄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迁于蜀，百官与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贼中者，为禄山所胁从，而黄幡绰同在其数，幡绰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复，贼党就擒，幡绰被拘至行在。上素怜其敏捷，释之。有于上前曰：黄幡绰在贼中，与大逆圆梦，皆顺其情，而忘陛下积年之恩宠。禄山梦见衣袖长，忽至阶下，幡绰曰：当垂衣而治之。禄山梦见殿中棂子倒，幡绰曰：革故从新。“推之多此类也。‘幡绰曰：’臣实不知陛下大驾蒙尘赴蜀。既陷在贼中，宁不苟悦其心，以脱一时之命？今日得再见天颜，以与大逆圆梦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对曰：’逆贼梦衣袖长，是”出手不得“也；又梦棂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倡优之人，对于两难处境自有两解变通之说，把政治上的两面逢迎，化为事上谀君的左右逢源，终得一笑而释。
但是无论如何，踵继颜真卿、段秀实、张巡等人榜样之后，晚唐也还有几个忠节自许，活出人样儿来的阀阅大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曰：
“黄巢之入长安，僖宗出幸。豆卢瑑、崔沆、刘邺、于琮、裴谂、赵蒙、李溥、李汤皆守节，至死不变。郑綦、郑系，义不臣贼，举家自缢而死。以靖康之变言之，唐犹为有人也。”
当然也有被迫当了忠节之臣的。《旧五代史》十八《李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