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下江西
北风呼啸，寒凝大地。
1930年严冬时节，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失败，冯玉祥被迫出走山西，把西北军残部交给了孙连仲率领。部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顶着凛冽的寒风，从河南开到菏泽、济宁一带。到了山东，蒋介石才给了一个“第26路军”的番号，改编时，蒋介石让孙连仲任第26路军总指挥，把原有的四个半步兵师缩编为第25、第27两个师，把全军的重迫击炮团、野榴炮团、装甲列车、骑兵师等全部重装备和特种兵与步兵分割开来，大大削弱了这支部队的军事实力。
孙连仲在缩编时，对自己手下的部队不是一视同仁，把两个师合并为一个师，而是亲近疏远，把他的嫡系高树勋的第12师编为27师，其余三个师合编为第25师，他自己兼任师长，这三个师的师长都降为旅长。董振堂原来的第13师，缩编为第25师第73旅，董振堂任旅长。
曾威名远振的西北军，现在变成了蒋介石的“战利品”，而且又是被缩编，这在军人眼里看来实在是奇耻大辱。对董振堂来说，因缩编而降职，受辱的程度又加重了一层。
孙连仲虽然当了总指挥，却如同坐在了刀山火海上，大有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感觉。你想：冯玉祥的西北军先是和蒋联手北伐，后又发动中原大战反蒋，现在反蒋失败又被蒋收编，官兵将士与蒋的矛盾应该是很深的；现在3万人给了两个师的番号，师长当了旅长，旅长当了团长，团长连长编进教导团里去当兵，从早到晚怨声载道，骂骂咧咧，骂完蒋介石，又骂孙连仲。再说了，第26路军的士兵大部分是陕甘和直鲁豫派门头兵派来的，一部分是连年旱灾没饭吃而来的。西北军内部军官之间将校团派与士官生派之间也有矛盾，加之孙连仲待下苛刻，剋扣军饷，改编时又分亲疏近远，这样，矛盾就如蜘蛛网般地纵横交错。收编前后时值冬日，衣食军饷无着，许多人已囊空如洗，连理发洗澡的钱都没有了。
整整骂了几十天，骂到春节前夕，老百姓都在准备过新年，士兵们早也盼，晚也盼，觉得中国人宁穷一年，不穷一节，过年了，也该发些钱了！谁知盼来的不是薪饷，却是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一纸开赴江西“剿匪”的命令！
其实，早在部队刚到济宁不久，蒋介石就派人来，要第26路军开往江西参加“剿匪”。孙连仲起初犹豫不决，既怕蒋介石以调江西为名，中途解决，又怕到江西后被打败，落个“战败法办”的可耻下场。后来，孙连仲征求当时任参议的赵大璞的意见，赵大璞反问孙连仲：“总座估计年内时局会不会有大的变动？”
“石汉章（友三）心颇不安，可能有所行动。”孙连仲答道。
“同情者有谁？”赵大璞又问。
“极少。”孙连仲说。
“如果我们经济困难的时候，韩向方（复榘）能援助我们吗？”赵大璞问道。
“不可能，不可能！”孙连仲连连摇头说。
“总座，那你应该奉调去江西。”赵大璞老谋深算地说：“目前是蒋介石最需要军队的时候，况且现在江西的北方还有王金钰、郝梦龄、陈调元等人的部队，他们都和我们一样，是战败被蒋收编的，而且他们战斗力不如我们，作战指挥更不如总座高明。我们去后，处境和他们相同，互相接纳，他们能存在，我们就能存在。万一蒋要吃掉我们，我们就同他们联手一起干。如果不去江西，纵然暂住这里，但和韩向方的部队比较，一穷一富，军心也难以久固。假使韩部有人不明大义，暗中勾结我军，挖我们的墙角，恐怕……”
赵大璞的一席话说得孙连仲的心动了。恰在这时，蒋介石派韩复榘来做说服工作，并把孙连仲请到南京，趁机把几十万的银票塞进了孙连仲的腰包。蒋介石威胁利诱两手并用，孙连仲终于下了决心，以江西清乡督办的头衔率领第26路军去江西参加“剿匪”战争。当然，这正中蒋介石下怀，蒋很快就发布了南调的命令。
正在孙连仲愁肠满肚的时候，他听说赵博生在郑州住闲，他久闻此人足智多谋，尤其擅长参谋工作，于是立即派人去郑州把赵博生请到济宁担任第26路军总参谋长，企图借赵博生在西北军的威望来统率这支难以驾驭的部队。
赵博生，河北省黄骅县东慈庄人，1897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先是在直系部队任见习官，后来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历任团副、参谋长，北伐时期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的影响很深，思想上倾向进步，1929年在西安任14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并兼城防司令。中原大战失败后，他不愿投降蒋介石，毅然率领500余人的教导队进入陕西秦岭山区，独树一帜谋求新的出路，但不久就失败了。
听了南下江西“剿匪”的消息后，董振堂一连几天陷入极度的忧愁和烦闷中。除夕晚上，他没吃一口饭，一个人待在卧室里，思绪纷飞，心事浩茫。他觉得浑身无力，百无聊赖，随便往床上侧身一倒，从枕头底下抽出那本看得还剩最后几章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他想借看书驱除心中的苦闷，熬过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除夕之夜。可是，他的眼睛虽然瞅在书上，心里却乱得像一团麻，理不出头绪来。他使劲拍着脑门，把书随便往床上一扔，心不在焉地站起来，在这间小小的斗室里，推磨似的踱起步来……
窗外，从街上传来了爆竹声。他长叹一声，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希望心情略微好一点，再怎么着也好过了这个难熬的年节。可是，惆怅、失意、痛苦和茫然，像一张张无情的网，这时，只有在这时，他第一次真正感到孤单了。
他觉得房子里太闷，空气像是凝固了，令人窒息一样的难受，憋得一阵阵喘不过气来。他犹豫了一阵，终于披上大衣，推开门走出房间。
街道上到处是纸炮炸飞的纸屑，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火药的气味。他虽然多少个年节都是在战马背上和硝烟炮火中度过的，可是，此刻他却不免思绪万千。他想起了童年时家乡的除夕夜，想起了劳累一生到老来身子像弯弓一样的父亲，想起了每逢年节总要为他偷偷抹泪的霜发老母，也想起了那次在洛阳车站上送妻子回老家时的情景，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妻子探身车窗外向他一个劲地挥手的情景和那双满含着依依别情的闪着泪光的眼睛……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想我董振堂戎马沙场多年，到如今图了个什么呢？既不能救国，又不能救民，何不趁早解甲归田呢？那样的话，虽不能尽忠于国，难道还不能尽孝于父母吗？
他这么苦思冥想，不知不觉地出了西城门，来到运河边上。
他脑海里浮现出过去的一幕幕情景。
想着想着，他禁不住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信口哼出刘伯坚写下的《北伐歌》来。
大军东出潼关去，
不怕死，不偷生。
打倒张作霖，
消灭奉鲁军，
会师中原入北京……
这支歌儿，他和战士们在北伐时期唱了何止千百遍！那时候，呼呼啦啦，轰轰烈烈，大旗指处敌胆寒，军民一心凯歌高。
可是，眼前又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呢？我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蒋介石软硬兼施，让第26路军南下江西“剿匪”。“剿”的什么“匪”？别说是他董振堂，就连广大士兵都知道，蒋介石的“剿匪”，实际上就是去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蒋介石阴谋让这支杂牌军与红军残杀，两败俱伤，他好从中坐收渔翁之利。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有谁还愿意替他发动的祸国殃民的内战去充当炮灰呢？
运河水在永不停息地流淌着，发出一阵阵沉闷的涛声，夹杂着乱七八糟的残冰碰撞声……
他沿着去河岸边的小路，朝着前方，漫无目标地走着。
他一路走，一路想心事。
自古以来，忠孝难两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一个堂堂七尺之躯，倘在眼前这种情况下解甲归田，岂不是半途而废？要真那样的话，既不能尽忠于国，又不能尽孝于父母，反被天下人所笑骂！都说天无绝人之路，老天哪，何处才是我董振堂的出路呢？
他独自一人沿着运河溯流而上，心情像隆冬的运河流水一样，冰冷而压抑。
前面出现了一片灯光。他知道那是学兵连的驻地，便信步朝灯光走去。
忽然，身后响起一串熟悉而又急促的脚步声，他敏捷地往路边纵身一跃，正好跳在一棵大树的旁边，左手扶树猫下腰，轻喝一声：
“谁？”
“我！”
只一声，董振堂便听出是高志中。便低声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高志中紧走几步，来到董振堂跟前，气喘吁吁地说：“我听哨兵说你朝这边来了，就寻来了。”
董振堂看了看机灵而又忠诚的小高，心中感到莫大安慰。
快到学兵连时，从连部里传出一阵吵闹声。董振堂不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在门外十来步的地方停下来，屏息静气地听了一会儿。终于，他断断续续地听出了这么几句怒不可遏的叫骂。
“蒋该死让弟兄们南下‘剿匪’，是烟囱里绕手——黑路上指人哩！”
“孙肉头的良心早被蒋秃子的几十万钞票熏黑了，他哪里管咱弟兄们的死活哩！”
“当官的打东打西争地盘，为一块骨头狗咬狗，想让咱当兵的替他们卖命，没门儿！”
“谁和红军有冤仇谁打去，咱的头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不上他们的当！”
“对呀，对呀，咱拉着队伍回北方老家去，不给蒋秃子和孙肉头当炮灰！”
……
董振堂听到士兵们的呼声后，胸中顿时涌起一股热潮。但这种感情是极其复杂的，有兴奋、有激动、有愤慨、也有焦虑。
“弟兄们，大家静一静。”随着这一声喊，炸了锅似的连部立时安静下来了。从这洪亮的嗓门听得出来，讲话的人正是连长孙锡。他提高嗓音讲道：“弟兄们，咱们都是北方人，谁不惦念着父母兄嫂、婆娘娃娃呢？我敢说，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和红军有冤仇，没有一个想开到江西去跟红军打仗。”
连队里爆发出一阵嗡嗡嗡的议论声。孙锡放开嗓门，继续讲道：“弟兄们，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民国十八年陕甘遭年景，大家为了活命才跑来扛枪吃粮的。即便是华北一带的弟兄们，更是董旅长的老部下。大家想一想，平心而论，董旅长待大家不错吧！要是咱们今晚就这么拉着队伍走了，先不说能不能打到北方去，单说良心上过得去过不去呢？”
连部里鸦雀无声。孙锡继续讲道：“弟兄们，董旅长谋略过人，爱兵如子，绝对不会领着大家去跳火坑，钻死胡同，弟兄们信不信？”
“信！”大家异口同声道。
这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声，响在董振堂的耳际，扑入董振堂的心房。听了学兵连的这些话，董振堂仿佛朦朦胧胧地感到，在他那被冰雪覆盖了许久的心底里，似乎有一颗希望的种子在萌动。
南下江西“剿匪”，其实谁的心里都清楚是要去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一说打红军，董振堂的眼前就浮现出了刘伯坚的影子。“风云突变，望君好自为之”的嘱咐和刘伯坚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难道我们的枪口要对准他们，去打他们领导的队伍吗？
不，不能！不能和共产党这样的好人打仗。可是，又该怎么办呢？
“好自为之。”这话不停地在耳畔回响。怎么才能“好自为之”呢？
忽的，董振堂想起了新上任的总参谋长赵博生。于是，董振堂拨通了电话，约赵博生出来散步。
赵博生立即答应并按时赴约。在济宁郊外，董振堂开门见山地问道：“博生，你对开往江西有什么看法？”赵博生和董振堂都是河北人，说起来他俩是老乡，赵博生自从来到西北军，就和董振堂交上了朋友，他们无话不说，从不遮遮掩掩。
“这是蒋先生的调虎离山计，让我们离开北方，割断和冯先生的联系。同时，让我们和红军打仗，两败俱伤，借以消灭我们这支杂牌军，一箭双雕，可谓毒也。”赵博生气愤地说。
“那你还记得刘伯坚主任吗？”董振堂问了一句。
“哪能不记得呢！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也是我最敬佩的人。”赵博生一听刘伯坚，有点兴奋。
“咱们到江西后是不是去找他？”董振堂恳切地说。
“好，咱们分头去找，但一定要保守秘密，不然给你一个‘通共’的罪名，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赵博生严肃地说。
董振堂和赵博生在济宁郊区密谈之后，董振堂派李青云去找共产党，但未能找到。李青云回来时，部队已经开到江西去了。
其实，部队不愿南下，闹情绪的不光是学兵连，因为整个第26路军的官兵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从未到过南方，对南方的情况不了解。自从部队要向南方开拔的消息传开后，关于南方如何如何的可怕消息也就开始蔓延了。什么“吴牛喘月”啦，什么山高路险水急啦，什么话不好懂啦，什么瘴气可以毒死人啦，越说越玄，越说越神，使官兵们对去江西作战产生了许多顾虑和恐惧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