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17日，高台烈士陵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祭悼者。为首的是一位78岁的白发老人，她头缠蓝布团帽，身着蓝色衣裤，带着两男两女，由省、市、县相关领导陪同，抬着花圈，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杨克明烈士纪念亭前。老人一家三代一下子扑到杨克明烈士纪念碑前：“树臣，我离别了50多年的亲人啊……”随着一声悲痛欲绝的哭声，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一位陪同人员介绍说，这位老人就是杨克明烈士的夫人魏俊淑。这是她首次来高台祭亲。杨克明1905年出生在四川省涪陵县（今属重庆市）罗家庙，原名陶正，又名陶树臣。1927年，陶树臣与魏俊淑结婚。1928年，陶树臣为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化名洪涛、洪涛尔。1931年又化名杨克明。此后，杨克明远离家乡，很少回家。为了亲人的安全，他很少给家里写信，父母、妻子更不知道他有这么多的化名。1932年，杨克明告别家乡和妻儿后，先后在梁达中心县委担任书记，川东游击区任二路红军游击队中队长，直到在高台牺牲，再未回过家。魏俊淑母子相依为命苦盼到全国解放时，多方打听但毫无音信。由于杨克明烈士的战友大多牺牲，幸存者又很少知道其隐姓埋名的秘密。1956年，高台修建烈士陵园时，曾征集过烈士的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征得杨克明烈士的详细资料，也未找到烈士的遗属。1983年8月，当年随杨克明长征的红三13军第99师师长王波来到高台悼念烈士，得知还未找到杨克明烈士遗属的消息后，回去立即信查函调，访问当年川东游击军老战士和长寿县云集乡老住户，经过两年的时间，终于在贵阳找到了杨克明烈士的眷属。至此，魏俊淑才知道亲人血洒西征路上。原来，1952年，杨克明的大儿子陶森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省委工作，全家遂迁入贵阳落户。杨克明的家乡涪陵县罗家庙解放后改为长寿县云集乡。找到之后，王波同志以烈士部下和亲属的名义，向贵州省委和民政部写报告，要求抚恤烈士家属。1985年4月，国家民政部批准魏俊淑为烈士家属，并发给抚恤金。8月，经甘肃省有关部门邀请，魏俊淑带着儿媳妇袁雪蓉和孙子、孙媳、孙女、孙女婿，终于来到亲人牺牲的地方，祭奠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英勇捐躯的忠魂。
高台县的同志征询烈士遗物时，魏老太太说，50多年中，自己思念丈夫，不论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存着陶树臣参军离家前使用过的三件物品：小书箱、袖炉和一枝竹箫，这三件东西一直陪伴在她身边。老人答应把小袖炉献给烈士出生地四川省长寿县党史办，竹箫献给烈士曾经战斗过的四川省达县党史委，小书箱献给烈士捐躯长眠的地方——高台烈士陵园。次年，高台县党史工作者张兴德、权裕国前往贵阳征集党史资料时，带回了杨克明的书箱，而此时魏老太太刚刚过世只有一个星期。这只长约60厘米，外面包着橙黄色皮子的木质书箱，见证了杨克明烈士与魏俊淑忠贞的爱情，饱含着魏俊淑对烈士牺牲地高台的深情和思念，也寄托了烈士后代继承革命遗志的信念。它是一只爱国主义的“红色”书箱，是革命精神代代相传的星星之火！
郭如岳，起义后任过团长、师长、师参谋长、闽赣军区参谋长、抚东军分区司令员等职，长征出发前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被任命为红24师70团参谋长。1935年3月在突围时受伤后被俘，后在南昌被判刑15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流落到上海，陈毅介绍他到9兵团任教育参谋，1953年转业回到老家甘肃临潭。1978年任临潭县政协委员，1983年任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协委员。
过草地之前，李达和老首长董振堂道别后，跨上战马返回第2方面军总部。1955年，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位曾随董振堂南征北战的得力干将，怎么也没想到，过草地前的相见，竟成了他与敬爱的老首长的诀别，那一瞬首长的音容笑貌，竟成了他脑海中定格了一生的回忆！
红军西渡黄河之前，董振堂让高志中和马金福他们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送信。返回后没有找到部队。直到1937年2月的一天，突然传来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董振堂在高台牺牲了。这个消息使高志中悲痛欲绝。万万没有想到，此行竟成了高志中和其他几位战士与军长的诀别，军长嘱咐高志中的话竟成了终身萦绕在高志中耳畔的遗言！马金福于1940年在与日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高志中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新中国成立后，高志中把董振堂送给他的望远镜、盒子枪、皮包和银筷子都捐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西路军失败后，李屏仁、谢良二人都身负重伤。李屏仁受不了折磨，吞烟土自尽了。谢良上吊未成，被救了下来。马家军将其受伤的脚板整个锯掉，然后投入大牢。后经党组织营救，回到延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我军著名的独脚将军之一。山丹一别，竟成了他们与首长董振堂的永别！
卢寿椿宁都起义后不久入党，曾任红5军团第15军第43师师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奉命留在江西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赣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1937年3月，黄超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后转战至新疆。同年被从苏联回国途经乌鲁木齐的陈绍禹等以“托派”罪名逮捕，1938年初被错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他平反昭雪。
王铭五曾是红15军第44师第132团团长，部队整编后任红5军作战科长，后调到第37团任参谋长。1934年3月9日，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死，为革命献出了年仅25岁的宝贵生命。宋任穷称他是一位“党性强，忠实积极，待人宽厚，工作扎实的好同志”。红5军占领高台城后的第二天傍晚，3个便衣打扮的人来到王铭五父亲王允文家，把3块大洋和一个条子交给王允文，说是王铭五带的，还说要请王允文有时间到高台县城去，王铭五以后还会给父亲捎钱来等。当时马家军的人就在户外的地埂沟沿上盯梢。当晚，在兰州上学放假回家的王如久（王铭五的弟弟）随从来人到了高台县城，在天主堂见到了董振堂、杨克明等红军领导人。董振堂询问了家里的情况，把王铭五牺牲的实情告诉了王如久，并向烈士家属表示安慰，让他回去后如果家里有王铭五和红军领导人的照片的话要销毁。王如久回家后，没有把王铭五牺牲这一不幸消息告诉父母亲。王铭五书法苍劲有力，当时第26路军许多军官墙上都挂有他的书法作品。后来为数不多的宁都起义时留下的标语里，还有王铭五留下的墨迹。
******也是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牺牲的。
王超南昌被捕后是逃回中央苏区的，审判季、黄时他还出庭作证。王超是在肃反扩大化时被害的。他没有供词，要是叛变的话，就会供出赵博生和******的，那时******要逮捕的就不可能只是刘、袁、王三个人。这个问题，冯文彬同志观点很明确，说：“王超如果事实如此，应该平反。”
董振堂的好友何基沣，1927年与董在郑州一别，没想到竟成了永别！七七事变中，他指挥所部抗击日军。1939年1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与张克侠率国民党第59军、第77军20000余官兵于贾汪、台儿庄防地起义。
董振堂的好友张克侠，1929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8日，与何基沣率国民革命军部属举行贾汪起义，促成了淮海战役中碾庄战役的胜利。
原国民党第27师师长高树勋在宁都起义时被******以渎职罪撤职查办。抗日战争暴发后，高又凭战功升至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日寇投降后，******发动内战，高又被推到了反共战场的最前沿。关键时刻，高觉悟过来，毅然率部火线起义。不久，经毛主席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说，在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高台修建烈士陵园之前，是建塔还是筑碑等具体问题上曾小有争议。此时，有一位70岁、有声望和地位的民主爱国人士说了话：“在高台修建烈士陵园，意义很大。”讲话人叫马鸿宾，当时任甘肃省副省长。
马鸿宾是“西北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和马鸿宾）之一。1936年冬，马步芳、马步青在河西走廊疯狂围攻西路军时，他驻兵宁夏，亲历了那惨痛的历史事件。1949年，马鸿宾先生毅然选择了与其他“三马”不同的道路，率国民党第81军等部在宁夏起义，归向人民阵营。沧桑巨变中，他极力为人民做出有益的事情，关心和支持高台烈士陵园建设，亦属其政绩之一。
许青年是高台县新坝上坝村人，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秀才，人称许青天，许斋爷，曾任高台县第五区区长、壮丁总队第九队队长。1936年秋他负责在高台县城修筑城墙，训练壮丁。红军进城后被选为中华苏维埃高台县政府主席。高台失陷后出走，家人做棺材、设灵堂、披麻戴孝，把空棺材埋了，才躲过了敌人的捕杀。后回家，于1953年病故。被选为中华苏维埃高台县政府副主席的白希斋，高台失陷后与弟白玉贵开药店，后定居新疆，1980年病故。
据时任红5军司令部交通队长的张宜友回忆：高台失守后，敌旅长马彪要残杀搜查到的700多名伤员，原高台县马（鹤年）县长不让杀，他说：“红军占领高台后没有杀我们，你们也不能杀，伤员由我处理。”就这样，几百个伤病员没有遭到马家军的毒手。韩起功进城后，四处寻找董振堂。董振堂曾和韩起功在冯玉祥部队共过事，他得知董振堂脑袋挂在城墙上，就去找马彪，马彪说，因为他是共产党。后来，韩起功买了口棺材，把董军长的尸体收殓了。
后马鹤年调任张掖县长，他经常去看望西路军被俘人员，还下令改善狱中生活，并为西路军失散人员传递消息。
至此，祖国母亲敞开博大的胸怀，拥抱了自己的儿子。
三、丰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经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董振堂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2011年3月，全国新闻媒体开辟“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专栏，以《坚决革命的同志——董振堂》为题，褒扬烈士的英雄事迹。
英雄功绩昭百世，烈士英名传千秋。
一位英雄模范人物就是一座丰碑！
丰碑永远树在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