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追击部队高度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疲劳,不怕饥饿,不顾春雨连绵,踩着泥泞的道路,跋山涉水,快速行军。当时上上下下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字上,就是“快”。25日下午,我第二十八军占领宜兴,第二十三军于同日黄昏占领溧阳,南京至杭州公路遂被我切断。26日我中集团先头部队已进至郎溪、广德地区;同时,我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27日,中集团的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的第二十八军打通了联系。这样,就封闭了合围口,把敌军10万之众逼入郎、广之间的山区。我追击部队机动灵活,猛插猛打,战至29日上午,将敌全部歼灭。
四、从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毛泽东的歼灭战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歼灭战的规模和程度。作战形式的不同,执行歼灭任务的程度就不尽相同。一般说来,游击战只能小规模地歼灭敌人,或者消耗敌人;运动战执行歼灭任务;阵地战则有时执行半歼灭半消耗任务,有时主要执行歼灭任务。在战争的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歼灭战的规模也不同。比如,解放战争初期,在我军刚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注意打小规模歼灭战”,以取得经验。解放战争中期,当我军积累了一些歼灭战经验,并能集中3、5个纵队一起活动时,他就提出“打中等规模之仗”,一次战役要求歼敌3、4个旅。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打歼灭战的经验丰富了,并能集中7、8个纵队甚至10余个纵队在一个战场活动时,他就要求我军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即便是在同一时期,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状况,对各个战场歼敌规模的要求也不一样。如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对兵力较多的东北野战军,提出的歼灭任务就相对大一些,而对兵力较少的西北野战军,提出的歼敌任务就相对小一些。
在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战争实践,善于思考的粟裕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关于歼灭战规模的思想。在他看来,歼灭战的规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敌我双方和战场情况逐步改变的,它必然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认识和把握这一过程的特点、规律,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重要一环。
早在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粟裕就通过对敌我双方互相对立的诸因素中的分析,意识到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将具有新的特点和新的规律。他认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人民解放军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数量(450万)和武器装备都发展到它统治中国以来的最高峰,人民解放军也发展到127万人,解放区的面积已达230万平方公里。尽管仍然是敌强我弱,但因敌我力量的重大变化,广阔战场上的运动战将成为国内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我军应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以运动战为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作战形式转变的同时,歼灭战的规模也将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在指挥苏中战役的过程中,粟裕就认识到:“在兵力对比敌优我劣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大会战,我们是难以有胜利的把握的。在战争初期,我军兵力应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和战局向我解放区纵深发展而逐步集中,由一次歼敌一个旅,逐步集中兵力发展到一次歼敌几个旅,这样比较有利。”后来,他在总结经验时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解放战争开始,敌强我弱的形势很明显,打歼灭战的规模必须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华中主力在苏中几仗打得比较顺利,没有吃过什么大亏,由小到大,逐步发展作战的规模,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①在这里,粟裕缜密地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歼灭战规模逐步增大的三个条件:其一:敌我力量的消长。解放战争初期,尽管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但总的形势依然是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应充分利用内线歼敌的有利条件,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各战区之间可以有战略性的配合,但不宜过早作战役性配合。如果急于作战役性配合,我军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则敌人的兵力也将随之作更大的集中,对各个歼敌不利。
只有通过小歼灭战使敌人的力量进一步衰弱,使我军的力量进一步增长,歼灭战的规模才有可能逐步扩大。其二,我军指挥艺术的提高。大规模歼灭战是一种大兵团作战,它往往需要集中若干个纵队,甚至若干个野战军协同作战,这对战役指挥的要求是很高的。随着我军在战役上的集中,无论是领导机构,还是所属部队,各方面的关系都会更加复杂,各部队之间、指挥员之间都有一个重新适应、建立信任感的过程。我军的集中又必然导致敌人的集中,使我军的作战对象、作战地域、作战方式等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就需要逐步积累经验,打一仗进一步。
其三,战局向我解放区纵深发展。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战役,为了鼓舞士气民心,掩护我解放区的战争准备和各项转变,以及对敌人进行战略侦察,我军是选择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作战。这就必然使歼灭战的规模受到一定限制,如苏中战役歼敌5万余人是7仗的总和,最大的如黄路一仗,也仅歼敌1.7万余人。而当敌人继续增加进攻我华中的兵力时,为了进一步歼灭敌人,战局必然向华中纵深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我军可以进一步集中兵力,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开辟战场,调整布局,实行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把运动战、歼灭战推向更大规模。
苏中战役后不久,我军就集中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进行了宿北战役,全歼敌整编第六十九师2.1万余人。粟裕称这一仗是“成为两支野战军集中后战役规模越来越大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成为歼敌由小到大的一块中间阶石”,认为踏上了这块阶石,再上一步去踩更高的阶石,就比较好办了。宿北战役胜利后,两支野战军继续并肩作战,尔后又统一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兵力进一步集中。粟裕又协助陈毅指挥野战军主力,接连打了鲁南、莱芜、孟良崮等大规模战役。在战争的实践中,我军从分散作战到集中作战,由打小仗到打大仗,既打敌人步兵又打机械化部队,既擅长野战又能城市攻坚,使运动战和歼灭战的规模越打越大。粟裕后来在回忆录中深有感触地说:作为战区指挥员应不断地研究、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敢于适时把战局推向新的水平,而不能坐待条件完全成熟。从孟良崮战役到豫东战役,再到淮海战役,都使他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当我军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之后,依据当时华东和中原战局的发展,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我军战略战术的发展,我军的歼灭战应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1948年1月22日他向中央军委建议,长江以北刘邓、陈粟和陈谢三支大军应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协同作战,以求彻底歼敌一路。粟裕曾谈过他当时的一些考虑。他说:我军自孟良崮战役后一直没有找到打大歼灭战的战机,我对此不断地进行思考。我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这可能是个客观规律。因为敌人在多次遭我歼灭后,兵力已大为集中。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则势必难寻。基于这些考虑,他觉得这一时期在中原很少打到歼灭战,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敌人除了以一定数量的兵力固守点线外,还集中了几个各由2至4个整编师(军)组成的较强的主力兵团机动作战。黄淮平原上,交通比较发达,敌人有一定的摩托机械化装备,机动较快。如果一点被攻,三五天内敌援军即可赶到。我军若在三五天内不能解决战斗,势必要放下嘴边的敌人,迅速撤出战斗,否则即将陷入被动。而我军当时为开辟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基本上是采取分兵应战。刘邓主力三个纵队分散在大别山、淮西两区域,两个纵队开辟桐柏、江汉两区域;陈谢兵团(二个纵队)在伏牛山区及其以北;华野除留许谭兵团(四个纵队)于山东、苏北兵团(二个纵队)在华中坚持外,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由陈士矩榘、唐亮率领在豫西行动。陈粟手中只有四个多纵队(一、四、六纵、中野十一纵和兵力约为一个师的两广纵队)在豫皖苏和鲁西南地区作战。由于敌人总是集中三四个整编师(军)一起行动,而我军主力较为分散,因而许多战机不得不放弃。如果我们要想歼灭敌人,必须集中足够的兵力,既要有足够的攻坚力量,还要有足够的阻击多路援敌的力量。不仅如此,由于敌人机动兵力密集,在歼灭一路敌人之后,更多的敌人又会纷纷拥上,新的战机又将出现,打了一仗之后还要打第二仗、第三仗,一个战役可以发展为两三个阶段来打,部队必须准备连续作战。这样,在中原歼灭敌人,就必须高度集中兵力,从打大歼灭战着眼去作准备,才能打到敌人,歼灭敌人。如果着眼于只打小仗,每次求歼一至二个正规旅,想积小胜为大胜,那么由于敌人兵力集中不易分割,而增援较快,往往连小歼灭战也打不成。正是根据这一特点,粟裕深感必须尽可能地集中更多的兵力,组织强大的野战兵团,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非如此就不能逐次歼灭敌军主力,就不能迅速改变中原战局。
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就是在粟裕的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在回忆录中说:“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
济南战役前夕,中央军委于1948年7月14日曾电告粟裕:拟令山东兵团向济南攻击,迫使邱清泉、黄百韬兵团北援,此时,已转入外线作战的西兵团寻敌一部攻击之。粟裕经过慎重考虑,建议集中华东野战军全部兵力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中央军委采纳了他的意见。华东野战军只用了八昼夜即攻克了济南,而援敌惧歼未敢出援。粟裕认为,济南战役中敌人南线三个兵团在我军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军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熟。
淮海战役即将发起时,粟裕意识到该战役将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战略性战役决战。为使我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和地方武装密切协同,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他向中央军委建议:请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中央军委第二天就复电同意他的建议,并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淮海前线作战事宜和地方支前工作,临机处置一切。此外,他还建议召开华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方及中野、华野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解决大兵团作战的供应和运输问题。在总前委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我军取得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
粟裕关于歼灭战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必须以解放区作依托。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大建议,都强调大兵团背靠老解放区作战,比远离解放区作战更有利于改变战局。在他看来,依托解放区作战,有利于集中解放区的人力、物力,直接支援战争;有利于进行战争动员,大打人民战争;有利于转移兵力,选择战场;有利于封锁消息;有利于部队的休整和补充。解放战争中,当我几十万大军在广阔的农村根据地实施机动作战时,解放区人民全力支前,为夺取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特别是人力、物力的消耗很大(沂蒙山区汽车抵不上大车,大车抵不上小车,经常保持50万民夫保障我们的40万军队的供给)。沂蒙山区敌我双方武装一百万以上,民夫130万,摆在纵横一百里的地区内,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①。
粟裕这一思想的前提,就是深刻认识到大兵团打大歼灭战,需要有雄厚的后勤支援力量。大兵团作战战场范围广,参战兵力多,战役规模大,机动性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可靠的物资保障。当时华东野战军本身的后勤力量有限,衣食住用及许多战勤工作几乎全靠人民群众来承担。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700多万人参加了支前行列,将4亿多公斤粮食及大量的作战物资运达前方,保证“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同时,我军也建设了一些有近代化技术的军工企业。当时,华东地区作战的炮弹供应,主要来自于大连的建新公司。粟裕曾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炮弹。
粟裕经常吟诵陈毅的《记淮海前线见闻》一诗: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员: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每吟至此,粟裕就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华东战场,听到了那隆隆的炮声和千万辆支前小车发出的有节奏的鸣响是的,没有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援,我军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就不可能实现,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成为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