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谈话录，倘不过瘾，还想听胡适谈笑风生，享受胡颂平所言的“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的欢愉，则可读（听）他的演讲。胡适口才极佳，在同时代人当中，简直无可匹敌。后人赞誉钱穆的口才，有“北胡南钱”之说，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胡适与钱穆讲课最为叫座，门庭若市，盛况空前。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借胡适抬举钱穆。单说一点，钱穆便不及胡适：他的乡音太重了（一口无锡官话）。我听过胡适的原声演讲，略微有些口音，不过并不妨碍聆听。
胡适的演讲集，我见过两种，一是《胡适的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系胡适平生演讲的精选，配有胡适原音演讲CD；二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新出的胡适演讲集四卷。就入门而言，读前者即可。
读罢这些，如果你仍意犹未尽，那只能去搜罗胡适的日记与书信。说“搜罗”，因胡适日记，大陆最好的版本，当是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八册，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如今虽不能说湮灭无闻，却也极难寻见（2005年，以《胡适日记全编》为底本，台湾联经出版了《胡适日记全编》，更加完备）。《胡适留学日记》的单行本，倒是常见，不过我觉得意思不是太大，可读可不读。
胡适那一代人，书信是最通用的媒介。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交游之广，每信必复之热忱，其书信集自当蔚为大观。他的一丝不苟，落于信笺之上，使书信与文章一样工整、真诚、分量十足，甚至他的一些思想表达，书信竟先于文章；他论学问的书信，尝单独辑录成册，可知轻重（杜春和《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
后人整理出版的胡适书信，版本芜杂。1980年前后，中华书局出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三册，忽忽三十载，俨然文物矣。我使用的版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胡适书信集》，也是三册，编者系耿云志、欧阳哲生两位“胡学家”，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购得。2012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制作了一本《胡适书信选》，我翻过目录，似无出奇之处，不过此书的封面令人过目难忘，出版方选载了一张青年胡适的玉照，风流蕴藉，帅气逼人。胡适是民国着名的美男子，倘生在今世，单是这张脸，足以刺激市场。只是后人如此“与时俱进”，未免有些唐突先贤，胡适泉下有灵，不知该哭耶，笑耶？
谈及这些书，唯恐记忆有误，遂上豆瓣查询版本信息。这一查才发觉自己落伍了。2013年7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依然三册。据介绍，“本书信选包括胡适1949年飞离北京时保存在北京寓所内的1915-1948年的部分电报和信稿、电稿及其所保存的其他书信、一部分手稿和一些与书信内容有关的有参考价值的文件手稿等”。看起来要优于中华、北大两个版本，而且容易买到，似可作为首选。
最后来说胡适的文集。请记住，对胡适这等一度被举国批判、冷藏、封杀，至今尚未完全解冻的人物，大陆出版的“全集”，往往徒具虚名，从来不全，只是选集。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倾力打造《胡适全集》，囊括专着、时论、书信、日记、英文着述等，共44册。面世之后，饱受争议，一是不乏手民之误；二来定价过高，总价2860元，平均65元一本，哪怕置于今日，都不便宜，何况十年之前；三，朱正先生曾专门撰文谈此版本的阙失，“有遗漏所致，也有删节所致”，读来令人扼腕叹息（不止《全集》，如大陆版《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适日记全编》等，何尝没有删节）。
全集不全，北大版《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共12册）便成了最可依赖的版本。若你囊中足够宽裕（2013年新版《文集》总价1180元，算起来，其单本比《全集》还贵呢），不妨备一套，堆在案头。平日可读选本，需要引注，则参考《文集》。我读梁启超，亦用此法。
作为参考书的《饮冰室合集》12册，系中华书局的影印版。老实说，阅读影印本，相当损耗视力，不过有一个好处：原版照录，毫无删改。2013年，外文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胡适文存》，善莫大焉。其内容包括《胡适文存》（即市面常见的四卷本，近代史上声名远播，据说影响了数代人，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因我读此书，感觉平平，这只是未成熟的胡适，大致相当于写作《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时期的鲁迅）、《胡适文存二集》《胡适文存三集》等。要说遗憾，即依据原版，《文存》所录的胡适文章，止于1930年春。
说罢文集，再说选本。估计大多数人，初读胡适之书，都是选本。以《全集》《文集》《文存》入门，不仅需要眼力，更需要家底（我手上的《胡适文存》四卷本，黄山书社1996年出版，定价128元，你可以想见，那年头，128元是什么概念）。这一比，愈发可见一个优秀的选本是何其重要。
我最早读到的胡适选本，也许不配称为选本，而是一本硝烟弥漫的论战集。此即欧阳哲生编选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与他的论敌》。书中胡适与论敌的文章，大约各一半，不过，胡适的名作，大都入选了；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胡适思想的精要用作书名，更见良苦用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欧阳哲生不愧胡学名家。那年我20岁，阅读此书，不是景仰胡适，而是怀揣一种看热闹的心理，看看民国人物如何论辩、吵架。读毕，相比胡适的思想（彼时觉得胡适见识浅显，卑之无甚高论），更为他与人辩论的风度所折服。
此后，单是名曰“容忍与自由”的胡适选本，我就见过五种，读过两种：一是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二是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潘光哲编）。此外，2013年初，九州出版社还出了一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开给当今社会的最好解药》，书名照搬欧阳哲生，副题媚俗至极。三者有一定重合，倘从脉络而言，当以潘光哲选本最为清晰。
然而，哪怕是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任的潘光哲的选本，亦有重大疏漏。胡适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并非始自晚年他写作“容忍与自由”一文，这是纵贯一生的主张，自其青年时代就开始谆谆宣讲。1925年12月，胡适致信陈独秀，1926年5月，胡适致信鲁迅、周作人与陈源，都谈到容忍与自由的关系，提出容忍异己是自由的前提。在其晚年，致信陈之藩、苏雪林等，谈及“正义的火气”，主旨还是容忍与自由。可惜这些书信，未尝见于各大选本（九州出版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选了一封胡适致陈独秀）。
胡适生前，尝留意选本的问题。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0月12日，胡适看到香港现代书店盗版的《胡适文选》，说：“此本倒有可取的地方。如‘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东亚的命运’‘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取的方向’三篇，都是某些人最反对的文章。至于‘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赠与今年的大学生’‘信心与反省’等等，居然他都大胆地选去了。而别的偷版的《胡适文选》，就不如现代书店选得好了。”
推荐胡适的选本，实在是一大难题。没有完美的选本，纵由胡适亲自出手编选，恐怕都难调众口：1930年，胡适从《胡适文存》三集当中挑选了二十二篇文章，印作一册，“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作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个选本”，此即《胡适文选》，可惜这一选本侧重于文化与人生，而遗漏了政治，终究不够完善。
就我所读，不妨以潘光哲编《容忍与自由》为首选，止庵《胡适论社会》为辅（前一本清晰，后一本详尽，二书重叠之处，便是胡适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当然，这是论政治与社会的胡适，如果你想听胡适谈文化、谈人生、谈教育、谈宗教、谈红楼梦——胡适博学，几乎无所不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适经典论丛”是我见过的最可取的选本（止庵《胡适论社会》即属此列）。
好选本难觅，坏选本易见。若命我提名，哪个选本不必读，我则乐意效劳。这里且举一例。2013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制作了“民国大师经典书系”，其中有胡适一本《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单看书名，谁能想到这是胡适的选本呢，而会误以为方文山的歌词或哪个网络作家的文集。再看目录，形同大杂烩，怀人、论政、游记、诗歌，一应俱全，这不是繁华，而是纷乱。
附带说一句，这一书系，书名都十分神奇，值得胪列：“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鲁迅），“时光阡陌，你一直未曾走远”（周作人），“烟雨纷繁，负你一世红颜”（张恨水）“倾城春色，终只是繁华过往”（郁达夫），“烟花易冷，那些我们不曾懂得的爱情”（徐志摩），“笙歌唱尽，阑珊处孤独向晚”（朱自清），“陌上谁人依旧，固守流年”（梁实秋），“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沈从文）……
最后要强调一点：胡适的文字，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遗产；然而文字之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胡适。胡适的价值，不仅在于知，还在于行；不仅在于思想，还在于对思想的践履和守护。所以我们读胡适，更需要注意文本之外的胡适，在“立言”的胡适之外，还有一个“立德”的胡适：胡适之德，即公民之德。胡颂平在胡适身边工作一年多后，与胡适谈起《论语》，说：“我读《论语》，我在先生的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愕然，然后缓缓答：“这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正是胡适一生恪守的原则。记得我和你说过：读胡适，做公民。公民的美德，同样可以在胡适身上得到印证。
2013年12月30日
容忍与自由
有一句名言，经胡适之口发扬光大，甚至成为了胡适思想的代表性话语，于是其知识产权常常被归于胡适名下。其实此言的合法主人乃是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家George Lincoln Burr，胡适尊称其布尔先生，他们相识，不会迟于1916年：据耿云志《胡适年谱》，1916年6月16日，胡适“至绮色佳访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布尔先生”。原话是：“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此言还有一个版本，曰：“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见1948年9月27日胡适在上海公余学校的演讲词“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辨明。其一，名垂后世的“容忍与自由”一文，胡适作于1959年3月10日，12日改定，发表于《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1959年3月16日）。此文写作极其辛苦，单是标题，就三易其稿，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从这三次修改，可见胡适对“容忍”的强调。此文开头，胡适回忆他与布尔谈话，说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不过并未说明具体年月，只模糊记得是“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推衍起来，应在1940年后。考胡适年谱，应可成立，1937年9月下旬，胡适动身赴美，直到1946年才返回故土。然而，考Burr生平，问题就来了。Burr生于1857年，死于1938年，胡适写“容忍与自由”的“十七八年前”，恐怕只能与Burr的鬼魂谈天说地。所以，这二人的对话——假如确有其事的话——应在“二十一二年前”，胡适记错了。
其二，即tolerance的词义，胡适译为“容忍”——这是他的语法习惯，他从青年时期就喜欢使用此词；查词典，可知还能译为“宽容”。这二词本是近义词，不过计较起来，还是有些差异。宽容的含义，比容忍正大。宽容发生在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容忍，如包容，则发生在强者与弱者之间。胡适采纳“容忍”一义，正契合他所生存的年代的政治生态，只是这么一来，可能与Burr的初衷擦肩而过。在Burr立论的语境，总统与草民、富豪与乞丐并无高下之分，谁也没有权力欺凌谁，谁也没有必要容忍谁，所有的权力主体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尤其平等。然而，胡适直面的社会状况，却与这种平等无缘。
试想，Burr此言，如果译作“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会不会少一些争议呢？
刚才说胡适好言“容忍”，始于早年，试举两例。1925年12月上旬，胡适致信陈独秀，谈上月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一事，认为“《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这番感悟，比从布尔先生那里听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早了十数年。
1926年5月24日，胡适在天津裕中饭店，读鲁迅杂文集《热风》有感，遂致信鲁迅、周作人及陈源（陈西滢），对他们之间长达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表示惋惜。信中说：“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信中还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
就这两例来讲，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并无不当。质言之，在公民之间，容忍的确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自由的前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但是，这句格言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此。推及到公民与权力者之间，容忍与自由的关系，就不再那么明了。
我们必须注意一点，任何格言都有其生长的语境。脱离了语境，不是被误读、曲解，使淮南之橘，沦为淮北之枳；便是流于空谈。譬如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自是名言。不过，倘若细究对信仰的定义，此处之“信仰”，指一种宗教信仰的话，那么此言断难移植到中土，中国人对法律的态度，哪怕是法律人，都不免视之为工具理性，要上升到超验的纬度，谈何容易。
再如西谚“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它的成立，需要一个前提：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假如你脚下的土地并不属于你，而为国家、集体所有，假如你对土地之上的建筑物的占有，还有年限的制约，那么你的房屋，哪怕如铜墙铁壁，风雨不透，国王的铲车却随时可能开进来，此刻，呼喊这一格言，不免被讥为不识时务的空谈。
同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宪政国家的常识，却是威权国家的谬论。不难想见，在威权主义治下，自由何其虚幻，何其脆弱，何其稀缺，你不呼吁民众争自由，反而呼吁他们容忍，不被视为权力的鹰犬、政府的走狗才怪呢。“容忍与自由”一文之所以激起巨大争议，正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