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隆坡向北到亚罗士打，得有近四百公里，到地方已经是中午，透过车窗，看到登康下了大巴车，顺路朝北走去。我们三个人像小偷似的出来，在后面远远跟着。小杨觉得很刺激，但心里也忐忑，因为我在出租车上和她讲了登康的往事，小杨对登康也有了全新的了解，她很担心登康是不是被什么仇家给威胁。
小杨的担心不是没道理，之前熊导游的事还没完，我和方刚都有理由怀疑，这混蛋是不是想办法找到了登康。但又觉得不像，以熊导游的为人，就算他找到了登康，要么来硬的，直接把登康干掉，要么暗中作手脚，没必要威胁登康要钱吧，这似乎并不是他的风格。
跟在登康后面，我们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拐来拐去，看到他走进一栋灰白色的楼院。院门口有个小办公室，登康进去两分钟后又出来，走进大楼。我们进院来到办公室，有个小窗口，方刚先是用半生不熟的马来语和坐在里面的工作人员沟通，对方是懂中国话的，反问我们是不是华人。经工作人员告知，我们才知道，这栋楼居然是亚罗士打市的精神医院。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方刚问：“登康来精神医院干什么？”
“对了，你刚才不是给讲过，登康的爸爸中了他施的魂魄降，成了精神失常的人吗？”小杨忽然说道。她反应真快，我和方刚看了看，都没说话。
探视需要手续，否则不让进。方刚打听刚才那个叫登康的人，工作人员看了看我们，也不回答。方刚对我点点头，我打开皮包，里面有昨天解降客户给我的生意钱，我数了几张马来西亚钞票递过去，称我们是登康的朋友，因为被事耽搁，就落在后面了。
那工作人员看了几秒钟我手里的钱，说：“你们可以打电话给他，让他出来接。”我又求了半天，这人居然不吃这套，让我们惊讶。可能是之前在东南亚用钱办事太痛快，现在遇到个较真的，还有些不习惯。
方刚哼了声：“打就打，我们又不是小偷！”没办法，我只好一手握着钱，另一只手掏出手机拨通登康的电话。他问我什么事，我直接说就在精神医院门口，你出来接我们吧。
登康十分意外：“你们在哪里？”我说已经看到你进去了，现在工作人员不让我们进，你快出来。登康沉默了几秒钟，挂断电话。
大概五分钟之后，小杨指着门口：“出来了出来了！”登康走到我们面前，那工作人员探头出来，问他是否和我们是朋友。这人还挺谨慎，看来是怕我们找登康麻烦。登康点了点头，工作人员这才放心，把我手里捏着的钞票抽走，缩回身继续看报。把我给气的，原来这工作人员自有他的一套原则，既不想担负担，又想收好处。
“你们一直跟着我？”登康不太敢相信。小杨笑嘻嘻地说是啊，我们怕你被那个狗熊导游给威胁，所以想来帮你。登康失笑，摇摇头转身就走。我们在后面跟着进了大楼，两旁都是铁门的房间，各种声音很杂乱。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牌商都这样，反正我在这三年的牌商生涯中，至少去过好几次精神病院了。表哥工厂中大奖的胡三强、华欣市跟妓女要好的刘先生、要杀夫的香港琼姐，这是我见过的。还有好几个我知道但没去看过的，不过这些都是客户，现在却是跟着登康，还不知道看望谁。
在一楼，登康把证件展示给医生，这医生带着我们来到顶楼的某铁门前，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很简陋，只有一张铁床和一个抽水马桶，别的什么也没有。床边坐着个六十几岁的老头。和我以前探视过的客户不同，这人一动也不动，就像木雕泥塑。
医生掏钥匙打开门，用马来语和登康沟通着，我们听不懂。登康进去之后，那老人也没动弹，就像完全没看到。登康走到老人对面，双手抱在胸前，背靠着墙，看了看我们，就把头转向窗外。
“这是……”我发问。
其实我们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只是没确定，方刚问：“是你爸爸？”登康点点头，眼睛仍然看着窗外。小杨忍不住问登康为什么不和他爸爸交流，多可怜的老人家。
登康哼了声：“你来替我交流吧。”
小杨也没客气，径直走到老人面前蹲下，笑着说：“您就是登康师父的爸爸吗？”老人根本不动，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睡着了。
方刚问登康怎么回事，登康说：“半年前我在山打港的一名牌商朋友告诉我，他在网络上看到有卫生部发的消息，公布了很多与家属失联的精神病人。其中有位老人的信息中显示，他是泗务人，儿子叫登康。这牌商知道我也是泗务人，就觉得好奇，把那网页用手机拍下来，展示给我看。我一眼就看出照片上那个男人就是我父亲，这才找到他。”
“可是他已经完全不能和人交流了？”我问。登康点点头，说医生告诉过他，这位老人在两三年前就被精神医院收治，当时是在某凶案现场发现的，有个女人剖腹而死，老人在旁边只会胡言乱语，案子也没破。后来渐渐连胡言乱语都不会了，就是沉默。给饭就吃，给水就喝，想大小便就自己去找地方，没地方就随地解决，和猫狗一样。
登康说：“我没敢说是他的儿子，怕被医院捅到警察那边去，再牵出当年的凶案，只好说我是他的侄子。好在我补齐了三年的收治费用，医生也没多问，但劝我带他出去。我说想给他治病，医生说以东南亚的医学水平恐怕不行，可以去日本或者欧美澳试试，但可能需要很多钱。”
到现在，我和方刚恍然大悟，才明白为什么一向不太看重钱的登康，居然私下跟拉贾那家伙串通，一起行骗，原来就为了多接大生意，好凑出钱来给父亲治病。这让我想起老谢，一个是治儿子，一个是治父亲。这真是造化弄人，当初他爸爸被鬼迷住心窍，一心跟着那个寡妇，害死老婆和儿媳，登康极度痛恨亲爹，但又下不去死手，只好给他下魂魄降，然后对鬼王假称已经用降头术害死父亲。时隔几年之后，登康居然还能和他爸爸相遇。按理说应该是好事，可又要凑巨款给他治脑子，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又尝试和他爸爸对话，可这老爷子真是病得没救，我问十几句，他只看过我一眼，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就像老电影《追捕》里的杜丘装傻一样。
四个人就在病房里沉默了半小时，还是登康首先走了出去，我们三个紧跟出来。方刚问登康这段时间住在哪里，登康说：“我已经从山打港搬到这里了。”我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登康说尽量凑够钱，因为爸爸已经六十多岁，医生说时间拖得越久，大脑的损伤就越大，能治好的机率也越低，所以要尽快。
“我手里最多只有不到五万人民币，田七也不会比我多到哪里去，跟你要的数字差得太多。”方刚说。
吃过晚饭，我们四人来到登康租住的公寓。和方刚的住所差不多，只有一间卧室，和不大的客厅，里面设有简单的地坛，那颗劳差的头骨域耶就摆在上面。登康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也算好朋友，可我总不能卖掉房子借钱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