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借来大洋去造反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敢闯才有路，敢拼才会赢！
没房，这并不可怕，因为我还年轻！
没车，这并不可怕，因为我还年轻！
只要你肚子里有货，脑子里装有梦想，一切都不可怕！我们有一个野心勃勃奋发图强的政府，我们有一系列扶持年轻人创业的资金扶持，我们周围还环伺着无数风投基金的猎犬，随时会为你独一无二的创意钱途无量的项目买单！
毕竟，怀揣大把钞票闯世界的家伙没有几个，大多数都是两手空空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的屌丝，只有一腔热血与激情，不管对与错，不管成功与失败，不轰轰烈烈闯荡一回，岂不枉来了一趟人世间！否则，别说什么白富美，就是白富美她妈都不会正眼瞧你，你还是趁早洗洗睡，抱着手机去做你的大头梦！
毛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时常困顿拮据，有据可查的就有两次借钱周转的经历。
1919年，毛先生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便于蔡和森前往北平四处筹款。
为筹钱，他和蔡和森早晚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四处奔走，但毫无结果。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万万不能。转机出现在1919年12月初，恩师杨怀中病重，当毛先生来到病床前，杨怀中不顾自己病入膏肓，赶紧叫毛先生拿来笔墨，写了一封关键的信。
信是写给自己的好友也是当时北洋军阀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杨怀中在信中说，毛、蔡是我的学生，当代英才，你不是天天在说救国吗？我告诉你，救国必须首先重视他们二位，希望你好好对待他们！知之莫如父，了解学生一定是老师，后来的事实证明，杨怀中实在是太厉害了！
客观地说章士钊也是一个侠肝义胆，慧眼识才之人。毛先生与蔡和森一起拿着杨昌济的书信在上海找到章士钊，当然没有告诉他是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了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帮忙。也许当他望着眼前这个热血青年，想起了去年在杨怀中位于北京的豆腐池胡同9号的家里，当着十几个教授的面说过的话：这个年轻人骨相清奇，绝非等闲之辈。
章士钊答应下来，随后发动社会各界捐款，由于章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得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先生，没有俗气的借条，只有无限的信任。
（另有一说，这二万大洋系杜月笙一人所捐。）
这笔资金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毛先生当时在北大图书馆的月工资是8个银元，需要他不吃不喝208年的工资收入，按照物价折算相当于今天的4千万元左右；这笔资金太重要了，重要到什么程度呢？一是资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们，二是帮助了湖南的党组织创建，三是从资金上助推了秋收起义。
1962年，组织上找知名民主人士章士钊之女章含之去中南海专门给毛先生教英语。
1963年冬天的一天，毛先生读完英文后，和章含之散步，闲谈中忽然想起了自己1920年向章士钊借的2万银元。
毛先生俄然对章含之说：“我欠你爸爸的一笔债还没还呢！”
然后讲起了四十多年前他向章士钊先生借钱的那桩陈年往事。毛先生还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
说完事情经过，他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毛先生经常称他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人民币，十年还完。”
“是有这回事吗？”
章含之如听传奇一般，回家问父亲。
章士钊哈哈大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没过几天，毛先生的秘书果然送来了2000元人民币，并说：“以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
“这怎么行？”
章士钊十分不安地对章含之说：“主席当真还债了。你下次去主席那儿教英文，就说我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
…………
毛先生对章含之说：“你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别的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就说我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2000块！这在六十年代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那时的一个大学生月工资大约是40多元，一年也就500元左右。2000块相当于四个大学生的全年工资了。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必定派徐秘书（即徐业夫）送去两千元还债。
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先生问钱送去没有。
章含之说：“今年没有送。”
毛先生又问为什么？
章含之说：“您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
毛先生笑了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
章含之说父亲不会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
毛先生说道：“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周公也知道章士钊在困难时期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于1959年向章赠房一套（史家胡同24号）。章先生在这里住了13年，直至73年5月赴香港，7月病逝香港。周公还对章的家人说：“行老虽然去世了，但是北京的家仍是你们的家。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欢迎你们随时回来。”后来，章含之与乔冠Hua结婚，又在周公的照顾下，也住进了这所房子，直至1983年乔死。
毛先生曾说：他对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钱来偿还的呢？有恩必报，一代伟人；乐善好施，功在千秋！
毛先生也曾向徐元清借钱“过日子”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毛先生曾如此评价红二十五军军长、开国大将徐元清。
当我们追寻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红二十五军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无法抹去，随着时光的沉淀越发清晰。
长征中，红二十五军曾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独立作战、艰苦卓绝。直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才从国民党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动向。7月15日又接到交通员带来的几个月前的中央文件，确认了此消息。
长征中的红二十五军当天紧急决定，以主力西征迎接中央。他们袭占了胡宗南部的后方基地天水城，迫使国民党军从川西调兵回援，一下子打乱了其阻截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
老蒋恼怒之下，把徐元清与朱、毛并列为全国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人，标定头颅赏格均为25万块大洋。
8月14日，红二十五军逼近静宁县城，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被切断18天，迫使敌人一再抽调原用于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对付红二十五军。
中央红军经过宁夏回族聚居区时，受到了当地群众亲人般地热烈欢迎，当毛先生知道是因为红二十五军之前经过这里时赢得了群众信任，连夸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好。
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刘子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巩固发展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的到来打下了基础。这中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元清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两千五百元。”
这是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主席写给徐元清的“借条”。当时的中央红军不仅减员严重，各种物资更是极度匮乏。
徐元清接信之后大为触动，他下令把军中积蓄的7000银元拿出5000元交给急需补充的中央红军，还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解了中央“燃眉之急”。
解放后，红二十五军变为了沈阳军区39集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王牌主力之一，继续承担着保家卫国的重任。
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老一辈革命家都不富裕。
1949年后，周公的工资400.8元，邓妈妈347.5元，他们每月拿出一半的工资接济生活困难的亲属，剩下的钱则由秘书保管。有时，周公会问：“我现在有多少钱？”邓妈妈知道后，觉得丈夫只说“我”，不说“我们”，是大男子主义，此后就让秘书给他们分别记账。一次，周公和陈毅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但周公已经没有钱了，只好用邓妈妈的钱。吃饭时，周公当众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自己没钱了！”
抗日战争时期，朱老总在老家的母亲因年迈体衰，又逢荒年，生活困顿。老总无奈之下给朋友戴与龄写信求助：“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向戴借200元钱以解母亲生活之忧。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没有一分积蓄，为让母亲度过荒年只得求助于朋友。先辈们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崇高风范至今读来依然让人震撼。
老铁们，当你一掷千金不差钱时，是否会记得家中含辛茹苦的二老，艰苦朴素的前辈？？？
当然，起点的票票例外，这可以有，虽说不值几个钱，但有浓浓的情意在里面，这个刀客晓得，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