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是劳动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都极其关注的研究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扩张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日益明显，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2.1.1 高等教育的信号传递功能
高等教育具有信号传递功能的观点，来自于筛选理论。广义上的筛选理论是由阿罗（Arrow，1973）等的过滤理论（Filter Theory）、斯蒂格利兹（Stigliz，1975）的信息甄别理论（Screening Theory）和斯宾塞（Spence，1973）的信号传递理论（Signaling）所组成。筛选理论认为：教育本质上是生产能力（生产率）的信号，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对求职者进行筛选，提供信息以确定劳动力是否具备更高的预期生产能力，并将它们安置在不同的职业岗位上，给予不同的报酬。因此，教育水平的高低是个人能力高低的信号，较高的教育水平代表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教育水平成为进入高档职业阶层的通行证。该理论虽然承认教育和工资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并不认为是由于教育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率。而假定劳动生产率是个人的内在能力，并不因接受教育的多少而提高或下降。
在斯宾塞等人的信号传递理论中，假设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低能力和高能力的劳动力，高能力者的教育成本小于低能力者的教育成本；雇主根据所观察到的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决定雇员的工资。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雇主只能通过观察雇员的教育水平来判断雇员能力的高低。如果雇主认为选择接受教育或更多教育的雇员一定是高能力者，并对接受教育（更多教育）的雇员支付高工资，而对不接受教育或接受较少教育的的雇员提供较低的工资，那么，高能力者的最优选择是接受教育（更多的教育），而低能力者的最优选择是不接受教育（接受较少的教育），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分离均衡，教育水平成为传递劳动力能力高低的信号。
布劳格（Blaug，1972）指出：大多数用人单位都期望通过文凭信号识别出雇员能力的高低，教育与收入之间正相关的普遍性是现代社会科学最显著的发现，也是少数几条适合分析所有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准则之一。
相比于其他教育形式，高等教育具有更为突出的筛选功能。高等教育体系为劳动力市场传递信号主要是通过高等教育的层次以及不同的办学水平来实现的。但如果教育仅有信号功能，那么，高等教育的扩张便被认为仅仅调整了“学历标签”与工作之间的对应关系。
Hoyt（1965）回顾了在此之前的关于大学成绩与个人成就的46项研究后，认为现有的证据强烈显示大学成绩与任何指标衡量的个人成就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或者仅有些微关系。Lazear（1977）对Wise（1975）的实证结果给出了相应的筛选理论的解释，即很难相信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与那些成绩刚刚及格学生之间内在的能力相同，由于高能力层次个体（比如顶级高校的学生）能力之间的差异可能比低能力层次个体（一般高校的学生）能力之间的差异更重要（因为在低能力层次，个体要承担的责任更少），那么，那些在最高等级大学中学业成绩最好的学生能够比学业成绩一般的学生拿到更高的工资并且薪水增长速度更快，也就不足为奇了。
2.1.2 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功能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将教育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舒尔茨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把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内的正规教育看作是五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之一。在他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之后，他用教育收益率法测算了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其比例高达33%。舒尔茨将工人收入增长的主要份额归功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增长，认为实现将来收入平等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增加由国家提供的免费或低学费的教育计划，以及旨在降低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成本的新型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力资本理论将教育看作是“天生的平等者”。丹尼森通过计算，认为美国1929-1957年间经济增长中有23%的比例要归功于教育的发展。他们的研究结论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国对教育和高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使得上个世纪60年开始，各国纷纷增加教育经费，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教育扩张。
贝克尔主要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正规教育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并且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的关系。明瑟早在1957年的博士论文《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中，就运用人力资本投资的方法研究收入分配，解释收入分配差距，认为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每个人基于收入（预期收入）最大化而进行的不同人力资本投资（或培训）决策，决定了他们之间收入分配的格局，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意味着挣得的延迟。他借鉴斯密“补偿原量”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模型，提出了明瑟收益函数，对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两种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进行测算。
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创者与支持者一直试图考察教育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直接关系以期找到支持人力资本理论的证据。其中最著名的是Welch（1970）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在美国，高教育程度的农场主，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因而有助于其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高的收入。Schultz（1975）更进一步讨论了这个实证结果，认为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农场主能够更敏锐地采用新技术，并且更能顺应技术与市场的变化作出经营方面的调整。Schultz认为教育有助于提高受教育者“针对经济不平衡的调整”的能力，从而使得接受更多教育的农场主在劳动力市场中优势明显。Psacharopoulos（1976）也建议可以使用生产函数的办法，通过直接测量劳动者的边际产出来检验筛选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然而，在此之后似乎很少有研究者响应这种方法。印度学者Datta指出“相对大量以收入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理变量的研究而言，直接度量劳动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就显得很少。”
2.1.3 两种观点的综合
关于教育/高等教育的两种功能，有人主张教育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有人则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仅仅是对劳动者能力信号的传递，并不能真正提高人的生产能力。
在主张教育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的学者当中，纳尔逊和菲尔普斯（Nelson＆Phelps，，1966）认为教育的主要作用在于增加个体能力，而增加个体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创新方面（如发明新活动、新产品、新技术，等）；其次，表现在采纳新技术方面；第三，表现为加速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扩散方面。
巴罗和萨拉-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5）以及本纳比和斯派格尔（Banhabib＆Spiegel，1994）的研究表明，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对生产力增长率影响显著。阿吉翁和霍依特（Aghion＆Howitt，2004）认为，在两种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方式中，提高所有工人教育的基本水平是一种正常的人力资本投入，而使一部分工人达到高等教育水平，则与创新密切相关。
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很少能够观察到教育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的关系。比如Fuller（1972）考察了两家电器工厂工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有效产量率之间的关系，在其中一家工厂，两者并没有显著的关系，而在另外一家也仅有很小的正向关系。Berry（1980）综述了在此之前的相关研究后，认为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岗位上，关于教育是否可以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实证证据并不一致。因此可以说，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那样直接。
Blaug更是认为，人力资本关于“教育需求出于对预期收入的考量”的观点值得怀疑，因为即使在美国，学生是否了解目前的收入模式也成问题。而且，有些国家的收益率并不能解释需求。部分二元劳动力市场论者认为，不同背景的人将进入不同的市场从而享受不同的待遇，在美国等发达社会，能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是教育水平较高的男性白人，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是教育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和妇女。因而，只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教育水平与工资收益才有直接关系，政府为低下层者提供的各种培训并不能增加二级劳动力市场上那些低层劳动者的收入。
两种理论的的支持者，都试图通过发现更多收入与更好学校、学习更多课程以及更好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为自己的理论找到更多的证据。其中，筛选理论认为，学校的质量、学习课程的多少以及学业成绩的好坏并不显著影响个体的收入，是拒绝了人力资本理论而支持了筛选理论。
事实上，教育/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功能和教育的筛选功能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统一在一起，已经有不少研究验证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例如，为了验证筛选理论，Wise（1975）研究了高质量学校中学业成绩与未来收入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的研究同时验证了筛选理论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关于教育功能的论断。在研究中，他假定高质量学校中学生的能力差异将小于低质量学校中学生的能力差异，因此，如果教育仅有信号功能的话，那么在那些质量最好的大学，毕业生的成绩将对收入没有影响。Wise（1975）的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大学的等级排名之后，个人在大学的学术成绩对于其工资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大学的等级排名也对其毕业生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Wise基于上述实证结果，认为大学教育有助于促进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
Grubb（1992）考察了高等教育所学课程对收入的影响。Grubb（1992）发现在高等职业学院所学的职业课程，尤其是工学、商学课程对于收入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且这一效应在自我雇用组更大，尽管自雇组与受雇组这一系数的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Grubb认为这些职业课程不仅仅具有信号的作用，而且还具有真正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既高等教育同时具有信号传递功能和人力资本投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