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传统供需理论框架对高等教育扩张下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变化及其就业效应与工资效应的分析，是以劳动力市场的完全竞争性为假设前提的。事实上，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较明显的非竞争性或分割特征，必然会对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行为产生影响。现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此进行了阐述。
3.2.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早在19世纪，穆勒（1885）就指出，社会的、职业的以及空间的转移障碍，使工人们在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特别是技能低下的手工劳动者及其子女，由于缺乏提高工作技能的机会，只能长期“蜷曲”在低收入的就业领域。1954年，制度经济学家科尔（Kerr，1954）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探讨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认为现实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结果，最早提出了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思想。之后，多林格和皮奥罗（Doeringer＆Piore1，1971）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及人力资源政策》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起源、特征、运行机制及运行效率等问题。
沿着穆勒等人的思路，皮奥罗（Piore，1970），多林格和皮奥罗（Doeringer＆Piore1，1971）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理论，成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重要流派。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由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又称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市场（Second Market，又称为次要劳动力市场）所组成。在一级市场，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作业管理过程规范，接受培训和获得升迁的机会多；而在二级市场，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武断且粗暴，缺乏升迁机会。二级市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工资低，极易失业；此外，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无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报酬，甚至不允许向一级劳动力市场流动。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非常强调工作特征，而不是工人本身的特征。虽然皮奥雷在二元结构中将劳动报酬放在优先的位置上，但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区分上，他认为一级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就业的稳定及持续能力（Piore，1979，1982）。在真实经济中，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需求因素，市场需求稳定的企业，其雇用关系也相对稳定，而需求因素又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一般来说，规模大的企业其市场份额大，产品的市场需求更加稳定，比如有稳定的定单、与经销商和代理商等下游企业的紧密联系，等等），因此，大企业及其工人往往归属于一级市场，而小企业及其工人往往归属于二级市场。而且，大企业一般提供具有长期合约的工作，小企业一般提供短期合约的工作（在短期劳动合约下，企业能够较快地调整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比率，减少投资风险）。
一级市场以结构性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主体，这种内部劳动力市场通常存在于大企业内部，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市场。劳动者一旦进入这一市场，往往会受到高度的就业保护，免除了来自外部的经常性竞争。而二级市场以开放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为主体，市场内外没有几乎没有任何壁垒与限制，所有的劳动者都可以进入。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高技能的劳动者一旦在一级市场失业，宁肯保持失业状态，也不愿意到二级市场就业。这一现象可以通过信号示意和信号甄别模型来加以解释：因为在哪个市场寻找工作实际上也是可以起到信号示意的作用，厂商有理由相信，宁愿留在一级市场失业也不到二级市场寻找工作的劳动者其生产效率较高，而二级市场的求职者生产效率较低。
在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提出之后，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博桑基特和多林格（Bosanquet＆Doeringer，1973）通过分析英国和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年龄、收入与工作稳定性等变量，验证了英国和美国均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Psacharopoulos（1981）利用英国入户调查数据，以职业等级为标准，将英国的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分别计算出整体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结果表明：无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都与劳动者的收入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和工作年限的收益率要略高于次要劳动力市场。Dickens（1981）通过计算美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发现两者的工资决定机制不尽相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年限与劳动力的收入没有显著性关系。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年限对提高劳动力收入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作年限的作用几乎为零。Ziderman（1986）则使用以色列的调查数据，根据职业等级将劳动力市场分成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分别计出两者的明瑟收益率，结果发现：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对提高劳动者收入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与劳动者的收入却没有显著的关系。其研究结果验证了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确实存在。
3.2.2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相比，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更强，二元性质更为明显。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主要表现为制度性分割、城乡分割、地区分割、职业分割、行业或部门分割的并存，这种状况大大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中大学毕业生的流动成本，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分割还导致毕业生与岗位之间匹配错位的时间比在一般情况下更长。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高等教育过剩的现象。
1.制度性分割及其影响。首先，以户籍制度为主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性分割，这种制度性分割不但影响一般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对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有明显的影响。现行户籍制度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分配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中，一个人的户籍所在地行政等级越高，经济发达程度越高，所能享有的公共资源也就越多，表现在劳动力供给上就是进入各类市场的约束越小（李建民，2002）。户籍制度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由于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的地区直接决定了毕业生的户籍，因此，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地区时，会优先选择东部大城市，其次才考虑东部的中小城市、中西部大城市和中西部中小城市，农村地区一般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户籍制度对人们的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例如，如果没有北京和广州等大城市的户口，就不可能在这些城市进行结婚登记，更无法拿到准生证；即使失业了，也不可能申领最低生活保障；更不可能在这些城市申购经济适用房；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子女也难以进入这些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至少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得到入学机会。不但如此，即使是城市户口，都还存在集体户口与个人口的差异，持集体户口的人与持个人户口的人之间，其待遇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正因为此，那些不能解决城市户口问题的私营企业，往往得不到大学毕业生的青睐，许多学生宁肯延长失业时间，也要找能够解决户口问题的单位。而不少用人单位为了避开户口难题，在招聘的时候则坚持“非本市户口不予考虑”的原则，同样限制了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匹配。
其次，我国存在人事管理制度上的分割。最明显的是，由于主管部门的不同，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划分为“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分别由人事部门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招聘普通工人包括技术工人要去“劳动力市场”，招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则要去“人才市场”，形成了制度上的分割，不但给用人单位增加了额外的招聘费用，而且扭曲了“人才”观念，给求职者打上了“人才”与“劳动力”的标志，进入哪个劳动力市场找寻工作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求职者究竟是“人才”还是“劳动力”。为了不被视为低能力的“劳动力”，大学毕业生一般不会进入被视为低端市场的“劳动力市场”中就业。
此外，这种人事制度下，知识型人才属于干部，而技能型人才属于职工，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同于“干部指标”、“户口指标”。同样是毕业生，技校毕业生的劳动就业问题由劳动部门管理，而大中专毕业生由于属于“干部”系列，由教育厅和人事厅管理。形成了“灰领”与“白领”、“工人”与“干部”的二元分割。这种二元分割，大大强化了工人和干部的界限，也强化了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结构和学历结构，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障碍。这种情况使得大量青年工人宁肯通过成人教育、电大、自学考试等途径获得学历文凭，也不愿意花钱去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大学生不愿意学习技术，毕业后更不愿意从事操作型工作。
2.地区分割及其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仍然较为明显，不但体现在城乡分割上，还体现在城镇之间的分割上。这种分割是由户籍制度、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及其他福利制度共同导致的。拥有农村户口者很难在城市正规部门或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拥有中小城市户口的劳动者很难进入大城市的正规劳动力市场，甚至拥有一个大城市户口且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要进入另一个大城市的正规部门就业，也面临重重障碍。由于制度的限制，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小城镇及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实质上也是分割的，劳动力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
我国的城乡二元分割使得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范围受到很大限制：毕业生通常只愿意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在高等教育迅速扩张的情况下，城市新增就业机会的增长相对缓慢，供需变动的结果是高校毕业生在城市就业越来越困难；但由于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由于户籍制度和住房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毕业生一旦到农村就业就难以回到城市，因而导致一部分毕业生宁愿在城市暂时失业也不愿意在农村就业的现象。毕业生即使在城市“用非所学”，得到的收入也比在农村从事学用结合、层次对应的工作要高，加之城市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发展机会都比在农村好，因而导致一部分毕业生宁愿暂时失业也不在农村就业，从而增加高等学校毕业生失业和低效配置的人数与比例（文东茅，2001）。
我国不同省（市、区）毕业生就业市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割的，毕业生（特别是地方院校毕业生）在不同省（市、区）之间的流动是受到诸多限制。即使在同一省份，许多城镇的政府部门也都制定了一些特殊的就业政策，只允许本地户籍的劳动力在当地就业。在公务员考录当中，这种地区分割尤其明显。这种分割限制了高校毕业生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就业，减少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毕业生失业持续时间，提高了工作搜寻成本。
3.行业、部门（单位）和职业等因素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影响。
首先，从行业角度，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质较为明显。我国各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较大，且工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徐林清，2004，2006），这使得一级劳动力市场和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也越来越明显。以广东省为例，2005年，职工年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水业，为9335元，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位居第二低和第三低，分别为16795元和17031元；职工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达到47971元；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分列第二高和第三高，分别达到42821元和39613元。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相对工资差距达到5.14倍，绝对工资差距达到38636元。全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与广东省类似。尽管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与行业绩效、行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高低有较强的相关性，但一部分行业的垄断经营，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性分隔，是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重要原因。
其次，从部门和所有制角度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分割也极为明显。由大型企业、行政机关和公共部门等正规部门构成了一级劳动力市场，这些部门之外的部门构成了二级劳动力市场（相当于非正规部门，由中小型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组成）。一级劳动力市场在工资、福利、工作环境和工作稳定性等方面，与二级劳动力市场相比，有着明显的综合优势。
垄断行业和政府部门的工资收入远高于其他行业和部门，不少高收入行业或部门形成了明显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且内部人往往采取自我保护政策，在人员招聘上公平性差、透明度低，缺乏竞争性和流动性。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广泛存在，意味着劳动者在初期拥有的任何优势往往会变为其在这个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长期优势。这种状况，不但导致这些部门就业吸纳能力较差，工作流动率低，而且使得毕业生为进入这些部门而费尽周折，动用各种非正式的工作搜寻渠道，甚至不惜放弃其他就业机会，延长失业时间。
最后，从职业角度看，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同样存在十分明显的二元分割现象。例如，企业管理人员、行政官员、专业技术工作者等职业，构成了一级劳动力市场（相当于“白领阶层”），而制造业中的非技术工人或非熟练工人、服务行业的服务员、售货员、洗衣工等职业，构成了二级劳动力市场（相当于“灰领阶层”）。两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福利、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等都存在巨大差距（笔者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通过实证分析证明这一点），大学毕业生会优先选择能够带来更高收益的职业。而且，我国社会对职业存在较严重的歧视现象，从事属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受到尊重，而从事属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则往往得不到足够的尊重，这种世俗的力量必然会加剧青年学生对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偏好。
显然，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明显，由于二者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毕业生会首先选择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而尽量避免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在进行工作搜寻的过程中，会增加摩擦性失业，无法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甚至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选择继续升学。
此外，在我国许多企事业单位，还存在着“新人”与“老人”、新体制与旧体制之间的二元分割，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
总之，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各种明显的分割，导致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差，尤其是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流动率更低。这就意味着毕业生的起薪与终生收入密切相关，由于“起点决定终点”，毕业生宁愿忍受暂时的失业也不愿意降低其保留工资，不愿意委身于二级劳动力市场，这加剧了毕业生的失业。
3.2.3 高等教育的扩张对两级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效应
作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毕业生主要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而较少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同时，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在较长时期内是接近无限供给的，其工资水平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并且不发生变化；随着现代部门的扩张，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二级劳动力市场才会进入到正常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状态。
高等教育的扩张会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上技能型劳动力与非技能型劳动力的结构而改变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当更多的人走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时，这些人的就业被延缓，高等教育将发挥“就业蓄水池”的功能。而且，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大多脱离了二级（次级）劳动力市场，从而就让出了相应的工作岗位。因此，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显然会改变两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状态。
高等教育的扩张会缓解城市地区二级劳动力市场过度拥挤而引发的结构性失业与不充分就业的矛盾，并减缓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的上涨速度。在高等教育扩张之前，DP1为一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曲线，Sp1为一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其初始均衡点为E1，决定了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岗位的数量（L1）和工资率（W1）。二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需求曲线为DS，供给曲线为SS1（平行于横坐标），初始均衡点为E5，决定了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岗位的数量（L5）和工资率（W5）。由于两级劳动力市场是相互分割的，一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不愿意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更无法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如果没有教育扩张带来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当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增加时，必然会引起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的上升（从W1上升到W2）；如果教育扩张增加了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并减少了二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则一级劳动力市场新的均衡点为E3，此时一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率为W3，小于W1，就业则增加到L3.假设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需求不变，而劳动力供给减少到具有弹性的程度，那么，二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将提高到W4的水平。
显然，高等教育扩张对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和就业效应，与一个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及现代部门的增长速度有关：当工业化与现代部门的增长速度较快时，一级劳动力市场吸纳的劳动力会不断扩大，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下降的速度会降低；当工业化和与现代部门的增长速度足够快时，甚至有可能出现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都上升的情形。
笔者认为，作为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当前的情形很可能属于前一种情况，即教育扩张使得劳动力队伍更加知识化和技能化，而知识型、技能型工人的增加，使得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在补充了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对知识型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之外，还相对降低了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工资；而另一方面，教育扩张使较低教育层次的就业人数下降，低技能工人数量减少，使得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减少，反而有可能提高那些技能较低、报酬较低、工作环境较差的工人的工资，这被称为教育对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压缩效应（Ahluwalia，1976）。
如果高等教育的扩张规模过大，扩张速度过快，大大快于经济增长和现代部门的扩张速度，大量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远远超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时，势必对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产生巨大压力，将会提高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甚至出现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的双重过剩。
一种极端情况是，高等教育的扩张使得大部分劳动力都成为高等教育毕业生，由于普通工人的短缺，这会使得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急剧攀升，上升到与传统一级劳动力市场一致的水平上，甚至在短期内超过市场平均工资水平。此时，两级劳动力市场的界限在工资层次上消失。如果一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往下调整的速度过慢，将造成一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大面积失业。
3.2.4 毕业生会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吗
根据信号理论，当存在较明显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形时，即便存在着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受教育者也不会轻易跨入，而会继续寻找较好的工作。从信号传递的角度讲，进入哪级劳动力市场代表着就业者两种不同的能力：高能力者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而低能力者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由于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工作能力较差的，只能按照较低的标准获得工资，因此，为了不被当作低能者，一级劳动力市场上被解雇的工人，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到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
我们假定有生产能力分别为1和2的两种工人L和H。在完全信息下，厂商将按照工人的能力分别付给L和H工资，即L工资为1，H工资为2.而在信息不对称且没有信号示意的情况下，厂商不知道工人能力的差异，只能付给工人相同的工资。而在现实劳动力市场上，厂商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信号来判断工人的能力，对大学毕业生来说，这些信号包括学历、学业成绩、工作经历等。
可以用Y来表示劳动者的经历，假如雇主认为工人过去曾在Y1类企业工作，表示其有较高的生产能力，因为在这类企业或在比这类企业更好的企业工作的工人都是高能力的，而比在其差的企业工作的工人是低能力的。假设工资是工人经历的函数人W=W（Y），雇主的工资决策是：如果Y＞Y1，认为工人是高能力的H类型，支付工资W=2；如果Y＜Y1，认为工人是低能力的，支付工资W=1.
同时，我们假定能力不同的两类劳动力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成本不同，低能力者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用CL=Y表示；而高能力者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成本为CH=Y/2.于是，我们可以在坐标轴上得到各自的工资曲线和成本曲线。横坐标表示工作经历，纵坐标表示工资和成本。工资W是阶梯曲线，在经历水平Y1之前为1，在经历水平Y1之后为2.CL和CH为高能力与低能力工人的信号示意成本曲线。
两种类型的工人都可以选择O或Y1的经历类型，但净收益不同。对L而言，选择0时净收益为OB，选择Y1时，净收益为CD，显然OB＞CD，所以低能力的工人L的理性选择为O。对H而言，选择O时，净收益为OB，而选择Y1时，净收益为AD，显然AD＞OB，所以高能力工人的理性选择是Y1.
可见，高能力者如果在一级市场上被解雇，而他又选择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话，他获得的工资最高不会超过OB。而如果他不到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当他重新回到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时，将重新获得相当于AD的工资。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到一些民营企业或“差单位”工作，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用人单位的工资较低，而更主要的是，他们期望未来能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收入，而如果一开始就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未来的雇主会将他们视为低能力者，而只能继续接受低工资。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性质更为明显，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性与发达国家不同区域市场之间的流动性相比更差，流动成本更高，甚至缺乏流动。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更加难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一旦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便难以再返回主要劳动力市场，这在客观上缩小了劳动者寻找合适工作的空间范围，提高了教育过剩的机率。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为例，次要劳动力市场由于报酬低对他们缺乏吸引力，他们努力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寻找收入较高，待遇丰厚的工作，以实现其进行教育投资时的预期收益。
当然，如果高等教育的扩张速度过快，使得两级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发生重大变化，一部分毕业生也会转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如何理解部分大学毕业生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呢？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现实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成本的存在。这里的机会成本不仅仅指一旦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之后毕业生可能丧失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工资收入，对部分家境贫困的毕业生来说，机会成本很可能是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生活无以为继。在缺少信贷的情况下，这部分毕业生甚至无法支付信息不对称下高昂的工作搜寻成本和起码的生活费用。因此，他们很可能最终被迫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