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战乱频繁，并没有影响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一段时期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中外交流都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在西北陆路上主要以佛教文化为主，各国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等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在汉代开创的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使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
秦汉时期，随着对西北地区的治理和丝绸之路的开辟，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章，为后世中外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政权为了巩固统治、求得发展，大多与外国有一定交往；与此同时，海上及陆路的交通条件也有所改善，因而同样创造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辉煌时代。
东汉以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经历了空前的社会动荡和民族变迁，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文化争奇斗艳、各种文明相互交融，随着北方民族南迁入主中原和沟通中亚各国的西域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交流的频繁，域外文明也乘势向中原地区席卷而来，呈现出一个以宗教文化为主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东、西方的商业贸易也更加频繁。
这一时期，佛教成为了中国与许多外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先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国南北广泛传播，鸠摩罗什、真谛（499～569）等印度、中亚、南亚的僧人来华，并译出许多重要经典。东晋高僧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先驱，也是沿丝绸之路历游了中亚、南亚诸国，又从海路回到国内的第一人。道安（312～385）用中国目录学方法，综理编译佛教经典，提出初步的译经理论。随着佛教的传播，渊源于印度以至犍陀罗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等佛教艺术，自西而东传入，在今新疆、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逐渐与中国传统艺术相融合，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佛教在中国取得一定的发展之后，又从中国向东传入高句丽、百济，再由高句丽传入新罗，由百济传入日本，从而使佛教成为了东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自称秦人、汉人后裔的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入日本，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各项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文作为记录工具，而日本这时开始用汉字表达日语的声音，以后发展成沿用至今的两套假名。除此之外，在海路方面，主要是孙吴致力于海外交通，先后遣使到扶南（今柬埔寨）等地，而南亚僧人也不断携带佛经佛像来到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交流。可见以佛教为纽带的中外文化交流对东亚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北方和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其中突厥、柔然和鲜卑三个民族贡献尤为突出。它们东与中原沟通，西与中亚各国相邻，在沟通黄河流域和域外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鲜卑发源于中国东北，是一个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属东胡系，居于鲜卑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在互相交往与斗争中同化融合趋势渐强，尤其鲜卑族北魏政权在统一中国北部过程中极力吸收中原汉人先进文化，使鲜卑贵族与汉族名门大姓结合。而孝文帝时的一系列改革，使鲜卑人进一步封建化，北魏制度也完全中央集权化。鲜卑再从北方游牧民族逐渐成为中原地区汉化政权的过程中，成为了输入西域文化的一支骨干力量。
继鲜卑之后，柔然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中西交通的干线。柔然是5～6世纪游牧于蒙古高原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辫发左衽，居穹庐毡帐，逐水草畜牧，无文字，以刻木记事。其势力最盛时，北到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达大兴安岭，东南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库莫奚，与契丹为邻，西边远达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柔然于北魏天兴五年（402）建国之后，在西方与中亚的拜占庭和波斯帝国不断战争，在东方则先后与北燕和后秦等相互和亲，赠送马匹，还经过吐谷浑，与南朝的宋、齐、梁通好，在北方则一度成为北魏北面的严重威胁。在时战时和的交流中，柔然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
历史进入6世纪，草原帝国风云变幻，柔然内讧，北魏分裂，而突厥则继之而起。“突厥”意为“最成熟的兴旺之时”，突厥人属于中亚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文字为西方的阿拉米字母拼写，它们开创了古代北方民族创造文字之先河，可见其文明程度之高。突厥人有发达的冶铁技术，但以游牧经济为主。公元552年，突厥打败柔然，建立了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突厥汗国的疆域，“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由于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突厥汗国在整个中亚和东南欧洲的政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在西方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关系密切；而在东亚，它又利用北周和北齐之间的矛盾，时而与北周联合，时而又支持北齐，与北方地区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也成为亚欧大陆上一个重要的交通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