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历时近四百年，这一时期，由割据产生分裂，数十个政权辗转更替，历史过程一波三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战乱不断，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变幻莫测的战争形势、机敏多变的用兵策略等，都在历史上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社会等级结构空前加强，士族门阀制度达到极盛，形成了士庶等级分明的特有生活方式。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交流和融合的大高潮。
黄巾大起义是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它不仅是备受煎熬的民众愤怒情绪的一次大释放，也揭开了割据政权的大混战。黄巾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宦官与权臣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日益公开化，最终酿成了董卓之乱。董卓虽然通过武力在京城拥兵自重，却引来了众多地方割据政权或集团的讨伐……
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奠定了其在黄河北部的基础和地位；赤壁之战，则形成了曹操集团与刘备、孙权两大集团的南北对峙。孙、刘虽联合对付曹操，但二者也是各有所图，历史的车轮于是滑进了英雄人物竞风华的三国时代。
■群雄开始逐鹿之争
中平六年（189）四月，汉灵帝死后，皇宫里照例上演了一幕宦官与外戚争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外戚权贵何进与时任司隶校尉的袁绍联手，并联络凉州军阀董卓，欲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的密谋却被宦官所察觉。此后，先是宦官段等率先下手杀死了何进，接着宫中宦官2000余人又被袁绍所杀。这场激烈的争夺和打杀还没有结束，董卓却率兵3000开进了洛阳，他收并何进旧部，实力很快壮大，开始拥兵擅政。
九月，董卓先废黜了何进所立的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是为献帝。董卓自任太尉兼前将军。此后董卓为所欲为，自任相国，总揽朝纲于一身。与此同时，他又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掳掠财物，奸淫妇女，以致人人惶恐，怨声载道，内外官僚也感觉朝不保夕。由于袁绍、袁术、曹操等人既不满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又对董卓乱政极为反感，所以纷纷离开京师，联络各地拥有实力的官员，准备讨伐董卓。献帝初平元年（190）初，关东州郡共推袁绍为盟主，正式起兵。董卓见关东联军势盛，便挟持献帝退往长安，但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与董卓部将吕布合谋，终于杀掉了董卓。此后虽然董卓旧部进行了大规模报复，但其余党很快又被其他割据势力所消灭。
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地实力集团纷纷借机扩大自己势力，因而此次讨伐战争也为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袁绍虽然被推为盟主，但此前他只辖有渤海一郡，他便利用自己的盟主地位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扩充势力，先后吞并了冀州、幽州、青州等，很快成为了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割据力量。与此同时，曹操的势力也与日俱增，曹操一方面遣使到长安，表示忠于汉朝廷，以此赢得人心；同时在许县（今河南许昌市西）附近开展屯田，聚集粮食，招纳军队，逐渐将据有南阳的袁术逐至淮北，两次进攻徐州，并一度将据有兖州的吕布逐至徐州。兴平二年（195）十月，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此地成为了日后曹操消灭北方割据群雄的势力基础。
■挟天子以令诸侯
袁绍、曹操两大势力的迅速崛起，使北方黄河流域的局势逐渐由多级混战走向了二虎争雄。袁绍虽然领有青、冀、幽、并四州，地广人多，兵强马壮，经济实力也远比曹操强盛，但是曹操却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舆论上占尽了先机。建安元年（196）七月，曹操抵达残破不堪的洛阳，谋臣荀向他提出了三条重要建议：“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曹操深以为是，遂采纳荀的建议，将汉献帝及朝廷百官迁到了自己的根据地许昌，将汉献帝牢牢地置于自己掌握之中。
建安元年（196）九月，曹操以汉献帝名义下诏责备袁绍“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随后又下诏给吕布，称赞其平定董卓之乱的功绩，令其与曹操共辅朝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的确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效果，各地势力较小的割据政权也望风披靡，纷纷归附，曹操聚集了一大批智勇双全的谋士和战将，为他在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战胜袁绍奠定了基础。
一山不容二虎，袁绍与曹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兵刃相向。建安四年（199）六月，袁绍选精兵十万，开始南进，曹操也驻兵官渡，与袁绍形成了对峙。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率大军以黎阳为大本营，曹操也进一步加紧战略部署，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就此开始了。曹操或声东击西，或以退为进，以灵活战术出奇制胜，很快在战争中取得了主动，双方在官渡相持一年多，最后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结束。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曹操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勇气，写下了他军事生涯中辉煌的一页。
官渡之战后不久，袁绍于建安七年（202）因兵败忧郁而死，曹操乘机彻底消灭了袁氏军事集团，让战乱多时的北方地区基本实现了统一。此后，曹操一方面着力整顿北方社会秩序，加快发展社会经济；另一方面重振军备武装，计划着更大范围的征伐战争。
■三国鼎立分天下
官渡之战后，曹操在北方站稳了脚跟，北方地区的相对稳定为他继续南下征战解除了后顾之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与南方割据政权的战争也势在必发了。
曹操虽然在北方战胜了最大的对手袁绍，但南方还有几支强大的割据力量，他们就是占据荆州的刘表、占有江东的孙权以及正在迅速崛起的刘备等。
建安十二年（207）七月，在经过一段时间休整之后，曹操开始南下攻打刘表，但是刘表却在此时病死，刘表集团就四分五裂，很快瓦解。刘表的次子刘琮嗣位，他在部下的劝说下投降了曹操，其他部众则多数追随了刘备。
刘备派诸葛亮随同前来荆州探察局势的孙权部下鲁肃前往江东，与孙权商讨抗曹大计，达成了孙刘联合抗击曹操的协定。
此时，曹操大军在到达江陵之后也停止南下，转而由水路东进，而孙刘联军则由樊口、夏口溯流而上。两军于赤壁相遇，一场激烈的战争就此开始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曹操军队因长居于北方而不习水战，并且军队中瘟疫流行，因而士气大减；而孙刘联军不仅占有地理优势，而且军事谋士群英荟萃，战术精妙而指挥得当，因而孙刘联军最终以少胜多战胜了曹操。
曹操虽然败北，但是他也占据了军事重镇襄樊，并非一无所获；孙权因占有了荆州东部等地而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刘备则获益尤多，因为此战也奠定了他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和基础，其后天下三分而刘备居其一。可以说，赤壁一战，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也逐渐呈现出了三个各有千秋的画面。
■曹操开创魏国霸业
赤壁之败挫败了曹操南下的锐气，他深知此时尚难以战胜强大起来的刘备与颇有实力的孙权集团，于是决定退而求其次，先在北方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他以征讨张鲁政权为名，首先把兵锋指向了对他若即若离、拥兵自重的汉将马超、韩遂等，于建安十六年（211）基本上平定了关中。接下来，曹操又于建安十八年（213）再次南下攻打孙权，无奈没有收获，因此他又把目标瞄准了汉中张鲁政权，使张鲁政权归降了自己。
曹操在四处征伐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对汉献帝的控制和自己的权势，逐渐使汉政权在实质上成为了曹魏政权。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死在洛阳，同年十月，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而登基称帝，建立了魏国，并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从而正式结束了东汉政权，昭示了三国时代的正式开始。
曹魏率先建国而取代汉政权，并开创北方地区的霸业而称雄中原，与曹操的雄才大略有很大关系。曹操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任，惟才是举，在用人上奉行“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因而团结了一大批俊杰，这些人才不仅对他在北方的崛起和建立霸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其后魏国九品中正制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九品中正制作为魏晋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对魏晋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曹操势力得以不断壮大，也离不开他在经济上的重要措施，规模庞大的屯田不仅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也使北方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饱尝战乱之苦的人民生活得以安定。除屯田之外，曹操还调整租调制度，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所有这些，既为北方地区的统一和魏国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使魏国能在三国中占有相对优势。
■刘备建蜀汉
刘备是赤壁之战的大赢家。曹操败走后，刘备分兵取得了荆州长江以南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市）、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市）、桂阳（治今湖南郴县）、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四郡，并在不久之后自领荆州牧，从此站住了脚跟。但是从战略形式上来看，在东部，孙权虽然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示友好，但同时也阻挡刘备势力的东进；北方的关中和汉中地区也是曹操夺取的重要目标，因此刘备集团把目标瞄准了西南益州。
益州包括今四川全部和云贵大部分地区，也是诸葛亮向刘备提议的可图长久之计的地方。益州本是刘焉的根据地，刘焉死后由其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刘备巧妙地利用了刘璋集团与曹操政权的矛盾，赢得了刘璋的信任，并借机笼络益州部众，最终于建安十九年（214）六月使刘璋投降自己，取得了益州地区，并迅速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夺取益州之后，刘备又迅速北上攻打本为益州一郡的汉中，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地区。但收之桑榆而失之东隅，刘备虽全据益州，荆州却被孙权乘机夺走。不过从长远战略上来看，汉中作为益州门户，对整个益州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汉中的取得使刘备占据了益州全部，为以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之后，诸葛亮等人也以继承汉统为由劝请刘备称帝，于是刘备也于魏国建立的第二年（221）四月正式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蜀汉。刘备称帝之后第二年便开始东征，意欲攻打孙权，但是由于指挥不当而遭受重大损失。刘备也因忧愤一病不起，终于在蜀汉章武三年（223）四月病死于白帝城（四川奉节县），临终前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
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是为后主。刘禅庸碌无为，不谙政务，因此国家政务事无巨细均由诸葛亮决断。诸葛亮分析形势，决定先与孙吴恢复友好关系，因此他立即派邓芝前去谈判，最终再度与孙吴结盟。外交上的成功使蜀国摆脱了东面受敌的不利局面，为进一步整治内政提供了方便。在国内，蜀国虽然立足西南，但国小民弱，处境艰难。为此，诸葛亮一方面努力发展经济，以壮大经济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则着手解决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诸葛亮对他们剿抚并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七纵七擒降服孟获之举传为历史佳话。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蜀汉边疆的稳定，增强了蜀汉国力，也促进了西南落后地区的开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孙权江东立国
孙权18岁时其兄孙策被人刺杀，孙策临终前留下了“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的遗言，孙权从此代兄统众，谨遵教诲，在战乱纷争的多变时代牢守着江东基业，并不失时机地图谋发展。赤壁之战时孙权只有26岁，但他已经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突出才干。随着战争的胜利，孙权的势力得以进一步向西拓展，使孙权立基江东而西望楚荆，江南大部分便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下。
赤壁之战虽然使交战三方各有所得，但在战后，又围绕荆州的控制权而开展了激烈的争夺战。因为荆州不仅对刘备进取关中和孙权保守江东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是孙、刘政权阻止曹军南下的战略要冲。为此，孙、刘双方还为争夺荆州大动干戈，一波三折地上演了刘备“借”荆州，最终孙权又夺回荆州的拉锯战。虽然荆州最终被孙权全部控制，但此时刘备也已经拥有了益州和汉中，在西南确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
孙权在与刘备争夺荆州时，称藩于曹魏，因此曹魏曾于黄初二年（221）封他为吴王。第二年，孙权大败刘备军队，占据了荆州，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孙权便也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国号为吴，年号黄武，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孙权在建立吴国以后，继续施行了一些发展社会生产、稳固和开拓边疆等重大举措，使吴国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首先，为了维护边疆安定和社会稳定，孙权先后征讨了吴郡、会稽、建业等地的山越人以及荆州的蛮族、交州的夷人等，不仅使他们归降于孙吴，而且在这些地方设置郡县、发展生产，对这些地区的开发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次，孙权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大规模屯田，兴建水利工程，使社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此外，孙吴政权还利用临海的自然条件发展贸易交通，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孙吴的万人船队还曾到达夷洲，即今台湾，这是大陆与台湾联系的最早记录，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