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有一句“恬笔伦纸”，蒙恬造笔和蔡伦造纸从此得到普遍承认，秦始皇的将军和东汉时的太监从此登上了文化名人的宝座。《千字文》成书于宋，其实宋时便有位马永成著了部笔记《懒真子》，对此提出了质疑：“蒙恬造笔，然则古无笔乎？”
这一问问得好。本来嘛，蒙恬是秦时人，如果笔到秦时才造出来，秦以前经史百家的文字又怎能书之竹帛，流传至秦，焚都焚不尽呢？
《懒真子》还举出了不少先秦有笔的证据，如《尔雅》曰“不律谓之笔”，《曲礼》曰“史载笔”，孔子“绝笔于获麟”，庄子描写“舐笔和墨”……结论是“古非无笔”，毛笔非蒙恬所造。这当然是有说服力的；但接下去又说，蒙恬虽然不是笔的发明人，用兔毛制笔却是从蒙恬开始的，理由便是“《毛颖传》备载之”。拿寓言小说里的话作证，这就明显不对了。
蔡伦造纸之说出于《后汉书》，其实《后汉书》也只不过说，蔡伦由小黄门（小太监）做到尚方令（总管太监）后，监督管理过宫中应用器物（包括纸）的制造事务。所云“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者，只能是专业造纸的工匠，决不可能是自幼即被阉割如今身居高位的蔡伦。事实不过是由蔡伦呈进的一批纸张特别好，“帝善其能”，予以奖励，“蔡侯纸”就这样出了名。
至于蒙恬造笔，根本就于史无据。《史记》历述蒙氏三世为秦将，始皇命恬破齐国，逐戎狄，筑长城，修驰道，都言之凿凿，而无一语言及造笔，只说“恬尝书狱典文字”，不过是少年时的一种历练。而秦法繁苛，书狱者众，难道都得等这位将门之子造出笔再来“书”么？
蒙恬后五百年，张华写《博物志》，才说“蒙恬造笔”，但《志》中其他内容，如“五月五日埋蜻蜓头于西向户下，埋至三日不腐，则化为青真珠”之类，多均不可信。但因为蒙恬是名人，蔡伦也是名人（太监中名人不少，赵高、郑和、刘瑾、魏忠贤、李莲英皆是也），后人便将笔和纸的发明权归之于他们，此皆“名人效应”，去事实甚远。
《懒真子》不信蒙恬后五百年张华的《博物志》，坚持说“古非无笔”，却信蒙恬后一千年韩愈的《毛颖传》。但《毛颖传》压根就是一篇寓言体的游戏文章，“毛颖”就是一只毛笔头。文章假托秦始皇命蒙恬伐楚，军过中山（历史上并无其事，只因中山之地多兔，兔毛制笔，故如此写），“围毛氏之族，拔其毫，载颖而归，献俘于章毫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聚而束缚”意思便是扎紧兔毛制成笔头）。始皇遂封颖为管城子，命其掌书记，常侍左右，呼为中书君。后颖年老发秃，始皇嬉笑曰：“吾尝谓君中书君，而今不中书耶？”此即是戏语：你头上没了毛，写不出好字了。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大名人，《毛颖传》亦是好作品，此文一出，“管城子”和“中书君”便成了毛笔的别名直至如今。但游戏文章毕竟不能充历史文献，《懒真子》作者却奉假为真，对之五体投地，居然将《毛颖传》“备载”的当成史实，自己原有的一点质疑精神完全缴了械。
民智未开之时，群众惯于吹捧名人，膜拜偶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他们，总希望为他们“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人间的业绩也总往他们名下挂。小炉匠奉太上老君为行业神，戏班子尊唐明皇作祖师爷，看似荒唐，其实无非是典籍中黄帝造舟车、神农作耒耜的通俗化，二者并无高下之分，都不过是偶像制造和膜拜的表现罢了。
轮车、舟楫和锄犁，都是追求文明进步的多少代人不断创改的成果，根本不可能是某个伟大人物灵机一动“造”出来的，笔和纸也一样，决不会是谁和谁的发明。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木椁墓中发现的毛笔，杆用竹管，一寸多长的笔头全用兔毫，西汉时的麻纸近年来也多次在考古发掘中出土，都是蒙恬和蔡伦之前的制成品，是否定“恬笔伦纸”的铁证。
话虽如此说，但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膜拜偶像上了瘾也难得戒除。如果有人硬要相信“恬笔伦纸”，正如硬要相信三宝太监用木头造得出比航空母舰还大的船，比哥伦布还先发现美洲，也只能由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