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10日，第二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省政协文史委选派了2人参加，并携带了《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三年工作汇报》和对《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修订意见，在会上交流了体会：一是把突出政治，坚持政治挂帅，作为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是明确稿件质量与数量、重点组稿与一般组稿、资料与选辑的正确关系；三是克服组搞工作不深入和等稿上门的工作作风。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省政协文史委在第二次全国政协文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被当成了“靶子”，说什么“甘肃存在着旧史观”，“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在文史资料工作中的反映”。
省政协从1960年开始征集文史资料，截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已征集到各类文史资料1500余件，约800余万字，撰稿人数达到450余人。其中选送全国政协文史委30余篇，约25万余字，涉及撰稿人20余人。不仅发挥了为近代史研究积累资料的作用，而且达到了以文会友，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目的，成绩是很大的。例如，甘肃征集到的清末陕甘回民起义、河湟事变、辛亥革命、地方军阀割据等，都是比较可贵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从1962年到1965年，还编辑出版了《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至第5辑，刊载有关甘肃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史料113篇，76万字。当时，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史资料专刊出版发行后，很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而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政协文史资料却被诬为“大毒草”。
许多写了文史资料的有社会阅历的老人和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人员，被诬蔑为“替牛鬼蛇神涂脂抹粉”，是“美化旧社会、美化统治阶级”，横遭打击迫害。
“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含辛茹苦地征集和整理过这些文史资料的工作人员，深知已征集到手的文史资料，是失而难得的无价之宝，是以后研究甘肃近百年乡土历史不可再生的见证，为了使其不致失落，他们在原先分类编目的基础上，加班加点，抢时间装订成册，送往省档案馆进行了封存。但是后来，省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人员，有的却因此遭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有的被下放劳动，或者被遣送回乡。
§§§第三节第四届省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
一、恢复工作
“文化大革命”后，被迫中断了10多年的各级政协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陆续恢复和建立起来。
1977年12月，省政协恢复工作后，根据全国政协第五届会议章程第十六条中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规定，以及省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决议，决定恢复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继续开展文史资料工作。1979年2月，经省政协四届三次常务委员会议通过，正式成立了第四届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共有文史委员43人。委员会以下分设革命史、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科技文教、经济、社会6个业务小组，文史委员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参加各组的活动。同时，建立了文史资料办公室，开展征集、编审、出版业务，并处理日常行政有关事务。继而，逐步健全了工作机构，配备了工作人员，制订出工作简则，拟定出征稿选题，筹备《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的复刊。
当时，文史资料办公室有工作人员11人，其中文史专员5人，年纪最大者已过70岁。
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启动工作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文化大革命”前6年征集的文史资料。他们几经努力，终于从省档案馆把资料取了回来，检查后，800多万字的文史资料，除有少量丢失外，大部分幸存。
二、广征博采
这届文史委仍将征集史料作为第一位的工作来抓。在分配一部分力量整理核对“文化大革命”前征集到手的稿件的同时，继续集中力量进行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按照全国政协文史委提出的“广征博采”原则，拟订了征集提纲，继续扩大稿源。并在广征博采中突出重点，在重点征集中抓紧抢救，将抢救任务和抢救对象落实到人，不使人亡史佚。有些领导工作繁忙没时间写作，或因年老多病，无法执笔，就请他们口述，由文史资料工作人员记录，整理成文后，再请他们审改补充和签字认可。抢救魏绍武、刘永培、陈桂云、严树棠、马丕烈等人亲身经历的史料时，魏已经是96岁高龄的老人，经历了清末、北洋、民国3个时代，是甘肃历史的权威见证人，但是他长期抱病卧床，行动不便，征集时采用请他口述的方法。老人记忆力很好，忆述较详，因此记录整理出了《辛亥革命至国民军入甘前后大事记》和《我的一生经历及见闻》两篇史料，共约5万余字。
在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组稿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到1982年底，已征集到近、现代史和革命史资料1527篇，470余万字。由于四届政协委员中增加了许多中共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因而征集文史资料同“文化大革命”前比较有了新的变化。过去征集的文史资料内容，基本上是属于“敌”和“友”两个阵营的，现在则增加了“我”方的文史资料，亦即革命史资料。4年中，共征集到革命史资料366篇、200多万字，占新征集史料的45%。
三、《选辑》复刊
省政协四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中共甘肃省委批准《甘肃文史资料选辑》复刊。当时兼任文史委主任的前后两任副主席李克如、陆为公，他们不顾耄耋之年，亲自赴京、陕和陇东等地征集稿件。1979年4月，省政协文史委从第6辑起恢复出版。其后的4年，又陆续出11辑（6—16辑），共165万字，发行47000余册，出版期数和印刷数，均较“文化大革命”前有较大的增加。《选辑》的各辑内容，也较以前更为丰富和多样，集中反映了甘肃近百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及有关历史人物。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复刊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茅盾）为之题写的书名，由此，从内容到形式都面目一新，颇受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文史爱好者的关注。
1980年12月第三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召开时，甘肃带到会议的文史资料是第6至第8辑，在30个省（区）市评比中，甘肃征集工作排列第11名、出版恢复工作排列第10名。第三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会议提出了“广征博采，重点征集，抓紧抢救”的工作方针。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各族各界人士明确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极大地调动了积极性，主管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各级领导，也敢于大胆放手地开展工作。副主席和常委中的不少人，带头撰写文史资料稿件，许多具有“三亲”经历的老人，消除了余悸，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秉笔直书，写下了自己所经历的历史事件。
四、积极发掘
甘肃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着44个少数民族。近百年来，他们历经清王朝、北洋政府、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人民大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饱受剥削和压迫之苦，兼之自然灾害频繁，兵燹战乱不断，因而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民俗和民族关系的史料很丰富。省政协文史委恢复工作以后，在拟定的征集甘肃近现代历史资料的计划时，把征集少数民族史料，列为重点征集内容。其中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省政协四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采取了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动员历史当事人共同回忆，进行澄清。
1943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剥削，横征暴敛，激起了甘肃南部20余县的汉、回、藏、东乡等族人民的反抗，爆发了震撼西北的农民暴动，影响很大。长期以来，对这次农民暴动的性质和对一些首领人物的评价，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对这次暴动中有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也是众说纷纭。省政协文史委从1980年起，陆续征集了有关这方面文史资料100余篇。但因争议较大，一直未能在《甘肃文史资料选辑》发表。为此，派人走访了当年爆发事变的地区，访问还健在的当年亲身经历了这一事件的老人，订正核实了一些已征集到的史料。重要的一次核实工作，是根据中共甘肃省委的指示，由省政协主席杨植霖、副主席王世杰主持，由文史委负责组织筹办，于1981年9月11日至23日，邀请20世纪40年代中共甘肃工委和陇右地下工委负责人孙作宾、陈致中、吴鸿宾、罗扬实、牙含章、任谦等，以及尚健在的当年农民暴动的领导人毛得功、马继祖、杨友柏、吴健威、王效忠等共20余人，在兰州举行了座谈会。会议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通过讨论，理清了这次农民起义的基本史实，并产生了《会议纪要》。由于对这次起义的性质作了肯定，并对一些具体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加之中共甘肃省委对《会议纪要》的批转，弄清了历史真相，有力地起到了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作用。有关这次会议文件副本，以及在会上发言的45盒录音带，至今仍同100余份文史资料稿件一起，保存在省政协文史办公室。
§§§第四节第五届省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一、贯彻第四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
1983年4月，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根据第四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
提名由省政协副主席蒋云台等9人组成省政协第五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年蒋云台去世后，省政协副主席贡唐仓·丹贝旺旭兼任主任。
委员都是对甘肃近、现代历史较熟悉的老人，在文史资料工作中能够发挥所长，能经常参加会议，有的还参与文史资料的征集组稿和研究编审，使新一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为一个发挥委员所长的业务领导班子。
1983年10月26日，省政协第五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扩大），传达贯彻政协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和邓颖超主席的讲话，安排部署了甘肃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省政协主席黄罗斌在会上讲话，勉励大家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再接再厉，努力开创甘肃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新局面。指出：文史资料工作的爱国主义，要体现在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上，这是人民政协的特点。要通过组织广大爱国人士撰写文史资料，团结广大党外朋友，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文史资料，就是帮助人们了解旧中国的一面镜子。甘肃文史资料反映了在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下全省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民生凋敝，教育、文化、经济落后的事实，这些史料可以激发人们奋发图强，努力去改变甘肃面貌。
会后，省政协五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出版了近现代在甘肃有过贡献的历史人物，如宣侠父、谢觉哉、刘志丹、谢子长、张一悟、王孝锡、邓宝珊、马鸿宾、黄正清、杨积庆、刘尔火斤、任其昌、魏绍武等人的有关史料，同时又整理出版了国民党时期在甘肃的统治者和地方军事集团重要人物如朱绍良、谷正伦、郭寄峤、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等人物的有关史料，以及马占骜鱼、马廷贤、马仲英等人的史料，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介绍了他们在甘肃的所作所为，这是发扬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体现，因而受到了甘肃各界人士的好评。
有些侨居外国或台、港、澳的甘肃籍人士和他们的后代，曾通过在国内的亲友设法觅寻《甘肃文史资料选辑》。他们看到文史资料上介绍了有关他们父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充任军政人员的历史，都认为资料正确客观地把握了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省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谢老在兰州》专题文史资料选辑后，因第7辑中有谢老夫人王定国撰写的《怀念高金城烈士》一文，高金城在美国的子女知悉后，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寻找《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一书，想从中了解他们父辈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事迹。马鸿逵在台湾的亲属听说甘肃出版了马鸿逵的专题史料，主动寄来了他们在香港出版的《马少云回忆录》（马少云为马鸿逵字），要求交换史料。
二、向专题化、系列化发展
文史资料作为乡土历史教材，是一般历史教科书所不能代替的。198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甘肃视察时，向甘肃人民提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号召，省政协文史委立即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甘肃自然灾害史料“活页资料”12期，赠送省、地县领导机关和农、林、水、牧等有关单位和部门参考。1984年，又出版了《甘肃历代自然灾害史料专辑》（《甘肃文史资料选辑》序列第20辑），成为对1979年出版的《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第10辑）的补充，为研究甘肃近百年来的自然灾害和形成的原因，提供了简明扼要的索引式的材料。这两个专辑的整理出版，也是甘肃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转向专题化和系列化的开端。受到了甘肃史学界和地方志工作者以及一些专业部门的关注。
三、征集出版专集，修订重版《选辑》
为了使甘肃的文史资料朝着专题化、系列化方向发展，省政协文史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甘肃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史料加紧进行了征稿组稿尝试。同时采取出版专辑的方式，把征集的稿件集中使用，尽量以较完整的史料奉献给读者。例如辛亥革命史料（《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马鸿逵史料（“选辑”第16辑）、马鸿宾史料（“选辑”第21辑）、马仲英史料（“选辑”第24辑）、抗日战争时期甘肃有关史料（“选辑”第25辑）、新中国成立前甘肃水利、交通、邮电、驼商、驿运史料（“选辑”第26辑）、历史学家耆宿顾颉刚教授和王树民教授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甘肃、青海考察时的日记《甘青闻见记》（“选辑”第28辑）、《黄正清与五世嘉木样》（“选辑”第30辑）、甘肃民族宗教史料（“选辑”第31辑）等都是专题性的史料选辑。此外，有关陇东老区革命史料、新中国成立前甘肃的工商经济、地方戏曲、文化教育、新闻事业以及特务、会道门、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史料，也在各辑《甘肃文史资料选辑》中分别有所侧重地编辑出版，为研究甘肃近现代历史提供了方便。
省政协五届文史委还根据读者的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前编印的第1至第5辑《甘肃文史资料选辑》，进行了修订重版，剔除某些史料中“左”的痕迹，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这些文史资料出版物，由于是当代人写当代事，是历史见证人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实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更为各界人士所欢迎。
四、召开第一次全省文史资料工作会议
